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南宋趙升《朝野類要》記載：

“翰林學士官，謂之內製，掌王言大制浩、詔令、赦文之類。中書舍人謂之外製，亦掌王言凡浩詞之類。”

翰林學士起始於唐代，歷唐末、五代不斷演變發展，到北宋前期翰林學士的供職機構便已成熟設置，在古代的政治生活中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

那麼有宋一朝存在的翰林學士，究竟是一個怎樣的群體呢？

（一）、北宋翰林學士工作之日常

“翰”，根據《說文解字》其解釋為“天雞赤羽也”。翰林之名，最早出現於西漢。不過在當時“翰林”一詞只泛指有學識的人，而並非官名。到了玄宗時期：

因此“翰林學士”一稱最早開始於玄宗時期。只不過唐朝時期的翰林學士尚無正式的隸屬機構，也不屬於國家編制之內，屬於差遣性質。唐朝的翰林學士自產生之初，便以掌書詔和備顧問為基本職責，伴隨專制皇權的發展，翰林學士的職權也在不斷擴大。到了北宋時期，相比唐、五代，又有了新的變化和發展。

按《宋史·職官志》記載翰林學士職掌“掌制、浩、詔、令撰述之事……凡宮禁所用文詞皆掌之。乘輿行幸，則侍從以備顧問，有獻納則請對。”

由此可知，宋代的翰林學士其日常工作仍然是：以草擬詔令、備顧問獻策為主。看上去更像我們現在所說的秘書一職，感覺權利不是很大，但是如果你這麼想那就大錯特錯了！

其實宋代的翰林學士在真正的實際操作中權利是很大的，他們不僅可以推舉官員、差遣他職、同時還可以制禮作樂、編纂典籍等等，可以說滲透到了宋代政治文化中的諸多方面。

這段記載簡要地概述了宋代翰林學士草擬詔令的職責內容和形式。事實上，在北宋前期時有變化和發展。翰林學士草擬詔令的具體過程大致如下：

翰林學士在日常生活中，除了行使草詔權的同時，顧問議政也是其十分重要的職責之一。翰林學士設立初其目的就是充當皇帝身旁的顧問，不過在一開始，翰林學士在宋朝是不被受重視的，這是由於太祖皇帝出身軍旅的原因，所以對當時的文人不太看重。然而隨著翰林學士們出謀獻策為太祖解決了各種問題以後，對儒臣看法逐漸改變。尤其在後來翰林學士在面對官制、儀制諸多問題時，可以從容應答並解決問題的行為。使得太祖深感佩服，感慨“宰相須用讀書人。”

除了顧問議政以外，選拔人才是翰林學士又一個十分重要的工作。眾所周知，對於一個國家來說，人才的選拔直接關乎興衰成敗。自唐開元二十四年始便有禮部知貢舉，並且在有宋一代，翰林學士不僅知貢舉，還要為朝廷推薦有能力的官員並且定期進行考核。

《宋史·選舉志六》載，建隆三年，宋太祖下詔“常參官及翰林學士，舉堪充幕職、令、錄者各一人，條析其實，毋以親為避。”

自此，三朝皇帝經常令翰林學士薦舉官員。並且這些翰林學士需要定期對所舉薦的士人進行考核。除此之外，由於北宋推行“重文輕武”政策。宋初統治者認識到“王者雖以武功克定，終須用文德致治。”除編纂典籍外，帝王大臣經常吟詩作賦，附庸風雅，翰林學士在其中便承擔著重要角色。

總之，翰林學士對北宋前期的政治和文化建設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無論在建設國家上，還是傳承文化，都以有職又有權的姿態立足北宋前期的歷史舞臺上。從側面來看，正是翰林學士職權的複雜多變，頻繁兼任其他官務的現象，應證出宋代職官“官與職殊,名與實分”的特點。

（二）、北宋前期翰林學士的選拔

從上面的介紹中，我們已經瞭解到宋代的翰林學士，其權利已經很大，滲透到了宋代政治文化的諸多方面，且對北宋前期的政治文化建設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因此對於這一批重要人物的選拔，就顯得十分的重要及嚴格。

翰林院

不過在唐朝初置翰林學士時，對於翰林學士的選拔並沒有出身限制和相應的考試，不過到了唐德宗興元元年始有“試製、書、答共三首，詩一首。”五代時基本採用考試方式，對翰林學士的選用也日益嚴格。入宋以後，翰林學士雖然仍由皇帝任命，但選拔程序也很嚴格。

