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志演義》是我國第一部長篇章回小說，也是歷史演義小說的開山之作。所謂“歷史演義”，就是用通俗的語言，將爭戰興廢、朝代更替等為基幹的歷史題材，組織、敷演成完整的故事，幷以此表明了一定的政治思想、道德觀念和美學理想。這種獨特的文學樣式受 到了素重歷史傳統的中國人民的喜愛，所以明代“自羅貫中氏《三國志》一書，以國史演為通俗演義，汪洋百餘回，為世所尚，嗣是效顰者日眾，因而有《夏書》、《商書》、《列國》、《兩漢》、《唐書》、《殘唐》、《南北宋》諸刻，其浩瀚與正史分籤幷架”（可觀道人《新列國志敘》），形成了一個創作歷史演義的傳統。
第一節 《三國志演義》的成書、作者與版本
三國故事的長期流傳與發展 關於羅貫中 《三國志演義》的成書時間 《三國志演義》的主要版本
中國歷史上的“三國”，本身是一個龍騰虎躍，風起雲湧的時代。陳壽的一部《三國志》和裴松之的注就包蘊著無數生動的故事，為文學家的藝術創造提供了豐富的素材。而在民間，又不斷地流傳和豐富著三國的故事。到隋代，文藝表演中已有“三國”的節目，據杜寶《大業拾遺記》載，隋煬帝看水上雜戲，就有曹操譙水擊蛟、劉備檀溪躍馬等內容。李商隱有《驕兒》詩云：“或謔張飛胡，或笑鄧艾吃。”可見到晚唐，連兒童也熟悉三國的故事。在宋代的“說話”藝術中，已有“說三分”的專門科目和專業藝人。蘇軾《志林》載：“王彭嘗雲：塗巷中小兒薄劣，其家所厭苦，輒與錢，令聚坐聽說古話。至說三國事，聞劉玄德敗，顰蹙有出涕者；聞曹操敗，即喜唱快。”可見當時“說三國”的藝術效果很好，且已有明顯的尊劉貶曹的傾向。
宋代的這些話本沒有流傳下來，現存早期的三國講史話本有元至治年間（1321～1323）建安虞氏刊印的《三國志平話》和內容大致相同的《三分事略》。其故事已粗具《三國志演義》的輪廓，突出蜀漢一條主線，情節略本史傳，有大量的民間傳說。結構宏偉，故事性強，然敘事簡率，文筆粗糙，保留著“說話”的原始面貌。
在戲曲舞臺上，金元時期也搬演了大量的三國戲。陶宗儀的《南村輟耕錄》曾載有《赤壁廉兵》等多種金院本劇目。錢南揚的《戲文概論》曾指出有《關大王獨赴單刀會》等多種宋元戲文。現知元代及元明之際以三國為題材的雜劇劇目就有60種之多。從這些劇目和現存的21種劇本的情況來看，半數以上是以蜀漢人物為中心，擁劉反曹的傾向十分鮮明，在情節結構、語言風格等方面，具有濃厚的民間色彩。
在長期的、眾多的群眾傳說和民間藝人創作的基礎上，羅貫中“據正史，採小說，證文辭，通好尚”（高儒《百川書志》），創作了《三國志演義》這部歷史演義的典範作品。
關於羅貫中，目前所知甚少。據賈仲明《錄鬼簿續編》（或謂無名氏作）、蔣大器《三國志通俗演義序》等記載，他名本，字貫中，號湖海散人，祖籍東原（今山東東平），流寓杭州。賈仲明說他“與餘為忘年交，遭時多故，各天一方，至正甲辰復會。別來又六十餘年，竟不知其所終”。據此，可知他生活在元末明初，約在1315至1385年之間。明人王圻《稗史彙編》所錄一則材料稱羅貫中“有志圖王”，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說他是施耐庵的“門人”，清人顧苓《跋水滸圖》等說他“客霸府張士誠”，都不知是否可靠。他的《三國志演義》約成書於明初。他還是《水滸傳》的編寫者之一。田汝成《西湖遊覽志餘》說他“編撰小說數十種”，可能誇大其辭。今傳世的《隋唐兩朝志傳》、《殘唐五代史演義傳》、《三遂平妖傳》恐怕都是後人偽作。《錄鬼簿續編》還著錄了他所作的三部雜劇作品，今僅存《趙太祖龍虎風雲會》一種。這部作品以趙匡胤、趙普為中心，歌頌了賢君明相，與《三國》在精神上有相通之處。
