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11月29日，中央电视台播放了南斯拉夫的《巧入敌后》。《巧入敌后》是中央电视台第一部译制片，也是新中国第一部译制电视剧。
1979年11月，山东烟台，徐庆全家买回一台12寸进口彩电，这成了他观察外部世界最重要的窗口。
“从此，这个新的媒介形式对人们思维方式的冲击和改变，直到现在都不能小觑。”30年后，已成为传媒人士的徐庆全说。
这一年，进口电视机开始大量涌入中国，成为最抢手的家用电器。以后，中国电视机数量以每年上千万台的数字急剧增长，1979年485万台，到1982年，已经达到2716万台。
这年年底，中央电视台译制的第一部对口型的电视译制片《红与黑》，在荧屏上和观众见面。
这一事件同样具有风向标意义。“似乎表明，世界名著开始解禁了。”该片的导演之一王明玉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她在片中为于连的第二个恋人、玛蒂尔德侯爵小姐配音。
可以说，电视译制片伴随着一代中国人的成长。自此，引介西方文化产品渐成大势。
“无米之炊”逼出第一批译制片
电影拷贝是文革前法国驻华大使馆赠送的礼品。当时没有版权观念，认为是法国政府送的，当然有权播放。
1977年10月，中央电视台开办了《世界各地》和《外国文艺》两个栏目，开始向观众展示外部世界的丰富多彩。
两年后，电视台经历了一个短暂的繁荣期后，很快陷入了新的困境。
当年8月，由于文化部改革电影发行放映管理体制，电影制作放映实行成本核算，自负盈亏，利润分成，电影业开始面临经济压力。于是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停止向电视台供应新的故事影片。
当时的中央电视台，每晚近3个小时的节目，一部电影要占去三分之二的时间，专栏节目和电视新闻片只是补充。电视台无米下锅，眼看节目源就要断了。
“我的任务是填满每周六天每天三小时的播出‘版面’，可我拿什么节目来填满它们呢？”每到周末，笪远怀——央视节目组组长，就一筹莫展。
文化部与中央广播事业局在1979年10月24日签订了《关于供应电视台播放影片的规定》，按当时的协议，电影局每年要提供10部新影片给电视台以供五个节日的节目播出。但这个协议执行情况很不理想。
王树明，笪远怀的搭档，负责跑电影发行公司，联系片源。“问题解决不了，我就上报，官司一度打到中宣部。”王树明说。王树明也没少参与谈判，最高级别的谈判在文化部和广播电视部两个部长之间进行——吴冷西和朱穆之。
1979年，在一批老电视人的推动下，中央电视台连续播出了两部译制片：南斯拉夫电视剧《巧入敌后》和菲律宾故事片《我们的过去》。
两部片子成功播出后的一天，笪远怀和王树明在打扫地下室时，发现了几盘标有“法国故事片《红与黑》”字样、锈迹斑驳用作影片拷贝的铁盒。仔细察看，拷贝质量相当完好，笪远怀动了要译制它的念头。
这套从地下室翻出来的电影拷贝，是文革前法国驻华大使馆赠送给中央电视台的文化交流礼品。当时没有版权观念，认为是法国政府送的，当然有权播放。
经过请示，笪远怀决定组班子制作这部片子。演员不成问题，但没有翻译，没有剧本，如何下手？
事有凑巧，长春电影厂一位有译制影片经验的老翻译潘耀华来台里串门，说手头有上海译制片厂的译制台本，可以提供剧本和对口型配音方面的帮助。
经过十多天的埋头苦干，中央电视台第一部对口型的电视译制片终于在1979年年底与广大电视观众见面。
为于连配音的正是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赵忠祥。
《加里森敢死队》带来的社会问题
电视剧播出后，据说全国各地出现了不同的“敢死队”，“社会治安不稳”。中央电视台备感压力，不得不在第16集播出后停播此剧。
