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丨張進、李夏恩、徐學勤
瘟疫年紀事：倖存之後，到底應該如何去看待倖存？
《瘟疫年紀事》，[英]丹尼爾·笛福著，許志強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3年11月版
推薦人丨張進
如果不是特殊時期，如果你想選一本好看的小說來讀，我想你不太會翻開這本“東拉西扯”的《瘟疫年紀事》。作為半紀實作品，《紀事》中不厭其煩地出現具體的倫敦街道、教堂名稱，列出死亡統計表和政府法規，營造出非虛構式的真實性；作為小說，作者笛福虛構了一個親身經歷1665年倫敦鼠疫大災難的倖存者H.F.，讓他把所見所聞所思講述給我們，並期望他的記錄對後來者有益：
“如果他們快要陷入同樣的苦難，要去做出同一種選擇，所以我很想讓他們隨便看一看這篇記錄，作為他們自己所要遵循的指南，而不是我行為的歷史，因為讓他們注意到我的結果如何，這未必是沒有一點價值的。”
之所以期望對後來者有益與笛福寫作此書的時代背景有關。“把十萬人的生命一掃而光”的倫敦鼠疫暴發55年後，1720年，馬賽被鼠疫侵襲。笛福以新聞記者應有的敏感，在六十二歲時寫下此書，用歷史應對當時的現實。而由於其真實性，此時此刻，這本書依然有能力應對我們的現實。
讀《瘟疫年紀事》給人的最大感受是一個簡單的念頭：歷史總是驚人的相似。如果後人——包括個體、群體和政府——可以像敘述者期望的那樣，從他的記錄中汲取經驗，歷史也許不會相似。但我們知道，這樣想實在天真。也許歷史總是相似的原因正在於，每個時代的人都不會從先前的悲慘經驗中真正吸取教訓，這恰恰是不同時期的歷史中最相似的一點。
如前所說，《紀事》是敘述者H.F.的所見所聞所思，他從多種層面展示了身處困境的個體、群體和政府面對瘟疫時的不同狀態和應對方法。1664年底，瘟疫從荷蘭傳至倫敦，人們先是驚慌，後又以為平安無事而回到繁榮的幻想中，不久復又驚慌，又鬆懈，反反覆覆，最終因死亡迫近己身和死亡人數的急劇增加而慌亂、震驚以致絕望。宮廷貴族及其附屬人員早早逃亡，最富有的階層也選擇逃至鄉下，留守或被迫留守倫敦的多是平民百姓和窮人，以及作為政府代表的倫敦市長。
政府的應對措施還算及時。笛福詳細記錄了為防止瘟疫擴散而頒佈的法令法規，意圖很明顯：為後來者樹立借鑑和修正的靶子。書中對法規中的房屋封閉措施進行了詳細分析，通過敘述者的思考以及他者的切實遭遇，揭示其弊端。封閉措施規定，但凡有人染上瘟疫，其整個家庭將被封閉，家庭成員不得外出，這樣做的後果是健康的人只能等著在家被傳染，最終全家死亡。在死亡的逼迫下，很多人不擇手段逃出房子，流蕩在荒野，以求延續生命。稍作聯想，我們就不會像觀看異域奇事那樣覺得這種事不可思議，而因此受困的人就這樣白白丟掉了性命，原以為還有無限可能的生命終結在監獄式的房間。
死去的人越來越多，有時一週就有8000人，埋葬死者成為一項工程而不再是儀式。沒有棺木，沒有花環，也沒有親人送葬，許多死者幾乎赤裸著被扔進“大坑”，這是專為埋葬瘟病患者挖的。一名男子站在坑邊，黑斗篷下的雙手不停顫抖，他原以為妻兒可以“被體面地放進去”，沒想到只是被胡亂扔在大坑裡的其他屍體上，等著被集體掩埋。荒蕪的街道上沒有行人，一位母親突然尖聲哭喊起來，身邊的女兒漸漸從重症患者變成屍體，幾小時的哭喊和悲傷之後，母親也嚥了氣。在這位母親身上，你可以看到很多人的身影，那個跳橋者，那個追著運屍車哭泣、口裡喊著“媽媽”的女孩，那個坐在路邊因呼吸衰竭而默默死去的人……也許，把“那個”換成“那些”才相對準確一些，儘管遠遠不夠精確。