現存最早的刊本是明嘉靖壬午年（1522）刊刻的《三國志通俗演義》。該書24卷，240則，每則前有七言一句的小目。卷首有弘治甲寅（1494）庸愚子（蔣大器）《序》、嘉靖壬午修髯子（張尚德）《引》。以後的新刊本多從此出，只是在插圖、音釋、考證。評點和卷數、回目、個別文字方面作些調整。至《李卓吾先生批評三國志》本，將240則合幷為120回，回目也由單句變為雙句。近年來學界所關注的是，今存嘉靖至天啟年間的刊本中有不少書名為“三國志傳”而非“三國志演義”，如《新刻全像大字通俗演義三國志傳》、《新刻按鑑全相批評三國志傳》等。這類“志傳”系統與“演義”系統版本的不同之處，除了在一些情節、文字上有所出入之外，主要是“志傳”系統的《三國》中穿插著關羽次子關索（或花關索）一生的故事。這兩種系統的本子孰前孰後，誰接近羅貫中的原本，目前學術界存在著不同的看法。也有一些學者將各本認真比勘後，認為“嘉靖本”和“三國志傳”本是出於同一源頭的抄本，兩種系統的差異只是在傳抄過程中產生的。清康熙年間，毛綸、毛宗崗父子以李卓吾評本為基礎，參考了“三國志傳”本，對回目和正文進行了較大的修改、增刪，幷作了詳細的評點。毛本《三國》，正統的道德色彩更加濃厚，但在藝術上有較大的提高，其評點文字也多有精到的見解，故成為後來最流行的本子。近人常將它簡稱為《三國演義》，幷漸漸地與《三國志演義》混為一談，甚至將在文學史上最具代表意義的書名《三國志演義》取而代之了。
第二節 理想和迷惘中重塑歷史
《三國志演義》的主旨 政治上嚮往“仁政” 人格上注重道德 才能上崇尚智勇 關於“擁劉反曹” 在悲愴和迷惘中追尋傳統
《三國志演義》用“依史以演義”（李漁《三國志演義序》）的獨特的文學樣式，描寫了起自黃巾起義、終於西晉統一的近百年曆史。“依史”，就是“事紀其實，亦庶幾乎史”，對歷史的事實有所認同，也有所選擇，有所加工；“演義”，則滲透著作者主觀的價值判斷，用一種自認為理想的“義”，涇渭分明地去褒貶人物，重塑歷史，評價是非。統觀全書，作者顯然是以儒家的政治道德觀念為核心，同時也糅合著千百年來廣大民眾的心理，表現了對於導致天下大亂的昏君賊臣的痛恨，對於創造清平世界的明君良臣的渴慕。這也就是一部《三國志演義》的主旨。
作為明君良臣的主要標誌，就是能在政治上行“仁政”，人格上重道德，才能上尚智勇。
自從孟子精心設計出一套“民為邦本”、“仁政王道”的社會政治藍圖之後，中國曆代的知識分子一直為之奮鬥不息，也為廣大的百姓嚮往不已。小說在以蜀為中心，展開三國間的錯綜複雜的爭鬥故事時，就把蜀主劉備塑造成一個仁君的典範。劉備從桃園結義起，就抱著“上報國家，下安黎庶”的理想（卷之一《祭天地桃園結義》）。一生“仁德及人”，所到之處，“與民秋毫無犯”，百姓“豐足”，所以“遠得人心，近得民望”，受到人們的普遍愛戴。當他被呂布打敗，匹馬逃難時，“但到處，（村民）聞劉豫州，皆跪進粗食”（卷之四《呂布敗走下邳城》）。後曹操大舉南下，竟有十數萬百姓隨同劉備赴難，雖然情勢萬分危急，他亦不肯暫棄百姓。他愛民，也愛才。待士以誠信寬厚，肝膽相照，故如諸葛亮與五虎將等一代英豪，都能終生相隨，君臣間的關係“猶魚之有水也”。劉備就是作者理想中的“仁德”明君。他手下的大臣也都有“救國救民之心”，如趙雲就明確表示過：“方今天下滔滔，民有倒懸之危。雲願從仁義之主，以安天下。”（卷之二《趙子龍盤河大戰》）諸葛亮在臨終前，還手書遺表教後主“清心寡慾，薄己愛民；遵孝道於先君，布仁義於寰海”（卷之二十一《孔明秋風五丈原》。這都寄託著作者仁政愛民的理想。