三部电视译制片的播出，使电视台士气大增，他们看到了解决电视节目短缺的一条新路子。
尝到了甜头，1979年年底，中央电视台组织了一个四人临时选片小组，由台长戴临风带队，赴香港采购片子，以供应第二年春节的节目播出。
而这年年初，邓小平访美，刚刚建交的中美两国进入蜜月期。
通过新华社香港分社的介绍，央视临时选片小组联系了香港无线电视台、香港凤凰影业公司，寻找新的片源。最后，他们带回了六部香港故事片和一部美国大型科幻系列片《大西洋底来的人》。
第二年，《大西洋底来的人》在屏幕上与中国观众相遇，掀起一股热潮——它甚至冲击了新出品的国产大片——张瑞芳主演的《大河奔流》。据当时的报道，春节期间，西单首都影院只卖出六张票。
这个来自大西洋底的海底生物麦克·哈里斯，不但把美剧第一次带到了中国，让中国老百姓得以窥探想象中的美国，麦克·哈里斯的蛤蟆镜也一度成为中国青年人的流行装饰。
选片小组成员笪远怀对这部美片的评价并不好，“总的艺术质量不高，配音效果更是粗糙，香港普通话让人难以适应”。
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瑕疵，却不能掩盖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中期中国译制影视的黄金时代。《加里森敢死队》成为这段光辉岁月的一个缩影。
《加里森敢死队》是央视引进的第二部美国电视系列片。为了保证配音质量，这部片子交给了上海电影译制厂。配音演员阵容强大，五个主要角色分别由童自荣、乔榛、杨成纯、施融、尚华配音，时任上海电影译制厂厂长的陈叙一亲自督阵。
“老爷子往那儿一坐，说‘放片’。”当时把片子送去上海电影译制厂的央视工作人员，现仍在央视从事配音工作的张伟回忆当时的情形。
没有本子，放一段喊“停”，现场翻译。陈叙一说一段，工作人员记一段，到了中午拿去打印，下午把打印稿发给演员开始配音。每天如此，坚持了大概一个月才完成配音工作。
1980年10月，《加里森敢死队》播出。但这部26集的美剧播完第16集后，便以黑底白字正告观众：本剧播放完毕。观众却都看出来了，电视剧只播了一半。询问原因和要求继续播出的信件“装了两麻包袋”，王树明说。
《加里森敢死队》讲述的是二战中，一支由囚犯组成的敢死队，在美国中央情报部加里森中尉的带领下，深入敌人后方战斗的故事。影片中，这群乌合之众，却能把第三帝国搅得乌烟瘴气、鸡飞狗跳。
此前一年，大批知青返城，城市积累的待业人口达2000万，是1949年以来的最高点。在这关口，一部系列剧播出后，据说全国各地出现了形态各异的“敢死队”，“社会治安不稳”。中央电视台备感压力，不得不在第16集播出后停播此剧。
剩下的10集，在1992年后才陆续在中国各大电视台与观众见面。
1983年，一组剪掉的镜头
影片中，上尉说：姑娘们洗澡去吧。船一推，女兵们一阵欢呼——接着镜头切换成，“啊，洗完澡好舒服呀”——姑娘们洗澡的镜头没有了。
一直以来，传播形成思维定势，一切宣传都要担当起教育大众的任务。
此时的电视工作者，在娱乐大众的同时，自觉不自觉地承担着这个传统使命。即使今天，说起当年《加里森敢死队》的禁播，参与这部电视剧制作的工作人员仍觉得“有一定的道理”。
徐庆全在其《文坛拨乱反正实录》一书的后记中记录了当时另一部世界名著《安娜·卡列尼娜》播出时的滑稽场面：中央电视台一边播，另一边一位节目主持人一脸正经地教导观众要树立正确的婚恋观。
每年的“十月革命”纪念日，中央电视台都会安排播放《列宁在1918》。1983年，央视决定开拓新片源，导演吴珊接受了这个任务。找到中苏友好协会，吴珊提出想引进《这里的黎明静悄悄》。
“友协没有，说去找苏联驻华大使馆吧。”25年后，吴珊说起这部片子的来龙去脉。苏联驻华大使馆送来了影片拷贝《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但也没有国际同期声。