翰林學士作為皇帝的秘書，承擔草詔文翰工作，既要讓皇帝滿意，又要能處理相關事務。從其三朝任用情況看來，具有以下三點。

一、首先，博學多才，才思敏捷那是必須的。

李肇在《翰林志》記載，唐翰林學士的選拔，“試製書答共三首，詩一首，自張仲素後加賦一首”。

楊果曾統計兩宋翰林學士出身進士達88%，北宋前期三朝位翰林學士，僅陶谷、歐陽迥、王曾、錢惟演、朱昂人未曾登進士科。由此可見兩宋時期翰林學士是一群高學歷群體。他們不僅博學多才，還才思敏捷，因此，不僅博得皇帝歡心選入翰林，還能折服奸佞之臣。其代表之一便是翰林學士楊億，此人有一個特點便是兩腮的鬍子十分茂密，有一次丁謂曾調戲他道：“內翰拜時須掃地。”楊億聽後，便馬上譏諷反擊“相公坐處幕漫天”。丁謂雖知其譏笑，仍“喜其敏捷，大稱賞之”。

二、其次，德行是否高雅也是重要參考因素。

竇儀

翰林學士作為皇帝的近臣，地位顯要，其道德品行優良與否便十分被人所看重。就比如陶谷和竇儀兩人，都是後周翰林學士復拜，但是二人的品行卻差異懸殊。陶谷“強記嗜學，博通經史”，但是“奔競務進，巧低以排之，多忌好名”排擠同僚竇儀、李防，宋太祖為此便不太看好他，終不重用。而相反竇儀“清介重厚”，太祖對於其人品十分欣賞，因為此人忠厚老實且德行高雅，便十分器重他。其實不止在宋代，在如今社會依然這樣，德行高雅一直以來都是必備的優秀品質，一個人如果沒有好的德行，能力再高也是不能重用的。

三、最後，是必須得有卓越的政治意識。

翰林學士需要經常出入皇帝左右，因此需要有政治見識和敏銳的觀察力。《翰林學士與宋代政治初探》一文中就曾指出，宋代翰林學士選任前需要先任州縣級外官，北宋前期的翰林學士也大多有擔任州縣之職，對地方民情有所知曉，這有利於為皇帝出謀劃策。

開寶二年十一月，中書舍人李防和知制浩盧多遜同時在學士院值班，盧多遜“好任數，有謀略，發多奇中，察得太祖經常派人去史館取書閱覽，多遜每次都令史館告知太祖所看之書，然後“必通夕閱覽，及太祖問書中事，多遜應答無滯”，解決不少政治問題，深得太祖心意，於開寶四年，早李防一年選入翰林，開寶六年便升參知政事。

王欽若

北宋前期的王欽若因抗言鐲免田租一事，而受知遇真宗。二年五月，王欽若奉太宗命，查時為開封尹的真宗鐲免田租案，表面上依據事實抗疏言“田實旱，開封止放七分，今乞全放。”實際上是維護宋真宗，也使真宗感恩道“當此時，聯亦自懼。欽若小官，獨敢為百姓伸理，此大臣節也。”

川真宗即位後，王欽若捕捉到真宗急於建功立業之心，繼而做了一件鐲免五代以來各地拖欠賦稅之事。所以在鹹平二年二月，命學士院召試，真宗對輔臣說“欽若非獨敏於吏事，兼富於文詞今西掖缺官可特任之。”不久便拜右正言、知制浩。鹹平三年選任為翰林學士。從王欽若一例可想而知，必須具有政治見識。

另外，新任的翰林學士,從第一次入院拜命,還是日後出入朝堂,都相應遵從一定的儀式和制度。大致分為三個環節：

第一步，皇帝派待詔一人前往住宅宣告，而拜翰林學士之人在庭院前鋪好褥子，朝著皇宮方向跪在上面聽侯待詔宣讀詔救，之後在主屋廳備好酒飯熱情招待，以表達皇帝寵恩的感激之情；

第二步，接受任命書後的第二天，奉命前往便殿進見皇帝，向皇帝陳述自己之所以受寵拜命的原因，而皇帝往往賜坐，與翰林學士喝茶談心之後才結束召見；

第三步，進見完皇帝的第三天，待詔在待漏院等候新任翰林學士，並帶領到閣門後退出，有舍人引入學士院,翰林學士受賜衣服、金帶、金鞍馬。等到正式入院報到後，有宣徽院、儀鶯、太官共同準備一場宴會，有中書舍人作陪，以此歡迎新任學士。縱觀整個過程，可以說既見恩榮，又顯貴要。

