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心兩扇門，善惡一念間。紅塵皆如夢，幾人能看穿？《 西遊記》是明代吳承恩所著的一部神魔小說，主要描寫唐太宗年間，唐僧師徒四人西行取經，一路降妖除魔，最終取得真經的故事。
雖著重描寫了師徒四人路上所經歷的艱難險阻，但透過一整部《西遊記》，我們也能看到吳承恩所處時代的影子，書中各色人物形象，都與社會現實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他們之間所產生的善與惡的衝突以及不同的善惡標準，是值得我們深思的。
《西遊記》中的善與惡可大體分為三個層面：
一、社會底層即普通人的善與惡
《西遊記》中所描述的普通人善惡標準比較簡單：即妖怪和燒殺掠奪、危害生命與財產安全的人就是惡；仙佛和保護生命與財產安全的就是善。書中普通百姓看見壞人、妖怪感到恐懼，遇見好人、神仙便以禮相待。這是出乎於一種本能反應，也可以說是潛意識中封建社會道德觀念所支配的結果。
在小說第十八、十九回孫悟空收伏豬八戒的故事中，豬八戒本來在福陵山雲棧洞為妖，後經菩薩點撥變化人形常住與高老莊。高老看其神力和老實本分，將女兒許配於他。但當豬八戒妖怪模樣顯出時，高家莊的人卻十分恐懼，不但悔婚還要請法師消滅他，完全不顧及豬八戒以前的種種善行。
還是唐僧說的在理“只因他做得，所以吃得”，一語道破豬八戒憨厚朴實的性格，所以孫悟空在收伏豬八戒的時候並沒有痛下殺手，在得知是觀音派給唐僧的徒弟後便欣然接受。高家莊的人也在不畏懼，更不惡言相向，臨別還贈送衣物。
從高家莊對豬八戒的前後態度來看，普通人多數認為妖怪即是惡，一旦身份轉變，就不再把他當做惡了。
同樣的事情在《西遊記》中類似的很多，再比如就第九十一、九十二回孫悟空大戰三隻犀牛怪。起初，這三隻妖怪假扮神仙，保一方土地的風調雨順，並獲得百姓信任，而索求的只是百姓供奉的食物。但因將唐僧捉去，孫悟空聯合神將將這三隻妖怪打死。
而當百姓知道他們供奉的神仙是妖怪的時候，隨即萬分感謝降妖除魔的唐僧師徒和四木禽星，卻將這三隻犀牛怪多年來保他們風調雨順拋之腦後，只因他們是妖怪，不是神仙。這些將妖怪視為惡、仙佛視為善的普通百姓幾乎貫穿了整個西遊記故事。
二、統治階級即玉皇大帝和凡間國王的善與惡
不論是玉皇大帝還是凡間國王，他們的善惡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威脅他們的權力就是“大逆不道”，就是“惡”，就必須將其剷除掉。
在孫悟空剛出世之時就驚動了玉皇大帝，而玉帝卻認為只是下屆一靈猴，不足為慮。但當孫悟空在斜月三星洞學得筋斗雲、七十二變，做出創龍宮，鬧地府的事情後，玉皇大帝認為他的權力受到了威脅，遂將其視為妖猴，派兵降服。而太白金星進言，將孫悟空招安，讓一場騷亂推遲了。
到了天宮做官的孫悟空，又作出了強摘王母仙桃、盜吃老君為玉皇大帝煉製的仙丹，更是說出了“皇帝輪流坐，明年到我家”的豪言壯語，更加的挑戰了玉皇大帝的權力和地位。於是乎玉皇大帝大量派出天兵天將收付孫悟空，得勝之後還要天打五雷轟。
而當孫悟空皈依佛門，不再威脅玉皇大帝之時，眾神也不再視其為妖猴，而是稱之為“齊天大聖”或開玩笑的戲稱“潑猴”。至此，孫悟空成了一個西行取經的善猴。
凡間的國王也基本和玉皇大帝一樣如此這般判定善惡，有一點不同的是因人間有生死輪迴，一旦身死就什麼都沒有了，所以凡間國王大都崇拜修仙學道的人，渴求著長生不老。
《西遊記》第四十四、四十五回，在唐僧師徒四人途徑車遲國之時，看到一群僧人在做苦工。瞭解後得知是國王命令僧人為三位道教仙長修建道觀，祈求長生。國王將不能滿足他長生貪念的僧人看做是阻礙，以莫須有的罪名肆意殘害僧人。
尚不論這三個道長是妖怪，即便真是神仙，如此這般也應造成懲治。但國王卻認為他們是上仙道長，是能夠保一方天地安穩的善人，能夠為他帶來長生不老之術，以國師之禮待之。
