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著名的文學家、思想家和哲學家，以倡導白話文和新文化運動聞名於世。他一生共獲得過36個博士學位，且曾經被提名為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他被國際學者公認為「中國文藝復興之父」。中國新文學，哲學，史學的開山之人。至今為止，國際影響力第一人，至今歐美很多大學都有他的專門研究課程。
在他還未滿26歲的時候就是北京大學的教授，之後還成為北京大學的校長。他最崇尚的一個學生是山東的傅斯年。而，他教過最著名的一個學生名字叫毛澤東。
他是一個平凡的人，他打牌、抽菸、酗酒、逛窯子還要婚外情，很多著名學者評價他，都稱他，好人……
陳丹青說胡適：“完全是學者相，完全是君子相。”
唐德剛說胡適：“謙謙君子，溫潤如玉。”
羅爾綱說胡適：“我還不曾見過如此一個厚德君子之風。”
錢鍾書說胡適：“統言之，胡適之品格絕高於魯迅、蔡元培等。”
君子言而有信、行而有義
1912年正月，郭沫若屏住呼吸揭開蓋頭，發現新娘竟長著“一對露天的猩猩鼻孔”，他立馬奮身奔出洞房，五天後離家出走。郭沫若說：“隔著口袋買貓，交定要白貓，打開口袋卻是黑貓。”張瓊華獨守空房68年，一生無子女。
1906年，魯迅被母親騙回老家完婚。新婚晚上，他獨自睡進了書房。第三天，他從家中出走，去了日本。魯迅說：“她不是我的太太，只是母親送我的一件禮物。”1926年，魯迅赴上海與許廣平同居。朱安獨守空房41年，一生無子女。
清末民初，喝過洋墨水或富貴顯達者，紛紛追求“沒有愛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之新觀念，拋棄包辦婚姻與糟糠之妻遂成新潮流。但新文化運動的旗手胡適卻是一個例外。
胡適與江冬秀
胡適13歲時，母親便做主給他定了婚。訂婚後15年，胡適與江冬秀從未謀面。胡適內心也曾抗拒過、疑慮過、矛盾過，但終因“不忍傷幾個人的心”而沒有推翻婚事。“我深深懂得舊式婚姻中女性的地位。”
1917年，留美歸來的北大教授胡適迎娶了江冬秀。史學家唐德剛說：“這位小腳、眼有翳、愛打麻將的女人，成了傳統中國社會最後一位福人。”婚後，胡適寫了一首詩自我寬解：“豈不愛自由？此意無人曉。情願不自由，也是自由了。”
這便是胡適——言而有信，行而有義。
君子周急不濟富
1919年，林語堂到美國哈佛大學留學。沒想到留學期間，經費用盡，生活斷炊。走投無路的他，只好求助於北大胡適。
“能否由尊兄作保他人借貸1000美元，待我學成歸國償還。”不久，林語堂就收到了胡適的匯款。
胡適說：“這是工資預支款，君歸國後，一定要回北京大學工作。”哈佛畢業後，林語堂又赴萊比錫大學讀博。他電報胡適：“再向學校預支1000美元。”後學成回國，林語堂如約到北大任教。他找到校長蔣夢麟，萬分感謝。蔣校長感到意外：“哪兩千塊錢？”
林語堂這才知道：“學校根本沒出過這筆資助——那都是胡適個人的錢。”而且這件事，胡適從沒有向外人說過。
胡適資助的不僅只有林語堂，還有吳晗、羅爾綱、周汝昌、李敖、沈從文、季羨林、千家駒等一眾才子。他不僅僅資助才子，也資助販夫走卒。因為胡適交友從不論貧富貴賤。
一次，賣燒餅的袁瓞來胡適家閒聊。胡適說：“我喜歡游泳，可鼻孔長了小瘤，呼吸不便。”
袁瓞說：“好巧，我鼻孔也長了一瘤，恐是鼻癌。”胡適立即提筆寫了封信，讓袁瓞交給臺大醫院院長。
信中說：“這是我的朋友袁瓞，一切費用由我負擔。”
當年之民國，很流行一句話——“我的朋友胡適之。”胡適之仗義疏財，由此可見一斑。
有一年，大學者陳之藩寄支票感謝胡適：他留學美國時受過胡適400美元的資助。
胡適回信說：“你不應該這樣急於還此400元。我借出的錢，從來不盼望收回，因為我知道我借出的錢總是一本萬利，永遠有利息在人間。”
陳之藩後來說：“我每讀這封信時，並不落淚，而是自己想洗個澡。我感覺自己汙濁，因為我從來沒有過這樣澄明的見解與這樣廣闊的心胸。”
君子和而不同、周而不比
胡適是倡導白話文的旗手，而黃侃是反對白話文的先鋒。
一次，黃侃在講課中舉例說：如果胡適的太太死了，其家人電報必雲：你的太太死了！趕快回來啊！
“長達11字。而文言僅需四字——妻喪速歸。”
胡適的回擊也令人叫絕。
