作者：欽俊德 二人同為秀州中學院士校友。
周廷衝同志和我是三十年代在嘉興秀州中學的同班同學。1996年10月他因心臟病不幸逝世，使我失去了一位知心好友，非常傷心。我們相識六十多年，友誼非同一般。回顧在嘉興、在上海和在北京三個階設中，他作為同學、摯友、科學家，有多少往事使我難以忘懷，對他緬懷不已。
高中同學
我是在1932年考入嘉興秀州高中一年級的。我們這一級人數較多，在高一時共有六十多人。他是在秀州中學唸完初中後升入高中的。在高一時我們的宿舍是一個大通間， 住三十來個人，我和他臨近睡在新買的雙層鐵床上。高二以後便四人住一個房間;我們從高二下學期起便同住在一個房間，直到高中畢業。在這個階段我們朝夕相處。記得學校規定晚上十時熄燈，在九時三刻便打預備鈴。他常在打預備鈴後站到窗前，向外朗讀英語課文。那時我們沒有音樂課，不過他很喜愛哼唱歌曲。前幾年我看《城南遺事》電影，覺得它的主題歌頗為熟悉。葛然想起是在秀州中學和周廷衝住一起時常聽他唱的曲調，感到很親切喜愛。
秀州中學有良好的校風，學生都很用功，教師們認真教課。我們在宿舍自習時談論的中心般是關於課程和教師.周廷衝是一位很有識辨能力和主見的同學，對教師講課和書本內容都經思考判斷，時而顯露批評的態度。我們有一位教歷史的教師愛好鑽研歷史，自編講義，內容較為冗繁。廷衝有一次懷疑這樣的教材是否符合當時教育部的規定。
秀州中學原為美國人辦的教會學校，在我們三年高中期間有幾次佈道會，由上海來的幾位有名牧師來校傳教。這些牧師很有口才，在講臺上講得娓娓動聽。同學們全去聽講，很多人感動了，也有成為教徒的。我在私下問廷衝有關信教的想法，他堅定地搖頭否定;但他並不藐視或阻攔別人去信教，可見他很有見地，而又心胸豁達。
那時我們年青，精力充沛，同房間的同學難免要動手打打鬧鬧。記得有一次我們兩人打鬧得很厲害，幾乎動起真格來，又是熱天，大家紅著臉。我猛一下把他汗背心的肩帶拉斷，我以為這一下他真要生氣了，趕快坐床沿上看著他。那知他很剋制，不但不再動手，也不計較汗背心被撕破，反而息下來五六分鐘，從書桌抽斗拿出兩個餅，送給我一個，另一個自己吃起來，使我感到十分慚愧，也十分佩服他的剋制和友愛精神，便主動向他道歉，深深受了他的感染。
抗戰時期在上海
我們這一班在1935年夏天畢業，同班有好幾位同學在當年考入上海醫學院讀醫。我在次年考進蘇州東吳大學生物系。1937年7月7日蘆溝橋事件發生，8月13日日軍在上海發動戰爭;因蘇州接近前線，東吳大學遷至湖州上課。後因戰爭吃緊，只好解散，到1938年又在上海覆校。我在那年夏天到上海繼續讀書。周廷沖和其他幾位同學在上海醫學院上學，滬戰期間沒有中斷，於是這個時期我們有機會在上海會面。秀州中學有一個很好的校友會組織，在上海的校友很多，有時開校友會並聚餐，我們同班同學常有十多個人參加。在老同學敘舊漫談時記得周廷衝很活躍，常帶頭暢談他們學習的課程內容和醫學知識，表露出對獻身醫學事業的自豪感。這使我很羨慕，甚至後悔當時沒有和他們一起去學醫。他畢業後去重慶工作，我考入了燕京大學研究院。以後，我們先後考取前教育部的公費留學，雖都先去歐洲，然後到美國，但沒有聯繫。
北京重逢以後
我在1951年回國後即來北京在中國科學院參加工作。周廷衝比我早一年回國，參加醫學機械工作，1958年來到北京。我們在60年代初常見面敘敘舊，有時一起去頤和園等地遊覽，以後由於政治運動，見面機會很少。有一次我收到他送的一隻小盒，裡面裝著海灘上貝光粘貼成的小動物等玩意。才知道他因心臟病去遼寧某地海邊療養，利用空閒親手製作的工藝品，專誠帶回送給我這個老同學的，使我十分感動。十年動亂結束後我們又常有機會見面，並在一起參加會議:如1982年的紀念達爾文逝世一百週年學術討論會，我們便在科學會堂同住一個房間。他學生化藥理，我學昆蟲生理，粗看起來學科不同，兩人的專業興趣差距必然很大。但涉及動物神經系統生理生化方面便有很接近的領域。他也很有興趣用昆蟲作為研究材料，如利用家蠶通過遺傳工程來生產醫用幹攏素等。我們常談論協作問題，終於他後來擔任中國科學院動物研究所國家生物膜和膜工程開放實驗室學術委員會主任，對我所科學研究作出貢獻。近年來他因身體欠佳行走不便，但當我每次到他家去時他總是早早到太平路的大門口迎接。在中國科學院院士大會開會期間，我常到他臥室閒談，從科學研究、政治運動到人際關係等，推心置腹，幾乎無話不談。最後一次是在96年4月的院士大會期間，在他臥室裡他還滿腔熱情談到對提高科研工作的看法和設想，但因自己的身體健康日益衰退，流露出一些感傷的情緒，不幸他當時的話很快成為箴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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