同樣，在唐僧四人在途徑比丘國之時，國王為延年益壽，聽信妖怪讒言，竟要吃小兒心，百姓不從就是抗旨不遵，以王法懲治。
凡間的國王如此這般，都是從既得利益出發的，把能夠滿足他們長生要求的人看作為“善”，阻擋他們的就是“惡”。他們把百姓的姓名捏在手中肆意妄為，只為滿足他們永享榮華富貴、祈求長生的慾望。
三、吳承恩借《西遊記》表現出的善與惡
《西遊記》中不論神仙、妖魔、國王、百姓都是吳承恩塑造的，他借這些形象來表達對社會人生的認知，同樣也流露出了他自己的善惡標準來。
在第十四回孫悟空殺六賊，吳承恩就描寫的十分細緻，給人一種大快人心的感覺。雖然孫悟空做出了與佛家戒律相違背的事情，但吳承恩在書中並沒有變現出責怪的意思。儘管用頑劣之性描述孫悟空，實際上卻是讚美孫悟空的勇氣和敢作敢為的精神。
吳承恩對孫悟空這一行為的判定同樣體現在“三打白骨精”的故事中，在孫悟空識破妖怪陰謀並將妖怪打死，唐僧被妖怪迷惑反而用緊箍咒懲罰孫悟空並將他敢走。吳承恩以唐僧被捉、被妖怪變成老虎的結果來諷刺唐僧不分善惡，只知道一味慈悲，進而對孫悟空的降妖除怪予以了肯定。
能夠作為名著流傳後世，吳承恩對善惡的認識和判定並不是隨心所欲的，而是立足於客觀社會現實。在第八十七回，玉皇大帝令鳳仙郡三年不下雨，只因郡侯在供奉時推到了供桌。在得知事情原委的郡侯卻認為玉帝降罪是應該的，於是率領百姓謝罪。卻不知玉帝此念害死了多少無辜百姓。
這顯然是吳承恩諷刺當權者的愚昧可笑和對統治者的一味奉承。他以關心國家人民命運的態度諷刺統治者自私的善惡標準。面對朝政灰暗、奸邪橫行、忠義之士與百姓遭受迫害的現實，產生出嫉惡如仇、除暴安良的強烈願望。
吳承恩多次在書中對社會黑暗現實進行了揭露和批判（上文比丘國、滅法國的故事也說明了這點）。在吳承恩的筆下，統治者這種不顧及百姓死活的行為令人痛恨，體現出了他強烈的批判之情，而對於唐僧師徒四人救人於危難則流露除了濃郁的褒獎之情。
成書年代的社會文化對《西遊記》善惡標準的影響
《西遊記》成書於明朝。在當時城市商品經濟進一步發展，百姓生活空前繁榮，商賈地位有所提高，私有制思想逐漸蔓延，人民對自身利益的保護意識更加濃郁，這就是社會上容易出現一些為了利益而傷害他人的人或者事情。在判定是非曲直的時候，也會把自身利益擺在首位。
《西遊記》中或多或少也會受到這種社會文化風氣的影響。表面上是描寫神魔妖怪、西行取經的故事，其實是以戲筆寫真理，能夠折射出很多當時社會的現象。
- 在對於“妖”的認知上，小說與現實社會基本一致“人妖殊途”是基本思想；妖會害人、妖會吃人是基本認識。例如唐僧師徒四人在取經途中的遭遇，大多數的妖怪都是要害唐僧的。
- 人們對官吏的認識、對錢財的態度。小說中也曾多次反映。關係百姓、為民解難的官是好官；廣結善緣、救苦救難的人是好人；反之則是惡官、壞人。
- 從統治者角度出發，順從他們意願維護他們利益的百姓就是良民，否則就要問罪。在第六十二回，唐僧師徒四人途徑季塞國，國王命金光寺僧人守護佛寶舍利，但卻被妖怪盜取。導致國內無佛寶，外國不來朝貢。國王大怒不分是非黑白，將罪責歸於僧人，嚴刑拷打、萬般折磨。這些描述現實社會之外的世界，都有著與現實社會相同的種種弊端。
晚明社會的種種腐敗現象都被吳承恩寫進了神怪的故事中，那些胡作非為的妖魔鬼怪就是明代橫行霸道惡勢力的縮影。
結語：人們對昏君、暴君的憤怒，對明君、賢君的渴求；對奸臣、佞臣的厭惡，對忠臣、良臣的渴望；對燒殺搶奪的憤怒，對樂善好施的讚揚都在《西遊記》中有所體現，也基本反映了當時社會對善惡的判斷。
吳承恩用《西遊記》來告訴我們，善惡一念間。貪圖享樂、縱情聲色、燒殺強掠會讓人墮落到“惡”的深淵；保持本心中正、不做害人之事、才能向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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