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五 . 书友
书荒时期
下乡数年，山村农闲或阴雨天，无活可干，颇觉无聊。在那个文化荒芜的的年代，书很稀少，文化用品很少，就连买副扑克牌都得从上海带去，想看书、买书着实很难。
公社的供销社里，有一个柜台是专门卖书的，大都是各类《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画像等，还有些样板戏之类的书，再不就是当时搞运动的批林批孔、评法批儒的各种辅导读物等。
县城梅山镇新华书店里，倒还有不少书，但也多是适应当时文革时期的政治读物。此外，从村里到县城，有50多里路，还要翻山越岭，一天才两班路过的长途客车，很不方便，一年也才难得的去个一两次。第一次上县城都已经是下乡半年后的11月份了。
即使去了县城，往往也是有事情要办，急急地办完事就得赶路回来，否则就赶不上车，因此连新华书店也没进去过几回。有一次误过了上车时间，只能与信华一同从县城步行回家。50多里路，从下午2点开始，一直走到天黑才到家，整整5个小时。
那时候，除了一天三遍的广播，山村唯一能见诸文字的外来信息，便是队里订阅的那份每每晚了三四天的省报了。于是闲时总想找些东西来看看，借以消遣。
一次，听说社员朱邦林家有《青春之歌》《三国演义》等书，虽说以前在上海也曾看过，但还是去他家把书借来了，只是《三国演义》只有下册，上册找不到了。于是乐滋滋的把这两本书仔细地看了一遍。我还似乎记得，隔了两年，又把《青春之歌》借来看了一遍。
一天干活时，正逢歇晌，口渴了，便就近去社员老田家找水喝。一进屋就见他家堂屋靠墙的条桌上有本《革命烈士诗抄》，这本书小时候见过读过，便想借来看看。一问，方知是他家在白大中学念高中的孩子小田从学校借来的，经老田同意后便如获至宝一样借回家读了。看了一遍后，尚觉得不过瘾，还将一些经典的诗句抄录了下来。好在那年月，什么都值钱，就是时间不值钱。还书时才知道，书是小田向老师借来的。小田告知说，老师姓储，教语文的，藏书可多了。
借书交友
也是巧了，大约两个星期后，我去白大中学办事，正好结识了那位储老师。他的学生小田早就与他讲起过我想借书的事，还说队里有3位上海知青，分别叫什么名字。因此见面后没有一点生疏感，一见如故，仿佛彼此早就认识似的。
储老师很年轻，想不到刚巧与我同龄，名叫士贵，1米7的中等个子，脑袋略大，浓眉大眼，剃个板寸，给人一种潇洒精干的印象。一年前才从六安地区师范学校中专毕业，被分回家乡的中学任教。虽说名字有些乡气，却颇有才气，写得一手好字，还喜欢写写诗、散文什么的，据说还给学校写过演出的剧本，算得上是个文青了。
听说我喜爱读书，便愿意借些书给我。那天，我随他来到寝室。那是当地中学校园里常见的一幢幢平房，有的用来做教师单身宿舍，有的做教职工家属宿舍。宿室约10平方米左右，室内陈设极简洁明了，南面窗前放一张办公桌，桌上放着教科书和两大叠学生作习簿等；东面靠北摆一张单人床，靠南放一只4层书架，正好抵到南北两面墙边；西北角靠北窗放一只箱子，上面放着些杂物；西面中间靠墙放着一个洗脸架，上下各有一个脸盆，放着洗涮用品等。
书架放的大多是教科书之类的，除了语文，居然还有生物、化学、音乐等，齐齐地放满了4层。因为小田说起过我喜欢看书，士贵便问我喜欢看什么书。我说：“随便什么都行，反正看着玩呗！”
这时，他掀起床单，从板床下拉出一只纸箱子，打开一看，嗬，真是“孔夫子搬家一一全是输（书）”。我这才发现，像这样的纸箱子，床底下一溜排着四五个。他拿出一套《中国文学史》（三册），记得好像是中国社科院编辑出版的；一本秦牧的《艺海拾贝》，封面还包着书皮呢。他指着《艺海拾贝》说，“这本书很值得一看，可长知识了。"我高兴地捧回了这几本书。如同看《革命烈士诗抄》一样，我也将《艺海拾贝》的一些精彩句子抄录了下来。还零星地抄录了文学史中的一些著名诗词。
之后，我便不时地去白大中学借书还书，陆续看了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巴尔扎克的《欧也尼•葛朗台》《高老头》、雨果的《巴黎圣母院》等外国名著。这些书在当时都属于封资修的货色，不知士贵从哪收藏来的，平常也是秘不示人。每次借给我时，都一再叮嘱，这些书都是世界名著，是好书，但现在都属于扫四旧的东西，不要外传，千万要保护好。
我经历过文革初期烧书“扫四旧”的那个时期，连自己小时候集的邮票，凡自己认为是“封资修”的邮票都自觉地拿出来，在大门口与小伙伴的邮票一起烧掉了，后来想想都能悔死。听了士贵的告诫与提醒，自然一口答应下来。
事实上，在农村，一个是没有多少对外交往，扩散不到哪里去；再一个是社员们文化普遍不高，对读书既不重视也不反感，比如朱邦林就保留了那两本书。
但是也不能太大意，还是小心为好，对此有过一个深刻教训的案例。邻近七岭大队有位合肥下放的女知青，叫王冬竹，她把日记放在枕头下面，结果被人找扑克时翻了出来，还看了日记，发现有与大好形势不符的内容，告发到公社，引起了一场风波，带来了不良的后果（见《一.日记》），因此我也一直小心翼翼，唯恐丢失，保证万无一失，完璧归赵。
