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南宋赵升《朝野类要》记载：

“翰林学士官，谓之内制，掌王言大制浩、诏令、赦文之类。中书舍人谓之外制，亦掌王言凡浩词之类。”

翰林学士起始于唐代，历唐末、五代不断演变发展，到北宋前期翰林学士的供职机构便已成熟设置，在古代的政治生活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那么有宋一朝存在的翰林学士，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群体呢？

（一）、北宋翰林学士工作之日常

“翰”，根据《说文解字》其解释为“天鸡赤羽也”。翰林之名，最早出现于西汉。不过在当时“翰林”一词只泛指有学识的人，而并非官名。到了玄宗时期：

因此“翰林学士”一称最早开始于玄宗时期。只不过唐朝时期的翰林学士尚无正式的隶属机构，也不属于国家编制之内，属于差遣性质。唐朝的翰林学士自产生之初，便以掌书诏和备顾问为基本职责，伴随专制皇权的发展，翰林学士的职权也在不断扩大。到了北宋时期，相比唐、五代，又有了新的变化和发展。

按《宋史·职官志》记载翰林学士职掌“掌制、浩、诏、令撰述之事……凡宫禁所用文词皆掌之。乘舆行幸，则侍从以备顾问，有献纳则请对。”

由此可知，宋代的翰林学士其日常工作仍然是：以草拟诏令、备顾问献策为主。看上去更像我们现在所说的秘书一职，感觉权利不是很大，但是如果你这么想那就大错特错了！

其实宋代的翰林学士在真正的实际操作中权利是很大的，他们不仅可以推举官员、差遣他职、同时还可以制礼作乐、编纂典籍等等，可以说渗透到了宋代政治文化中的诸多方面。

这段记载简要地概述了宋代翰林学士草拟诏令的职责内容和形式。事实上，在北宋前期时有变化和发展。翰林学士草拟诏令的具体过程大致如下：

翰林学士在日常生活中，除了行使草诏权的同时，顾问议政也是其十分重要的职责之一。翰林学士设立初其目的就是充当皇帝身旁的顾问，不过在一开始，翰林学士在宋朝是不被受重视的，这是由于太祖皇帝出身军旅的原因，所以对当时的文人不太看重。然而随着翰林学士们出谋献策为太祖解决了各种问题以后，对儒臣看法逐渐改变。尤其在后来翰林学士在面对官制、仪制诸多问题时，可以从容应答并解决问题的行为。使得太祖深感佩服，感慨“宰相须用读书人。”

除了顾问议政以外，选拔人才是翰林学士又一个十分重要的工作。众所周知，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人才的选拔直接关乎兴衰成败。自唐开元二十四年始便有礼部知贡举，并且在有宋一代，翰林学士不仅知贡举，还要为朝廷推荐有能力的官员并且定期进行考核。

《宋史·选举志六》载，建隆三年，宋太祖下诏“常参官及翰林学士，举堪充幕职、令、录者各一人，条析其实，毋以亲为避。”

自此，三朝皇帝经常令翰林学士荐举官员。并且这些翰林学士需要定期对所举荐的士人进行考核。除此之外，由于北宋推行“重文轻武”政策。宋初统治者认识到“王者虽以武功克定，终须用文德致治。”除编纂典籍外，帝王大臣经常吟诗作赋，附庸风雅，翰林学士在其中便承担着重要角色。

总之，翰林学士对北宋前期的政治和文化建设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无论在建设国家上，还是传承文化，都以有职又有权的姿态立足北宋前期的历史舞台上。从侧面来看，正是翰林学士职权的复杂多变，频繁兼任其他官务的现象，应证出宋代职官“官与职殊,名与实分”的特点。

（二）、北宋前期翰林学士的选拔

从上面的介绍中，我们已经了解到宋代的翰林学士，其权利已经很大，渗透到了宋代政治文化的诸多方面，且对北宋前期的政治文化建设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因此对于这一批重要人物的选拔，就显得十分的重要及严格。

翰林院

不过在唐朝初置翰林学士时，对于翰林学士的选拔并没有出身限制和相应的考试，不过到了唐德宗兴元元年始有“试制、书、答共三首，诗一首。”五代时基本采用考试方式，对翰林学士的选用也日益严格。入宋以后，翰林学士虽然仍由皇帝任命，但选拔程序也很严格。