翰林學士作為皇帝身邊侍從，其地位和作用比其他官員更易受皇帝的影響，皇帝的性格與喜好都直接或間接影響學士的安身立命。並非選入為翰林學士，就標誌著仕途從此顯達，致身公卿，很多翰林學士久滯未遷，在競相奔走利祿的官場中，又能有幾個學士抵制誘惑而清高居傲呢？不過翰林學士大多升遷較快，並且不少人很快成為宰輔，因而很得士大夫青睞。

（三）、北宋前期翰林學士群體的地位及作用

翰林學士直接聽命於皇帝，自然地位顯要如何由皇帝而定，事實上，在運作過程中，又與宰執官員存在著莫大的關係。也正是由於這種關係，使得翰林學士也捲入了政治鬥爭的漩渦之中，主要表現出兩種特殊的政治作用。

其一，皇權與相權鬥爭中的中間分子，之所以形容其為“中間分子”，翰林學士是天子私人，應完全服務於皇帝,但同為臣僚的宰執集團又與翰林學士存有共同的政治利益，為此在皇帝和宰相之間左右選擇，每個翰林學士表現出來的政治取向甚是懸殊。

趙普 影視劇形象

太祖對趙普拜相之初，無多大忌諱之心，但伴隨趙普相權益重、言行囂張的形勢下，太祖想要抑制趙普之心也便愈發強烈，故而經常召翰林學士竇儀在身邊，大吐心思，多次暗示要升竇儀為宰相。但是竇儀一再以盛讚趙普來推辭相位。反觀，盧多遜為翰林學士時，便經常揭露趙普的短處，因此沒過多久，趙普便罷相出鎮河陽。對於皇帝來說，翰林學士幫著牽制中書相權，自然是開始倍加推崇翰林學士。

不過，翰林學士受皇帝的倚重也並非無限制的。皇帝只不過是想倚靠翰林學士的力量來抑制宰執權勢，又不願翰林學士職權過分擴大而威脅自身皇權。所以，從這點上來說，認為翰林學士介於皇帝和宰執之間的協調力量是不為過的。

其二，翰林學士成為政治派別鬥爭的工具。

丁謂

天禧年間，寇準與丁謂的派系鬥爭十分激烈。其中便有翰林學士楊億、盛度、錢惟演等人的參與。寇準密令楊億草制請太子監國，並且想援引楊億輔政，後來事情走漏而失敗。翰林學士錢惟演，見謂權盛，“附麗之，與講姻好”，並在排壓寇準一事上，起了關鍵性的作用，“今朝廷人三分二分皆附準矣，丁謂文臣，過中書為便。”從而推進丁謂為相，寇準罷相知相州，盛度罷學士職，知光州，楊億雖沒有被貶，但卻憂鬱而終。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翰林學士已經成為某一政治勢力的代言人，容易被各派政治勢力拉攏或排擠。當然，政治行為不以道德標準來評判，翰林學士在政治鬥爭中成為無論哪一方的籌碼，都是從立足官場為根本出發點的，所以，類似錢惟演利用翰林學士身份謀取自身利益完全無可厚非。

寫在最後的話

翰林學士自唐中後期產生，綿延一千二百多年。而北宋是翰林學士制度定型時期，成為國家編制內的正式官職，至明以後的翰林學士便又是另一種職官的分流與整合。

自唐宋之後，文人學士幾乎大多與“翰林”二字有直接或間接的關係。一般人都對翰林略知一二，但又不是太清楚。事實上，翰林並非如人所理解的那麼單純，並非嚴格意義上的文人，他們既需徜徉於文辭之中，又需在仕途上奮力求進。處於北宋時代的翰林學士是幸運的，恩寵有加，又能躋身宰輔，地位顯赫。

不過，在專制的社會里，權力地位此消彼長，因人而異，居職於皇帝身邊，深陷中央機構，當每一個新的官僚體系開始，就會伴隨新的變數發生。制度變幻莫測，關係錯綜複雜，疑問山巒疊起，都是不可避免的，也是不容忽視的。

為此，北宋前期三朝的翰林學士一邊坐享文人尊崇，一邊浸染官場風雲，一邊推動皇帝集權，一邊牽制他官分化職權，正是身處利用與被利用的政治浪尖上，翰林學士成為了一股強有力的力量，在塑造宋代文人政治歷史上佔有重要一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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