課堂上，胡適對學生們說：前幾天，行政院有位朋友給我發信，邀我去做行政院做秘書，我拒絕了。
同學們如有興趣，可用文言代我擬一則電文。
學生寫完後，胡適選了一則字數最少的——“才學疏淺，恐難勝任，恕不從命。”
僅12個字，也算言簡意賅。但胡適說：“我的白話文電文就５個字：幹不了，謝謝。”
學生們紛紛歎服。
胡適倡導白話文，遭遇無數譏諷和謾罵，但胡適回擊總是溫文爾雅，從不進行人身攻擊。
羽戈說：“你看他，哪怕與政敵論戰，都是和風細雨，平心靜氣，連一句刻薄話都罕見，更不必說粗口了。”
無論是對待持不同學術態度的“異己”，還是對待持不同政治態度的“友朋”，他始終保持著一種“和而不同”的君子之風——不站隊、不妄議、不迎合、不謾罵。這一點，民國能做到者，幾人哉？
君子交絕，不出惡聲
新文化運動後，因政見不同，魯迅與胡適交惡。此後，魯迅在報刊上多次挖苦、諷刺胡適。
面對魯迅痛罵，胡適從不應戰。
而對於魯迅的文章，只要認為是好的，胡適就會大力推薦，比如魯迅的《隨感錄》。胡適便在演講中多次提到：“一夜不能好好地睡，時時想到這段文章。”
1936年，魯迅去世後，作家蘇雪林給胡適寫了一封長信，稱魯迅是“刻毒殘酷的刀筆吏，陰險無比”。
胡適回信說：“凡論一人，總須持平。愛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魯迅自有他的長處。如他早年的文學作品，如他的小說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
魯迅死後，胡適從沒發過一句惡聲。當許廣平就《魯迅全集》出版事宜給胡適寫信，請他“鼎力設法”介紹商務印書館時，胡適“慨予俯允”，立馬出面推薦，並擔任了魯迅紀念委員會委員，為《魯迅全集》的出版奔波效力。誅心是人類的通病，禍延千年，勿論中西。能做到胡適般“惡而知其美”者，有幾人哉？
君子立論，宜存心寬厚
一天早上，胡適喉部有點發炎，胡頌平說：“肯定是昨晚喝的酒不太好。”胡適說：“不要怪人！連醫生也不敢隨便說的話，怎麼好怪人家的酒不好。”
這就是胡適一直倡導的：君子立論，宜存心忠厚。
何謂存心忠厚？就是“做學問要在不疑處有疑，待人要在有疑處不疑”。
1936年，丁文江因煤氣中毒去世，胡適撰文紀念他時說了一件事：丁文江打牌，把輸贏看得太重，當他手握好牌，手心便會出汗，因此常被胡適等朋友取笑。羅文幹說丁文江：“看錢太重，有寒傖氣。”
但胡適則反思——“及今思之，在君自從留學回來，擔負一個大家庭的求學經費，有時候每年擔負到三千元之多，超過他的收入的一半。他從無怨言，也從不欠債；寧可拋棄他的學術生活去替人辦煤礦，他不肯用一個不正當的錢。這正是他嚴格的科學化的生活規律不可及之處。我們嘲笑他，其實是我們窮書生而有闊少爺的脾氣。”
這就是存心忠厚、有疑處不疑的胡適。
君子之德，莫美於恕
“寬容比自由更重要。”這是胡適流傳甚廣的一句名言。寬容之於胡適，已深入他骨髓。作為新文化運動和“自由主義”之旗手，胡適譽滿天下，也謗滿天下。面對別人的咒罵，胡適並不生氣。
有一次，他在給楊杏佛的信中說：“我受了十餘年的罵，從來不怨恨罵我的人，有時他們罵得不中肯，我反替他們著急。有時他們罵得太過火了，反損罵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們不安。
如果罵我而使罵者有益，便是我間接於他有恩了，我自然很情願捱罵。如果有人說，吃胡適一塊肉可以延壽一年半年，我也一定情願自己割下來送給他，並且祝福他。”
此前，胡適與魯迅兄弟談《西遊記》時，說第八十一難應該這樣改最合佛教精神：“唐僧取了經回到通天河邊，夢見黃風大王等妖魔向他索命。唐僧醒來，叫三個徒弟駕雲把經卷送回大唐。自己念動真言，把想吃唐僧肉的冤魂都召請來。他自己動手，把身上的肉割下來佈施給他們吃。一切冤魂吃了唐僧的肉，都得超生極樂世界，唐僧的肉佈施完了，他也成了正果。”
放眼20世紀，能說這番話者，唯胡適一人。
君子不受虛榮、不祈妄福
1929年，胡適從北京到上海的旅途中，意外碰見了老朋友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
赫定是瑞典國家學會十八名會員之一。赫定說：“我想提名你做諾貝爾文學獎的候選人。”
胡適果斷而婉轉地拒絕了。