翰林学士作为皇帝的秘书，承担草诏文翰工作，既要让皇帝满意，又要能处理相关事务。从其三朝任用情况看来，具有以下三点。

一、首先，博学多才，才思敏捷那是必须的。

李肇在《翰林志》记载，唐翰林学士的选拔，“试制书答共三首，诗一首，自张仲素后加赋一首”。

杨果曾统计两宋翰林学士出身进士达88%，北宋前期三朝位翰林学士，仅陶谷、欧阳迥、王曾、钱惟演、朱昂人未曾登进士科。由此可见两宋时期翰林学士是一群高学历群体。他们不仅博学多才，还才思敏捷，因此，不仅博得皇帝欢心选入翰林，还能折服奸佞之臣。其代表之一便是翰林学士杨亿，此人有一个特点便是两腮的胡子十分茂密，有一次丁谓曾调戏他道：“内翰拜时须扫地。”杨亿听后，便马上讥讽反击“相公坐处幕漫天”。丁谓虽知其讥笑，仍“喜其敏捷，大称赏之”。

二、其次，德行是否高雅也是重要参考因素。

窦仪

翰林学士作为皇帝的近臣，地位显要，其道德品行优良与否便十分被人所看重。就比如陶谷和窦仪两人，都是后周翰林学士复拜，但是二人的品行却差异悬殊。陶谷“强记嗜学，博通经史”，但是“奔竞务进，巧低以排之，多忌好名”排挤同僚窦仪、李防，宋太祖为此便不太看好他，终不重用。而相反窦仪“清介重厚”，太祖对于其人品十分欣赏，因为此人忠厚老实且德行高雅，便十分器重他。其实不止在宋代，在如今社会依然这样，德行高雅一直以来都是必备的优秀品质，一个人如果没有好的德行，能力再高也是不能重用的。

三、最后，是必须得有卓越的政治意识。

翰林学士需要经常出入皇帝左右，因此需要有政治见识和敏锐的观察力。《翰林学士与宋代政治初探》一文中就曾指出，宋代翰林学士选任前需要先任州县级外官，北宋前期的翰林学士也大多有担任州县之职，对地方民情有所知晓，这有利于为皇帝出谋划策。

开宝二年十一月，中书舍人李防和知制浩卢多逊同时在学士院值班，卢多逊“好任数，有谋略，发多奇中，察得太祖经常派人去史馆取书阅览，多逊每次都令史馆告知太祖所看之书，然后“必通夕阅览，及太祖问书中事，多逊应答无滞”，解决不少政治问题，深得太祖心意，于开宝四年，早李防一年选入翰林，开宝六年便升参知政事。

王钦若

北宋前期的王钦若因抗言镯免田租一事，而受知遇真宗。二年五月，王钦若奉太宗命，查时为开封尹的真宗镯免田租案，表面上依据事实抗疏言“田实旱，开封止放七分，今乞全放。”实际上是维护宋真宗，也使真宗感恩道“当此时，联亦自惧。钦若小官，独敢为百姓伸理，此大臣节也。”

川真宗即位后，王钦若捕捉到真宗急于建功立业之心，继而做了一件镯免五代以来各地拖欠赋税之事。所以在咸平二年二月，命学士院召试，真宗对辅臣说“钦若非独敏于吏事，兼富于文词今西掖缺官可特任之。”不久便拜右正言、知制浩。咸平三年选任为翰林学士。从王钦若一例可想而知，必须具有政治见识。

另外，新任的翰林学士,从第一次入院拜命,还是日后出入朝堂,都相应遵从一定的仪式和制度。大致分为三个环节：

第一步，皇帝派待诏一人前往住宅宣告，而拜翰林学士之人在庭院前铺好褥子，朝着皇宫方向跪在上面听侯待诏宣读诏救，之后在主屋厅备好酒饭热情招待，以表达皇帝宠恩的感激之情；

第二步，接受任命书后的第二天，奉命前往便殿进见皇帝，向皇帝陈述自己之所以受宠拜命的原因，而皇帝往往赐坐，与翰林学士喝茶谈心之后才结束召见；

第三步，进见完皇帝的第三天，待诏在待漏院等候新任翰林学士，并带领到阁门后退出，有舍人引入学士院,翰林学士受赐衣服、金带、金鞍马。等到正式入院报到后，有宣徽院、仪莺、太官共同准备一场宴会，有中书舍人作陪，以此欢迎新任学士。纵观整个过程，可以说既见恩荣，又显贵要。