將死之人匆匆丟掉性命，活著的人卻上演著人類怪現狀。搶劫和盜竊橫行，賣假藥和符咒的試圖藉此大賺了一比。他們面對的多是窮苦人，他們有著花哨的頭銜和說辭，但我想無論他們的頭銜和說辭多麼光明正大，多麼順理成章，他們也只配被稱作騙子。
歷史總是驚人的相似。無論疫情多麼嚴重，死去的人數多麼巨大，人類總會熬過來。倫敦存活下來，哪怕中世紀的黑死病，也沒能屠戮整個歐洲。這也許是最讓人寬慰的歷史的相似性。但存活下來之後，我們應如何看待這種倖存？可能會有人用“勝利”來定義自己，我對此保持懷疑，並拒絕這個詞裡含有的盲目的驕傲和喜悅意味。
崇禎年的大瘟疫：比起瘟疫本身，對待瘟疫的態度更像流淌在帝國體內的病毒
《鼠疫：戰爭與和平，中國環境與社會變遷（1230-1960年）》，曹樹基、李玉尚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6年9月版
推薦人丨李夏恩
1643年9月，距離明朝滅亡還有六個月時間，但帝都北京已經呈現出一派末世景象。一種名為“疙瘩瘟”的瘟疫正扛著死神的鐮刀四下收割人命。這場瘟疫起病之速，到了“呼病即亡，不留片刻”的地步。
一位名叫花村看行侍者的文士，在多年後自己的私人筆記《花村談往》中回憶起這場瘟疫，仍然心有餘悸。他寫道，正在談話間的兩個人，只是舉茶打恭的瞬間，便倒地不起；一名僕役去棺材店給疫死同伴買棺材，許久不回，差人去看，竟然死在棺材店裡。這場瘟疫死亡人數之眾，到了街坊裡小孩兒都銷聲匿跡，“有棺無棺，九門計數凡二十餘萬，大內亦然”。
另一位叫抱陽生的文人的回憶更具有詭異氣氛，因為死人太多，以至於“人鬼錯雜，薄暮人屏不行”，甚至在白天鬼魂都成群出沒在“牆上及屋脊行走，揶揄居人。每夜則痛苦咆哮，聞有聲而逐有影”。就連販賣貨品的商販都不得不學會了一項特殊技能，接過顧客遞來的錢幣後，要投到水裡，“有聲則錢，無聲則紙”，以免自己的商品白白便宜了死鬼——這場巨大的瘟疫已經到了讓民眾喪失理智，歇斯底里的地步了。
這究竟是一場什麼樣的瘟疫，導致如此嚴重的後果。曹樹基與李玉尚合著的《鼠疫：戰爭與和平，中國環境與社會變遷（1230-1960年）》
（以下簡稱《鼠疫》）
中，將其判定為鼠疫，並且勾勒出了一條鼠疫的傳播路線，首先是在1633年開始，在山西等地開始出現零星瘟疫，臨汾、太平、蒲縣、臨晉、安邑等地大旱，垣曲縣出現疫情，但難以確定是否為鼠疫，但從此之後。太原府樂平縣先是被李闖流寇攻陷，之後流行瘟疫，“傷亡大半”。
次年，太原府西部興縣也暴發瘟疫，“朝發夕死，至一夜之間，一家盡死孑遺，百姓驚逃，城為之空”，兩年後，大同暴發瘟疫，此後不時發作，在山西西部、北部和東部流行。鼠疫大致在1635年進入河北，山海關暴發瘟疫，兩年後，順德、河間兩府同時暴發瘟疫，“人死八九”，到1641年，大名府“瘟疫，人死大半”，河北各省府縣同時暴發瘟疫。1641年8月，瘟疫大軍終於浩浩蕩蕩攻入北京，在此後兩年裡，將這座煌煌帝都化作疫區鬼城。
從山西，到河北，再到北京，仔細查考這條瘟疫傳播路線，就會發現，它與今天學者對鼠疫疫源地和傳播方向的推測大致相當。與山西毗鄰的蒙古大草原一直以來就是鼠疫的蓄水池，草原上許多鼠類野生動物，如蒙古旱獺、阿拉善黃鼠、長爪沙鼠等，都是鼠疫桿菌的攜帶者。加上晚明時代剛好處於小冰河期，乾旱頻發，草原飼草欠收，導致草原鼠類頻繁遷徙，也因此將鼠疫傳染開去，釀成嚴重瘟疫。
邏輯鏈條絲絲入扣：從小冰川期導致乾旱，草原上鼠類頻繁遷移，傳播瘟疫，瘟疫在北方流行攻城陷地，最終攻入京城，史書也寫得明明白白，這場瘟疫過後“京營兵疫，其精銳又太監選去，登陴羸弱五六萬人，內奄數千人，守陴不充”，京師城防的戰鬥力已經被瘟疫大大削弱，因此李闖軍隊才能輕而易舉攻入城門而兵不血刃。也難怪許多學者由此得出明朝亡於瘟疫的結論。