胡適在日記中寫道：“我可沒有那厚臉皮。我是不配稱文學家的。”後來，李敖寫了《播種者胡適》一文，充分肯定胡適對國家、民族的貢獻。胡適讀罷此文後，給李敖寫了一封信：“說我在紐約‘以望七之年，親自買菜做飯煮茶蛋吃’，其實我不會‘買菜做飯’。”“說我‘退回政府送的6萬美金宣傳費’，其實政府從來沒有送我6萬美金的事。”
“說‘他懷念周作人，不止一次到監獄看他’，我曾幫過他小忙，但不曾到監獄去看過他。”
信中指出的錯誤，全是給胡適貼金的。倘若胡適好虛名，完全可以緘口笑納。但他卻毫不含糊，對多處貼金拒不接受。
胡適難道不好名嗎？他給別人寫的信都要謄抄一份留下來，其日記也明顯可以看出是為了日後發表，
顯然，胡適非常之“好名”。
但他之“好名”，有兩點非常值得如今熙熙於名者學習。一是“君子好名，取之有道”。“不接受來歷不明、言過其實的虛名。”二是“成名後，就不要辜負這個名聲”。“對名譽始終保持著一種警惕和反省。”這就是胡適——不受虛榮、不祈妄福。
君子不隨眾、不盲從
1937年，羅爾綱趕時髦，出版了《太平天國史綱》一書。《書人雜誌》將其選入“中國最新十部佳著”。
胡適讀後，當面批評羅爾綱：“做書不可學時髦。”“你寫這部書，專表揚太平天國，而太平天國之亂，讓中國幾十年不曾恢復元氣，你卻隻字未提，這樣盲從做史是不對的。”正因胡適的耳提面命，羅爾綱後終成著名歷史學家。胡適學術上的偉大，不在於他的著作，而在於他的治學之方法——“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
“讀古人的書，一方面要知道古人聰明到怎樣，一方面也要知道古人傻到怎樣。”“世間有一種最流行的迷信，叫做‘服從多數的迷信’。人都以為多數人的公論總是不錯的。”所以胡適覺得應該“大膽的假設”，不大膽地假設、懷疑，就不會有進步和創新。但大膽假設、懷疑之後，應該“小心的求證”，“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有七分證據不說八分話。”
“沒有證據，只可懸而不斷；證據不夠，只可假設，不可武斷；必須等到證實之後，方才奉為定論。”胡適學術上的偉大之處，正在於此。
史學家顧頡剛說：“我的研究古史的方法，直接得之於胡先生，而間接得之於辯證法。”
這種治學方法，也被胡適運用於做人做事中。
所以他從來不站隊、不妄議、不盲從，不把別人的耳朵當耳朵，不把別人的眼睛當眼睛，不把別人的腦力當腦力。
君子之本，知行合一
1962年2月24日，一場慶祝酒會上。胡適發表即席演講，不料講到一半，突然心臟病猝發，倒地而亡。
整個天下，哭聲一片。梁實秋說：“但恨不見替人。”
但蔣心裡的石頭終於放下了，他在日記中寫道：“胡適之死在革命事業與民族復興的建國思想言，乃除了障礙也。”
當年，胡適在贈言北大哲學系畢業生文章裡，曾引用禪宗的一位高僧所言：
“達摩東來，只要尋一個不受人惑的人。
我這裡千言萬語，也只是要教人一個不受人惑的方法。”
之所以說胡適是君子的榜樣，正因為他一生都在堅持——知行合一。
既告訴別人怎麼做，又做給別人看！
李敖說：“40年來，能夠一以貫之地相信他所相信的，宣傳他所相信的，而且在40年間，沒有迷茫，沒有‘最後見解’的人，除了胡適之外，簡直找不到第二個。”
胡適去世當晚于右任、蔣經國等103人即組成治喪委員會3月1日，蔣介石親往祭弔頒贈“智德兼隆”匾額
並親自手書輓聯：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的代表。
3月2日出殯路上，從臺北到南港，家家燃香、戶戶路祭，沿路送殯的人加起來有十餘萬之眾。這些人中，有達官顯貴、有文人雅士、也有布衣白丁，江冬秀在悲痛中對兒子動情地說：“祖望啊，做人做到你爸爸這樣，不容易喲。”
從新文化運動到離世，在幾十年的論戰裡，胡適始終秉持自由寬容的理念，他熱愛古代聖賢，但不浮誇遙遠的光榮，他看好近代中國進步，但又深知我們民族的弱點，他用世界的水準，不斷衡量我們民族的內心和生活，無論什麼年齡階段，他都逆著風向，挺身高呼、獨立自由，力圖再造文明、復興民族。形骸終要化灰，陵谷也會變易，但他一生自由寬容的思想帶給我們的光明將會一直照耀著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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