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上月底溘然长逝，他与中国已故总理周恩来交往的一段往事令笔者至今难以忘记。
1970年初对华伸出触角
1969年5月，笔者作为新华社派遣的记者赴日本常驻。l971年秋，日本国内要求早日实现日中关系正常化的呼声空前高涨。一天，执政的自民党三巨头之一——总务会长中曾根康弘的秘书依田实来见我。依田一年前还是日本广播协会(NHK)政经部的记者，因同行关系，我们很熟。他见到我就说，中曾根希望有机会同我晤面，当面阐述他关于实现日中关系正常化的主张，并透露称，中曾根可能出马竞选下届首相，希望中方重视他在政界的作用和影响。
中曾根早在1970年初就伸出触角。先是他的秘书通过与新华社有供稿关系的东方通讯社记者，要求以个人身份见中国驻日记者；接着又通过依田实，就同我方记者接触一事进行试探。
初见印象：识时务之俊杰
形势发展很快。后来有关部门同意我们与中曾根等政治家直接接触。于是，在依田秘书的安排下，我偕《文汇报》记者蒋道鼎会晤了中曾根先生。
那天，我们先是乘记者团的车从惠比寿驻地到东京都副都心新宿一条街上与依田会合，然后换乘出租车到帝国饭店。因“保护”我的警察紧紧跟随，几次乘换电梯上上下下，才甩掉警察下到地下停车场，最后乘上依田事先预备好的车前往会见场所。我想，依田那天如此苦心安排，大概是因为在日本政局形势微妙的情况下，不想给身处要津的中曾根先生添麻烦吧。
虽说是与中曾根先生初次晤面，却留下深刻的印象。之前，我从日本报刊、书籍中获得的关于中曾根的印象是“白制服的青年将校”“国家主义者”。l970年，中国和朝鲜发表“联合声明”，认为“日本军国主义正在复活”，时任防卫厅长官的中曾根自然成了“军国主义分子”，不断受到中国的严厉谴责。
可能是这个缘故，他见到我们时，不无辩解地说，他是一直积极主张恢复日中邦交的松村谦三先生的忠实弟子，是最早访华的日本国会议员之一。1954年9月，他作为日本超党派的国会议员团成员出席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世界和平大会，会后取道苏联来到北京，此后一直关注中国的发展。
他还说：“日中两国是永远的邻居，处于隔绝状态不正常。长期以来，松村谦三先生为改善日中关系不断努力，我一直对他很敬佩、很支持。现在美中关系解冻，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日本的政局也在酝酿变化，日中关系正常化的时机走向成熟。”他表示，愿身体力行，促使日中邦交正常化早日实现。
这次会见，使我感到中曾根先生是一位有战略头脑、对国际形势的风云变幻非常敏感并善于应对的政治家，让我想起了“识时务者为俊杰”这句中国古语。会见之后，我立即向有关部门汇报。不久，便接到指示，要求我继续同中曾根先生保持接触。
1971年底，我回国述职。依田知悉后，特意来见我，称中曾根先生想拜托我把他给周恩来总理、中日友协会长廖承志和对外友协会长王国权的亲笔信带回北京。我于1972年1月到北京，即把信交给外交部。
周恩来会见中曾根康弘
第二次会晤：捎周总理口信
当我结束在北京的述职和休假，于2月底返任时，周总理通过外交部亚洲司让我转达他给中曾根先生的口信。我一回到东京，就通过依田的安排，又与中曾根先生会面。
记得那是一个晚上，当我来到会晤地点时，看到中曾根先生正襟危坐，似已等候多时。简短寒暄后，我说带来了周总理的口信，周总理说，谢谢你的来信，对你促进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决心表示赞赏，欢迎你在适当时候访华。
中曾根先生闻之，兴奋得“腾”地一下站了起来，说“这下子我的军国主义分子帽子可以摘掉了吧。”他对周总理理解他关于日中邦交正常化的主张十分高兴，并感谢我的传话，表示一定要为早日恢复邦交而努力。
周总理的口信意味着中方改变了迄今对中曾根的否定态度，这对中曾根来说，当然是一件大事。
此后，中曾根先生信守对周总理的约定，顺应时势，对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立场更加鲜明并付诸行动。为阻止福田赳夫的“佐藤亚流政权”上台，他同田中角荣、大平正芳、三木武夫实现联合，并在得到田中关于“就任后立即着手解决日中问题”的约定后，放弃出马竞选总裁的机会，转而支持田中。由此，自1972年春以后，关于总裁选举的形势生变，从“福田本命说”逐渐变为“田中优势”。在7月5日举行的总裁选举中，田中角荣不出所料地击败福田赳夫而折桂。
1992年笔者（左二）会见中曾根康弘前首相
被中国总理的细心打动
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表明，中曾根先生对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早日实现，也有一份不可磨灭的功劳。所以，当他1973年1月以通产大臣身份访华时，周总理会见他3次，共交谈了8个小时。1984年3月下旬，中曾根首相访问中国。在欢迎宴会上，时任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对中曾根说：“1973年阁下来中国访问，恩来同志同你见过面。恩来生前会见过很多外宾，但很少同我谈起外宾的情况，而他却对我谈过对阁下的印象。恩来同志说，中曾根先生年轻有才干，是一位有作为的政治家，将来是担任日本首相的人物。他的预言实现了。我有机会亲自向你转达恩来同志对你的评价，感到无比的高兴。”
中曾根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1973年访华时同周总理的）最后一次会谈结束是在午夜1时，我要回宾馆时，周总理特意把我送到人民大会堂台阶下面，并给我披上了大衣。中国的总理把日本的通产大臣送到外面并给披上大衣，这是很难得的。我因此感到周恩来这种人格魅力乃是表现了东方人的特点，欧洲的领导人做不到这一点。”
王泰平：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前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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