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最後一個皇帝崇禎，自縊於北京的煤山，當時稱做萬歲山，諡號莊烈愍帝。按照中國傳統的諡法，兵甲亟作曰莊，秉德遵業曰烈，在國逢難曰愍，使民折傷曰愍，在國連憂曰愍，禍亂方作曰愍。由此，時人對崇禎的評價可見一斑。
雖然中國歷史上每個王朝最後一任皇帝的名聲都不太好，殘忍嗜殺者、荒淫無道者、縱情聲色犬馬者比比皆是，但是崇禎皇帝和其他的亡國之君似乎都不同。崇禎機敏果斷，十七歲以藩王的身份從兄長天啟皇帝手中繼承皇位，只用了兩個月時間就清除了不可一世的閹黨，史稱：“崇禎始政，天下翕然稱之。”
崇禎勤政愛民，上臺之初，就停止了蘇、杭地區的織造，並禁止官吏擅自增加賦稅和勞役，後來為了表明自己與吏民同甘共苦，
“避居武英殿，減膳徹樂，非典禮事， 惟以青衣從事。”崇禎治下也不缺少謀臣良將，如一手打造寧錦防線的戰略家孫承宗，擊敗皇太極率領的滿清八旗，取得寧錦大捷的袁崇煥，將李自成打的只剩十八騎，逃入商洛山區的孫傳庭等。
崇禎之死，時人及後世有很多替他感到惋惜的，尤其他以“任賊分裂，無傷百姓一人”的悲憤來實踐自己“君王死社稷”的誓言，百年之後讀來也頗使人動容。
但是，大明終究是亡了，而且是亡在“一心治國”的崇禎皇帝手裡，猶如“為眾人抱薪者，卻被凍斃於風雪”。這讓“崇禎之死”不僅讓人感慨不已，也讓人浮想聯翩。歷史到底是在告訴我們“無力迴天”的悲劇，還是在昭示我們“事在人為”的教訓呢？作為一個歷史看客，不能真正客觀地瞭解這段歷史，就不能真正理解這個歷史結局背後的意義。
一、明朝歷史的分期
商傳先生關於明朝歷史的分期很有借鑑意義：
整個明代的276年，可謂國運天成。十六位皇帝在位的時間可以剛好可以分成四個時期，而每個年代差不多七十年。從朱元璋開始，洪武、建文、永樂、洪熙到宣德，歷經六十七年（1368-1435）；再從正統、景泰、天順、成化到弘治五朝四帝，歷經七十年（1435-1505）；再從正德、嘉靖到隆慶三位皇帝，又是歷經六十七年（1505-1572）；最後從萬曆、泰昌、天啟到崇禎，又歷經了四位皇帝七十二年（1572-1644）。一般的說法，是把最後的一個階段七十二年，稱之為晚明。另外，接下來還有南明一位皇帝，四個監國，那已經是清兵入關以後，清朝開始了，似乎已經不能算之為明朝的年代了。
如果再把晚明這段歷史再次進行細分的話，基本每十五年左右可以單獨成一階段。詳情和理由如下：
1、萬曆初期，張居正推行“萬曆新政”，用十年的時間勵精圖治，取得了明朝歷史上最後輝煌，也是明朝的“迴光返照”。張居正一死，萬曆皇帝親政，雖然很果斷的親手否定了自己恩師十年來改革的成果和政策，但在政事上還是十分勤勉，政局上也是相對平穩。直到萬曆十四年秋，萬曆帝以腿疾為由開始長達數十年的怠政。這期間可算是勵精圖治的十四年（1572-1586），為第一個階段；
2、萬曆十四年首輔申時行上疏請立太子，到萬曆二十九年正式立朱常洛為太子。這中間還經歷了從萬曆二十年到二十七年的萬曆三大徵，內爭不斷，外戰不止，是國本之爭和三大徵的十五年（1586-1601），為第二個階段；
3、萬曆二十九年前後，顧憲成繼主導重修東林書院之後，以“天下是非”叫板王錫爵“廟堂是非”，到萬曆四十五年丁巳京察結束。東林黨從一個小小的讀書人的書院，逐漸從在野走向在朝影響甚至主導朝政，是黨爭外加國本之爭後續的十五年（1601-1615），為第三個階段；
4、萬曆四十六年，明清薩爾滸大戰，歷經泰昌皇帝一個月的生命以及天啟皇帝前後七年，直到崇禎三年已巳之變結束。薩爾滸戰後，明清雙方的局勢，明朝轉為守勢，再也沒有進行過一朝反攻並且勝利的大戰。中間災荒加劇，國內動亂不止，政局黑白顛倒。是明朝形勢急轉直下的十五年（1616-1630），是第四階段；
