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時代的學習內容有明確的規定，《周禮·保氏》：“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書，六曰九數。”官學要求學生掌握禮、樂、射、御、書、數六種基本才能，即“六藝”，構成了周朝的貴族教育體系。
學習的內容決定了將學習者培養成為什麼樣的人。除了學習“六藝”，孔子自己學習和教育弟子又有新的內容，後人總結為“孔門四科”。
關於“孔門四科”，有兩種說法。一種是“四科”為文、行、忠、信，根據《論語·述而》“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另一種，更多的後世學者將德行、言語、政事、文學，視為“孔門四科”，根據是《論語•先進》“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其實，二者並不衝突，是一致的。文就是文學，行就是德行，忠與政事有關，信其中就要求言而有信。
文，主要指各種文獻知識。孔子說：“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論語·雍也》）君子廣泛地學習古代的文化典籍，又用禮來約束自己，就不會離經叛道了。強調了學文的重要性，學文是遵紀守法的條件之一，良好的道德是守規矩的重要基礎，而個人的道德修養要有文化底蘊作支撐。禮是文的重要內容，守禮就要學禮知禮懂禮，然後用禮來約束自己的行為，做一個遵紀守法的好公民。
行，主要指道德實踐。孔子重視文 ，但更重視行。書本知識只是學習的一部分，而不是人生學習的全部，人不僅要學習書本知識，還要通過實踐獲得和體悟知識，並且後者比前者更重要。“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則以學文。”（《論語·學而》）在孔子看來，行動是第一位的，學習知識是第二位的，文化知識只有落實於道德實踐，才真正起到了作用，做到知與行的結合。“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論語·學而》）一個人做人做得很到位，就是最好的學習。曾子在自省時的內容之一就是“傳不習乎”，每天要反省一下老師教給他的做人道理是不是落實到行動上去了，是否學得到位。
忠，忠誠。朱熹解釋，盡己之謂忠，就是做事時要全力以赴，盡心盡力地做好本職工作。從政，首先要忠，為國家、為人民效力，在古代要忠於國君，這是從政的前提。孔子說：“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論語·八佾》）作臣子的要對國君忠心耿耿，沒有二心，能夠盡到自己的職責，做到自己該做的事，這就是忠。孔子評價令尹子文為“忠”，就是因這他“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不因起落而影響國家政事。
孔子培養的是政治人才，學習政事是不可缺少的內容，《論語》的第二篇談的就是怎樣為政的，在其它篇章中，孔子也回答了當權者為政和弟子從政的問題，有的雖然沒有直接談到為政，最終的落腳點還是為弟子從政服務的。忠與政事有聯繫，但不是政事的全部。忠是一種道德品格，政事要涉及國家治理的方方面面。
信，誠信。它主要是對言而說的，即“言而有信”，說話信實。信是人與人交往的基礎，通過信建立起自我與社會、與他人的積極聯繫，對於從政者尤其重要。孔子認為，信是從政者受到重用的條件。《論語.陽貨》：“信則人任焉。”一個人所學的“文”，通過“行”的實踐和“忠”的體現，表現做人的特質，得到了人們的認可和上級的賞識，從而得以重用，即“信”則“任”。
信是人立足社會、成就自我的基礎。孔子：“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遜）以出之，信以成之。”（《衛靈公》）君子品格的養成，有了義、禮、遜作鋪墊，最後靠信來完成。得到重用，就有展示才能的平臺，才能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張，從而實現個人價值。
從“言而有信”的角度說，言與信相關，這也就品德上來說，畢竟言不是信。語言科，更注重的是表達能力。不管推行政治主張，還是出使他國進行外交，語言在孔子時代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學習語言必不可缺少。
“孔門四科”看是四科，實際就是兩科，一是學知識，即學文，政事和語言也屬於知識的範圍；二是學做人，即德行，忠和信是德行的外在表現，體現了德行。相對於學習知識，最重要的是學做人是第一位的，通過學聖賢的大道，覺悟人生的大道，從而不糊塗地過一生。學做人要反覆實踐，直至融入自己的行動中去，成為一種自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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