这样也自然与士贵开始了非正规的交流，随意谈些读书感想，当然谈不上是研究，纯属是开拓一些视野，增加一点阅历而已。要论收获，那3册本的《中国文学史》对我影响最大，为我后来学习汉语言文学专业打下了一些常识性的基础，起到了指导引路和潜移默化的作用。
此后，士贵也利用星期日时间下乡来到我们集体户聊聊，与信华、伟章也渐渐地熟悉起来，成为了好朋友。我与士贵更是交谈甚欢，引为书友、挚友。
说起来这段时间是我21岁之前的第二个读书高峰，还真看了不少书。
（后排右为储士贵）
少年读书
第一个读书高峰，那还是在读小学时。在东长治路第四小学读4年级时，那时《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夢》《西游记》4大古典名著已有一册本的少年版，都一一浏览过一遍。当年，在班主任殷美珍老师的指导下，我们班同学按8个学习小组组成了读书小组，殷老师开出了一长串读书目录，诸如4大古典名著、《十万个为什么》、《科学家谈21世纪》以及黄继光、向秀丽、邱财康、王孝和等英雄人物的传记作品等，小组长按目录打√检查。小伙伴们几乎全部都把这4本书及其他书囫囵吞枣般地看过一遍，由此产生了浓厚的读书兴趣，并养成了读书习惯。
那些书主要是向学校图书馆借阅的，也有班级小图书室的。在殷老师的倡议指导下，班里建立了图书室，同学每人献出5本书，由专人负责借阅登记，互相传看，规则如同学校图书馆一样。学期结束，则有各人将出借的书领回。
那时还特别喜欢看连环画。 楼下马路对面便是居委图书阅览室，两处弄堂口分别有小人书摊，可借连环画现场阅读。特别是与海员医院相邻的旁边，有条宽1米，长达20米的窄巷死胡同，被经营的老板用来做了一个小人书摊，靠墙东侧有一长溜板条式的凳子，如凳子坐着人，有人出入都得侧身，也是常去光顾的。看过60本一套的《三国演义》、21本一套的《水浒传》、15本一套的《西游记》《红楼夢》《说岳全传》《杨家将》等，以及忘记了册数的《隋唐演义》《东周列国志》等，也有现代作品，如《红岩》《红日》等。还有以各种电影改编的，如《五十一号兵站》《战上海》《上甘岭》等。连环画的内容相当广泛，古今中外的名著都有，像我才十一二岁看大部头未必看得懂，但看连环画作为启蒙，实在是事半功倍的好事情。
借阅连环画是1分钱一本，有些厚的老板就将它一拆为二，分为上下册出借。小时候爸妈给的零用钱、早点钱，大都用在这上面了。
这些少年时的阅读经历，给人生铭刻下许多记忆。八九十年代，电视连续剧《水浒传》《三国演义》巜西游记》《红楼梦》先后开播，自己便以连环画的形象来对比衡量剧中的人物。还别说，大都是对得上号的，特别是《西游记》中的人物基本上与连环画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这是因为那时的连环画都是著名画家画出来的，早已深入人心，电视剧编剧、导演也都考虑借鉴了这层因素。
少年时代的烙印很深，以至于现已年过花甲，家中的书橱里除4大古典名著外，仍收藏着相隔20年出版的两套《十万个为什么》等，还有那本新版的《科学家谈21世纪》等书，这纯属是为了保存那段美好过往的回忆，也是对敬爱的班主任殷美珍老师的一份真诚的纪念。
少年时读的书、看的连环画作为知识储备，在下乡后还派上了大用场，特别是《隋唐演义》中的许多人物、故事如数家珍：第一条好汉李元霸，第二条好汉宇文成都，第三条好汉裴元庆，以及罗成、秦琼、尉迟恭、雄阔海共18条好汉，成了与知青们侃大山的佐餐谈资。
5年级时因家里搬家转入到另外一所小学上学了。1966年夏天，我们刚把6年级的课程读完准备考初中时，进入了文革时期，文化也就被革命掉了，此后便没有象样地读过书，包括课文。再稍后便上山下乡当知青去了。
再遇书友
直到遇到储士贵这位书友后，我才有机会集中一个阶段看了一些书。尽管这段时间不长，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今书橱里摆着王瑶、游国恩、刘大杰、22院校编著的4套不同版本的《中国文学史》，也有着《艺海拾贝》《安娜•卡列尼娜》、《欧也尼•葛朗台》《高老头》、《巴黎圣母院》《契珂夫小说集》等成套成集的书，但一想到下乡时能读到那些书，一看到当年记着的那些笔记，便不由得想起书友士贵来。
储士贵在80年代便离开白大中学，被选调到金寨县教育局工作。因为工作出色，在局里历任科长、副局长、局长，成为教育战线的一位领导。
1994年10月，我与同事因公出差到金寨，他还在梅山水库旁的县委招待所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一行。席间他简要谈了县教育局情况后，更多的便是聊起了在白大公社的经历，话题也是离不开当年借书交友的那段往事。
想来在我俩的人生道路上，都留下了那借书交友的浓郁一笔，也都留下了那段美好的回忆。
屈指算来，梅山一别又已经26年了。士贵，我的书友，如今可安好？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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