影片中砍树的声音，配音时，只好以砸门来模拟——放影片的同时，导演组织人员砸门，“哐”的一声，不对，砸早了，重来。再砸，“哐”，又砸晚了。
也不懂得分开录制后期合成，录音师还得听着，敲得不对，空的，不像是砸树的声音，还得换工具重新砸。
影片录制完了，审片却通不过，因为片中有30秒女兵洗澡的裸露镜头。上面说要剪，吴珊特别倔，就是不同意剪掉这组镜头。
副台长阮若琳给吴珊打电话：“你就剪吧，不剪就播不了呀。”
吴珊让步了。
影片中，上尉说：姑娘们冼澡去吧。船一推，女兵们一阵欢呼——接着镜头切换成，“啊，洗完澡好舒服呀”——姑娘们冼澡的镜头没有了。
曾经的集体记忆
正是从《血疑》开始，中国的电视台学会了在电视剧前加播广告，当时许多名人愤然撰文，对电视台的这种趁情打劫的行为予以谴责。
多元文化的今天，几十人甚至上百个人挤在同一台电视机旁观看同一部电视剧似乎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情，但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确有数部电视剧创造了万人空巷的盛景。
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们，至今对《大西洋底来的人》《加里森敢死队》《姿三四郎》《霍元甲》《血疑》和《排球女将》等片念念不忘。
1981年初，上海电视台通过香港华联广告公司，以日本西铁城石英表特约播出的广告补偿形式，向日本松竹影业公司购买了26集电视连续剧《姿三四郎》的播放权。
而这一年，广东电视台意外地得到了香港电视连续剧《霍元甲》的播放权。
《霍元甲》最初是香港亚洲电视台送给中央台作为宣传和文化交流用的，而中央台在审查之后，认为此片不宜在全国播放。这时正赶上广东电视台为了办好自己的电视节目到中央台求援，看到这样一部电视剧摆在那里，很感兴趣，免费拿了回来。
先是请广东省里的领导集体收看，领导们提出了几点修改意见，认为全剧的核心还是“爱国主义”，应该没什么问题，这才得以在广州播放。
广东台副台长钮祖印记得，修改《霍元甲》最重要的一部分是：淡化处理剧中霍元甲两个妻子的情节。
《霍元甲》是内地播出的第一部港台剧，人们从简单而又深刻的影像中体会到这样一个讯息：爱国精神原来不仅体现在战斗英雄身上，还能从民间大侠霍元甲身上找到另一种民族精神。
后来全国各地电视台争相要求播放此剧，这就牵涉到版权问题。当时的价格是一集500美元，一共20集，1万美元，由全国要求播放这部片子的电视台平摊了。
此后，广东电视台引进的多部电视连续剧，包括《血疑》和《排球女将》等，都是以共同引进的名义获得的，不但解决了经费不足，也达成了事实上的“风险共担”。
也正是从《血疑》开始，中国的电视台学会了在电视剧前加播广告，当时许多名人愤然撰文，对电视台的这种“趁情打劫”的行为予以谴责。煽情的《血疑》在20世纪80年代赚足了中国人的很多眼泪，直到20世纪90年代国产电视剧《渴望》的出现，中国观众才把眼泪洒在自己人身上。
“用挺大挺严肃的词儿说自个儿生活中那点挺小挺可笑的事儿，把人的小毛病夸张给人看。”中国电视剧走到作家王朔所说的这一步，又花了电视人20来年的时间。
一切都显得那么的新鲜，那么的急不可待，除了迎面接受一切外来的东西，中国人还来不及仔细咀嚼，慢慢回味。在刚刚开放的那些特殊岁月里，一部电视剧，一个文学作品，往往超出了它本身的价值，被赋予了更多的社会涵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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