明朝亡於瘟疫的觀點，聽起來確實令人耳目一新，而且如上所述，因果邏輯也可以無縫彌合。但這一新奇的觀點如果仔細推敲，就會發現它其實是單線思維的結果。它看似給出了一條完整的因果鏈條，將明朝滅亡歸咎於氣候變化導致的瘟疫，算是從科學的角度為天命說背書，但卻只抓住了一條因果鏈而忽略了其他重要的因果鏈條。更何況，瘟疫與亡國兩者之間，本身就並不具有必然性聯繫。
《鼠疫》一書最大的優點，就是將鼠疫放在一個長時段的範圍內進行研究。如果我們將視線放得足夠長遠，就會發現，有明一代，“大疫”的記載可以說史不絕書。陳旭的《明代瘟疫與明代社會》一書中將《明史·五行志·疾疫》與萬斯同《明史稿·五行志·疾疫》中的記載放在一起進行統計，發現有明一朝277年裡，發生瘟疫的年數，共有54年，大的瘟疫達到75場，其中，以北京為中心的北直隸地區共發生21次，疫情間隔平均年數為13.2年，可以說是瘟疫高發區。
《鼠疫》中特別分析了距離崇禎大瘟疫最近的一場萬曆朝大瘟疫。這場瘟疫發生在1580年，發生在崇禎大瘟疫的一個甲子之前。根據史料記載，這場瘟疫傳播路線同樣是從山西開始，到1581年達到北直隸，在各地引起大量人口死亡。在1584年秋天在北京達到最烈。其酷烈程度也不亞於崇禎年的瘟疫。在萬曆《山西通志》中，“大同瘟疫大起，十室九病，傳染者接踵而亡，數口之家，一染此疫，十有一二甚至闔門不起者”。北京及周邊府縣的疫情同樣嚴重，“死者枕藉，苦傳染，雖至親不敢問吊”。
但1580年到1584年，剛好是張居正改革卓見成效，明帝國夕陽餘暉的鍍金時代，無論從哪個角度看，也看不出這場嚴重瘟疫會成為導致明朝崩潰的導火索。如果不是《鼠疫》一書特意蒐集史料，將這場瘟疫從歷史的陰溝裡打撈出來，那麼很可能這場不亞於崇禎末年大瘟疫的瘟疫，就很輕易被遺忘了。
那麼，明明是兩場烈度差不多的瘟疫，為何一個視若泰山，甚至得出明朝亡於瘟疫的結論，而另一個視若鴻毛，輕加遺忘呢？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我們習慣性的逆推因果思維。由於崇禎大瘟疫剛好與明朝滅亡的時間相重合，因此從結果逆推原因，它彷彿就成為了明朝滅亡的罪魁禍首。但誠如剛才所說的那樣，作為原因，它未必會導出這一結果。
在導致明朝滅亡的多重原因中，它起到的重要作用是催化劑，更確切地說，是推動事態走向結局的臨門一腳。恰如《鼠疫》的兩位作者所發現的那樣，明末兵荒馬亂造成的人口超規模流動，讓瘟疫得以大規模傳染，李闖軍隊一路攻城略地，也將瘟疫病菌帶往征戰各地，逃避戰亂的流散各地的難民，擴大了瘟疫的感染面積。所謂“大兵之後則有大疫”，正是這一緣故。
但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講，瘟疫確實對社會管理水平提出了嚴格的考驗。瘟疫作為一場突發災難，如何通過管控手段降低災難的危害。在閱讀《鼠疫》後，我們可以發現，無論是萬曆年間和平時代的瘟疫，還是崇禎末年戰亂時期的瘟疫，傳統時代國家處理瘟疫時採取的措施都相差無幾：設立官方醫療機構施醫、施藥、官庫放糧錢賑濟。即使在1643年的大疫中，崇禎帝也親自“發內帑四千，三千買棺，一千理藥”，並且命太醫院施藥濟病。
但從效果來看，官方對瘟疫的救助雖然規模看似浩大，效果卻往往不彰。探究原因就會發現，國家應對災荒設計的一套救助體系，看似完備，但官僚體制的層層報批耗費時間成本巨大，迨到中央評議後同意施行賑濟時，疫情往往已經到了無可挽回的地步。災疫顯然是朝廷不願聽聞的噩耗，而且一旦報災，就必然會蠲免當地賦稅，導致國家財政收入減少。因此，朝廷在對災疫消息的審核時，往往會採取極為嚴苛的態度。
1510年，南直隸發生大型災疫，“百姓艱食，棄婦鬻子，啼號之聲溢於衢路”，巡行至此的監察御史打算上報災情，但卻遭到勸阻，警告他去年另一位御史因為報災“稍涉疑誤”而遭到嚴懲——上報災情付出的仕途成本太高昂，以至於許多地方官員面對災疫時，更願意選擇“匿不以奏”。