翰林学士作为皇帝身边侍从，其地位和作用比其他官员更易受皇帝的影响，皇帝的性格与喜好都直接或间接影响学士的安身立命。并非选入为翰林学士，就标志着仕途从此显达，致身公卿，很多翰林学士久滞未迁，在竞相奔走利禄的官场中，又能有几个学士抵制诱惑而清高居傲呢？不过翰林学士大多升迁较快，并且不少人很快成为宰辅，因而很得士大夫青睐。

（三）、北宋前期翰林学士群体的地位及作用

翰林学士直接听命于皇帝，自然地位显要如何由皇帝而定，事实上，在运作过程中，又与宰执官员存在着莫大的关系。也正是由于这种关系，使得翰林学士也卷入了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主要表现出两种特殊的政治作用。

其一，皇权与相权斗争中的中间分子，之所以形容其为“中间分子”，翰林学士是天子私人，应完全服务于皇帝,但同为臣僚的宰执集团又与翰林学士存有共同的政治利益，为此在皇帝和宰相之间左右选择，每个翰林学士表现出来的政治取向甚是悬殊。

赵普 影视剧形象

太祖对赵普拜相之初，无多大忌讳之心，但伴随赵普相权益重、言行嚣张的形势下，太祖想要抑制赵普之心也便愈发强烈，故而经常召翰林学士窦仪在身边，大吐心思，多次暗示要升窦仪为宰相。但是窦仪一再以盛赞赵普来推辞相位。反观，卢多逊为翰林学士时，便经常揭露赵普的短处，因此没过多久，赵普便罢相出镇河阳。对于皇帝来说，翰林学士帮着牵制中书相权，自然是开始倍加推崇翰林学士。

不过，翰林学士受皇帝的倚重也并非无限制的。皇帝只不过是想倚靠翰林学士的力量来抑制宰执权势，又不愿翰林学士职权过分扩大而威胁自身皇权。所以，从这点上来说，认为翰林学士介于皇帝和宰执之间的协调力量是不为过的。

其二，翰林学士成为政治派别斗争的工具。

丁谓

天禧年间，寇准与丁谓的派系斗争十分激烈。其中便有翰林学士杨亿、盛度、钱惟演等人的参与。寇准密令杨亿草制请太子监国，并且想援引杨亿辅政，后来事情走漏而失败。翰林学士钱惟演，见谓权盛，“附丽之，与讲姻好”，并在排压寇准一事上，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今朝廷人三分二分皆附准矣，丁谓文臣，过中书为便。”从而推进丁谓为相，寇准罢相知相州，盛度罢学士职，知光州，杨亿虽没有被贬，但却忧郁而终。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翰林学士已经成为某一政治势力的代言人，容易被各派政治势力拉拢或排挤。当然，政治行为不以道德标准来评判，翰林学士在政治斗争中成为无论哪一方的筹码，都是从立足官场为根本出发点的，所以，类似钱惟演利用翰林学士身份谋取自身利益完全无可厚非。

写在最后的话

翰林学士自唐中后期产生，绵延一千二百多年。而北宋是翰林学士制度定型时期，成为国家编制内的正式官职，至明以后的翰林学士便又是另一种职官的分流与整合。

自唐宋之后，文人学士几乎大多与“翰林”二字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一般人都对翰林略知一二，但又不是太清楚。事实上，翰林并非如人所理解的那么单纯，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文人，他们既需徜徉于文辞之中，又需在仕途上奋力求进。处于北宋时代的翰林学士是幸运的，恩宠有加，又能跻身宰辅，地位显赫。

不过，在专制的社会里，权力地位此消彼长，因人而异，居职于皇帝身边，深陷中央机构，当每一个新的官僚体系开始，就会伴随新的变数发生。制度变幻莫测，关系错综复杂，疑问山峦叠起，都是不可避免的，也是不容忽视的。

为此，北宋前期三朝的翰林学士一边坐享文人尊崇，一边浸染官场风云，一边推动皇帝集权，一边牵制他官分化职权，正是身处利用与被利用的政治浪尖上，翰林学士成为了一股强有力的力量，在塑造宋代文人政治历史上占有重要一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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