與劉備相對照的是，作者又塑造了一個殘暴的奸雄曹操。劉備入川時，曾對龐統說：“今與吾水火相敵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相反，事乃可成耳。”（卷之十二《龐統獻策取西川》）曹操也是一個“人傑”，小說中王粲就說他“雄略冠時，智謀出眾”。有時為了籠絡人心，也略施權術，以示有“寬仁大德之心”，因而能平定北方。但他心靈深處所信奉的人生哲學是“寧使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熱情款待他的呂伯奢一家，竟被他心狠手辣地殺得一個不留。他為報父仇，進攻徐州，所到之處，“盡殺百姓”，“鶏犬不留”。對部下，更是陰險、殘酷，如在與袁紹相持時，日久缺糧，就“借”倉官王垕的頭來穩定軍心。其它如割發代首、夢中殺人等等，都表現了他工於權謀，奸詐、殘忍，毫無惜民愛民之心。與此相類的，如董卓。袁紹、袁術、曹睿、孫皓、劉禪等，既無曹操的雄才大略，卻似曹操那樣輕民、殘民，因此必然走向滅亡。如董卓就將“民為邦本”之說視為“亂道”，說：“吾為天下計，豈惜小民哉！”他專肆不仁，殺人如麻，鬧得“罪惡貫盈，人神共憤”。最後暴屍之時，“百姓過者，手擲董卓之頭，至於碎爛”，“城內城外，若老若幼，踴躍歡忻，歌舞於道”（卷之二《王允授計誅董卓》）。這種對於蔑視黎元、殘殺無辜的亂臣賊子的憤恨，正反映了廣大民眾對於“仁政”的渴慕。
《三國志演義》在人格構建上的價值取向，是恪守以“忠義”為核心的倫理道德規範。全書寫人論事，都鮮明地以此來區分善惡，評定高下，而不問其身處什麼集團，也不論其出身貴賤和性別，只要“義不負心，忠不顧死”，都一律加以讚美。特別是對諸葛亮的忠，關羽的義，作者更是傾注了全部的感情，把他們塑造成理想人格的化身。諸葛亮的一生，連他的敵人也佩服他“竭盡忠誠，至死方休”（卷之二十三《司馬懿謀殺曹爽》）。如第四次伐魏時，形勢大好，後主卻聽信讒言，將他召回。此時，“如不從之，是欺主矣；若從之而退兵，祁山再難得也”（卷之二十《孔明祁山布八陣》），在“正好建功”與完善道德的兩難之中，他還是為了維護“忠”的人格而放棄了千載難逢的建功良機。關羽死守下沛，身陷絕境時，就決心為義而死。後來又是從大義出發，身在曹營心在漢，不為曹操的金錢美女所動心。當他一旦得知劉備的消息，便掛印封金，奪關斬將而去。他們的忠義觀念、道德品格顯然是屬於封建性質的，但同時也應該看到，小說通過趙雲投劉備、徐晃歸曹操、田豐為袁紹所忌等故事的描寫，反覆強調“良禽相木而棲，賢臣擇主而事”的思想，說明這種“忠”幷不是忠於一姓之天下，也不是僅忠於“正統”的劉蜀，具有一定的開放性、靈活性。他們的“義”，又包含著“同心協力，救困扶危，上報國家，下安黎民”（卷之一《祭天地桃園結義》的精神。因此，《三國志演義》中以“忠義”為核心的道德標準，又與滲透著民間理想的政治標準緊密地聯繫在一起，反映著當時的一種較為普遍的社會心理。至於關羽為報昔日之恩，而在華容道上不顧一切地放走了曹操，也被小說的作者稱之為“義重如山”。關羽的“義”在本質上是強調人與人之間的相互幫助、回報和溫情，與江湖上流行的道德精神是息息相通的。關羽這個形象在民間越來越被神化，反映了廣大民眾對他的崇敬，而不僅僅是由於歷代的統治階級不斷地予以尊崇、追封的結果。