翻閱明末歷史，就會發現“匿災不報”已經成為了帝國官場的一種思維慣性，以至於當闖獻叛軍已經縱橫數省，天下太半糜爛之時，仍有許多地方選擇隱匿軍情，或是偽造捷報以邀恩賞。太平時代的匿報可以靜悄悄地消弭於無形，危殆時刻的匿報卻會招致災難性的後果，讓帝國本已張舉失措的神經引發梗塞。從某種意義上說，比起瘟疫本身，或許對待瘟疫的態度，才更像是流淌在帝國體內的瘟疫病毒。
只要人類的愚蠢和殘暴給傳染病一個機會，它就會乘虛而入
《老鼠、蝨子和歷史：一部全新的人類命運史》，[美]漢斯·辛瑟爾著，謝橋、康睿超譯，重慶出版社2019年12月版
文丨徐學勤
長期以來，歷史研究往往以人類活動為中心，而忽略了環境、氣候等自然條件的影響，更極少有人注意到老鼠、蝨子、跳蚤和微生物
（包括細菌、病毒、真菌等）
所引發的傳染性疾病，在人類歷史發展過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美國著名細菌學家和免疫學家漢斯·辛瑟爾在1935年出版的《老鼠、蝨子和歷史》，正是探究傳染病與人類歷史關係的一部奠基性著作。他從生物學和歷史學的角度，講述了人類的“宿敵”傳染病在歷史上諸多政治、軍事和文化事件中發揮的影響，他用翔實的數據和文獻資料進行論證，指出人類的歷史是一部與傳染病“相生相剋”的歷史。
某種程度而言，這部書的主角不是人類，而是疾病。作者認為，傳染病僅僅代表著一種活的有機體為了生存下來所作出的嘗試，而寄生現象的本質，不過是不同的生命體之間的一種生存競爭。他犀利地指出，“人類總是以自我為中心來看待萬物，但對蝨子來說，人類就是奪去它們生命的死亡使者。”
從史前動物遺骸上殘留的膿腫和炎症痕跡，便能知道細菌感染的漫長曆史，細菌對人類的攻擊伴隨始終。從人類開始對歷史進行記錄時起，許多傳染病就已經存在，儘管那時人們很難對疾病進行診斷和治療。在各大古文明的早期文獻中，都或多或少地有關於天花、傷寒、鼠疫、麻風病、梅毒、淋病、牛皮癬等傳染病的記載，它們會記錄疾病的症狀變化過程、人們的情緒反應和應對措施、死亡的情況等等。
與戰爭、饑荒等有形的災難不同，傳染病可以“殺人於無形”，它們造成大規模、大面積的死亡，使人們陷入恐慌、絕望和痛苦無援的境地。早期，當人們還不能對傳染病作出科學合理的解釋的時候，瘟疫便會被理解成為神的憤怒，它的一個後果是人們到宗教中去尋求安慰和解脫，因而，傳染病對宗教的早期傳播也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
書中，作者還用專章來講述傳染病對政治史和軍事史的影響，他列舉了大量歷史案例，比如，雅典瘟疫使雅典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中敗於斯巴達；橫掃羅馬帝國的多次瘟疫，加速了羅馬帝國的滅亡；十字軍東征所遇到的困難，與其說是阿拉伯人的軍事力量，倒不如說是傳染病；德意志國王腓特烈二世，因其本人和大量士兵感染痢疾，不得不放棄遠征計劃；因為傳染病和嚴寒，拿破崙的軍隊從莫斯科撤軍的過程中兵敗如山倒。傳染病成為影響人類歷史的一個重要因子。
現代醫學的飛速進步，有時會讓人誤以為人類已經戰勝了古老的傳染病，但辛瑟爾在書中向我們發出警示：“只要人類的愚蠢和殘暴給傳染病一個機會，它就會乘虛而入，重整旗鼓。”人類要徹底戰勝傳染病，依然任重而道遠。
作者丨張進、李夏恩、徐學勤
校對丨李世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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