走出亂世，還得憑藉軍事上的實力和謀略上的成功。小說對於智與勇，都是予以歌頌的。比較起來，在描寫三國間政治、軍事、外交的錯綜複雜的矛盾鬥爭中，小說更突出了智慧的重要性。司馬徽曾對劉備說：“關、張、趙雲之流，雖有萬人之敵，而非權變之才；孫幹、糜竺、簡雍之輩，乃白面書生，尋章摘句小儒，非經綸濟世之士，豈成霸業之人也！”（卷之七《劉玄德遇司馬徽》）他說的經綸濟世之士，就是指諸葛亮。小說中的諸葛亮，不但是忠貞的典範，而且也是智慧的化身。他初出茅廬，就為劉備提出了據蜀、聯吳、抗魏的戰略思想。在通曉天時地理，把握事物發展規律的基礎上，“火燒博望”、“草船借箭”、“借東風”等，克敵如神；在深切地掌握敵方心理特點的情勢下，巧妙地使用了驕兵計、疑兵計、伏兵計、反間計等，把敵人搞得暈頭轉向，其中如“空城計”、“隴上妝神”等就是心理戰成功的著名範例。特別是在對周瑜和孫吳方面，採取了既團結又鬥爭的方針，隨機應變、趨利避害，獲得了極大的成功。魏國的曹操、司馬懿，吳國的周瑜、呂蒙、陸遜，蜀國的龐統、姜維等，儘管也都長於計謀，但與諸葛亮一比，就都相形見絀。《三國志·諸葛亮傳》曾說：“亮才於治戎為長，奇謀為短，理民之幹，優於將略。”小說卻一反其說，把他的謀略勝算寫得出神入化，這無疑是寄託著人民的理想。諸葛亮的驚人智慧和絕世才能，實際上也是我國古代歷史上各種鬥爭經驗和智慧的總結。
《三國志演義》把蜀國的劉備、諸葛亮、關羽等君臣作為理想中的政治道德觀念的化身，仁君、賢相、良將的典範，而把魏國的曹操等作為奸邪權詐、推行暴政的代表，至於孫吳方面只是陪襯而已，因而具有明顯的“擁劉反曹”的傾向。在歷史上，曹、劉孰為正統的問題，從來就有不同的看法。在正宗的史學著作中，大致自朱熹的《通鑑綱目》起，一般都奉蜀國為正統，以魏、吳為唐國。至於在民間流傳的故事中，從來就有尊劉貶曹的傾向。究其原因，一是由於劉備是“帝室胄裔”，多少有點正統的血緣關係；二是劉備從來以“弘毅寬厚，知人待士”（陳壽《三國志·先主傳》）著稱，容易被接受。特別是在宋元以來民族矛盾尖銳的時候，“人心思漢”、“恢復漢室”，正是當時漢族人民共同的心願，因而將這位既是“漢室宗親”，又能“仁德及人”的劉備樹為仁君，奉為正統，是最能迎合大眾的接受心理，符合廣大民眾的善良願望的。
作者從儒家的政治道德觀念出發，融合著千百年來人民大眾對於明君賢臣的渴望心理，把劉備、諸葛亮等人作為美好理想的寄託。根據儒家的思維邏輯，“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或“天下土地，唯有德者居之”。但歷史的發展恰恰是事與願違：暴政戰勝了仁政，奸邪壓倒了忠義，全能全知、超凡入聖的諸葛亮竟無力迴天！諸葛亮臨終時哀嘆：“吾本欲竭忠盡力，恢復中原，重興漢室，奈天意如此，吾旦夕將亡矣！”（卷之二十一《孔明秋風五丈原》）小說最後也用了這樣的詩句作結：“紛紛世事無窮盡，天數茫茫不可逃！鼎足三分已成夢，後人憑弔空牢騷。”作者無可奈何地將這一場歷史悲劇歸結為“天意”或“天數”。所謂“天數”，與其說是肯定了客觀歷史進展的理則，還不如說是流露了作者對於理想的幻滅、道德的失落、價值的顛倒所感到的一種困惑和痛苦。一部《三國志演義》表現了作者在理想與歷史、正義與邪惡、感情與理智、“人謀”與“天時”的衝突中，帶著一種悲愴和迷惘的心理，對於傳統文化精神的苦苦追尋和呼喚。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它是一部悲劇，也是一部呼喚民族大眾傳統文化精神的史詩。（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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