5、再從崇禎三年，周延儒、溫體仁先後入閣主政，到崇禎十七年最後城破國亡，崇禎皇帝上吊。諸多明亡的因素從量變到質變，暴露了明朝在政治、財政、軍事上的各種無可挽回，直到最後唯一能對抗農民起義的孫傳庭戰死。撐過最後一段於事無補的時間，明朝亡國了。是明亡前垂死掙扎的十五年（1630-1644），這是第五個階段。
如果把明朝當成一個人生歷程，那麼商傳先生分的階段，恰如一個人的少年、青年、中年和老（晚）年。而晚明這段時期，正是類比成一個人的生老病死的最後階段的晚年。第一個階段是中年之後開始強身健體，中間雖遇變故（張居正死）卻仍能修養身心的時期；第二階段雖然數逢大病（爭國本加三大徵），卻還能靠之前健身養生的老本，健康雖損卻不至於影響生命；第三階段，從第二階段的病症中更為加劇，並轉成各種併發症，開始影響到明朝的各個方面，甚至出現導致生命危險的各種症狀出現；第四個階段，大病一場（薩爾滸之戰），且病後仍不思調理，沒有進行任何有效的調理（改進措施），各種災病不斷，比如欠餉嚴重，四方亂起，黨爭惡化，遼事屢敗，終於又導致一場更大的大病——已己之變。這一場病，是明朝的不治之症；第五個階段，明朝在不治之症中各種掙扎，各種藥方無效（內有徐光啟、畢自嚴、孫元化、劉宗周、黃道周等或罷或死，外有袁崇煥、洪承疇、楊嗣昌、盧象升倒下），直到孫傳庭死，病危通知送達。最後一段的苟延殘喘，無非是壽終正寢之前的迴光返照罷了。
《明史》孫傳庭傳：傳庭死，關以內無堅城。
傳庭死，而明亡矣。
請注意這個時間節點，崇禎二年到崇禎三年之交，那時候正在已巳之變，是明朝暴發的一場不治之症。
身處病症晚期是崇禎的不幸，是天災人禍的複合作用。所以，把其歷史責任歸咎於崇禎一個人身上顯然是不符合歷史規律的。但是崇禎作為一個國家的最高領導人，撥亂反正、力挽狂瀾，是其與生俱來的歷史使命，崇禎是否盡其力、盡其責了呢？如果歷史重來一次，崇禎是否又有反敗為勝的機會呢？
二、崇禎繼位時明朝的現狀
崇禎繼位的時候，接受的還是一個相對完整和穩定的政治局面，這也是他為世人所詬病，並因明朝滅被歷史問責的主要原因。
但是，實際上，崇禎繼位時的大明已是千蒼百孔，滿目蒼夷。就我們所瞭解的、比較明顯的幾個點來看就有：“亂明三大案”剛剛發生，宦官集團和東林黨的權力鬥爭正是如火如荼的時候。國內的流民起義，此起彼伏、連綿不絕。皇權旁落、軍備鬆懈、吏治腐敗等。
如果細看全國時局，則更加不忍直視：
東北，遼東努爾哈赤薩爾滸大戰之後，仍然不斷進犯，佔領了明朝遼東的撫順、鐵嶺、清河，遼陽、瀋陽、廣寧，甚至將都城建在新佔領的盛京（今瀋陽），兵鋒直指大明遼東。雖然有寧遠、寧錦兩次大戰，擋住了後金的進攻。同樣在天啟七年，奴爾哈赤的繼任者皇太極把朝鮮打成兄弟之盟，又把明朝可能的盟友，蒙古察哈爾林丹汗逼往西遷。此前，蒙古的內喀爾喀五部已經被分化瓦解並投向後金，而且仍繼續向喀啦沁所部繼續蠶食。蒙古作為明朝的屏藩，正逐步敞開明朝防衛的大門。明朝四大軍鎮除遼東以外，薊、宣、大將直接暴露在後金的虎視之下。
西南，天啟元年發生奢安之亂，整整天啟在位的七年間都在戰爭之中，一直延續到崇禎二年。
西北，已經開始了長達十餘年的災荒，實際上是崇禎繼位的時候，已經有了農民軍起義的烽火，這一星星之火，最後燒燬了明朝276年的統治。
中腹，由於長年以來福、潞等藩都在湖廣、河南等地，百姓供養的重災區，加上該地多年來頻繁出現災情，崇禎元年，即有大臣向皇帝進獻了流民餓殍圖景，零星地方已經出現嚴重的流民民變。
天啟七年，國家財政收入的白銀僅三百二十萬兩，而這些銀子，尚不足京營軍的軍餉和朝廷官員的官俸。原定每年從南方運往北京的四百萬石漕糧，實際到京不到三百萬石，但是僅京營軍就需要分發了三百三十八萬石軍糧。萬曆四十六年起徵的遼餉，經數度增加後核定五百二十萬兩，扣除地方剿匪等支用，到京實數不過二百八十五萬餘兩。
《明史食貨志》：“戶部尚書李汝華乃援徵倭、播例，畝加三釐五毫，天下之賦增二百萬有奇。明年復加三釐五毫。明年，以兵工二部請，復加二釐。通前後九釐，增賦五百二十萬，遂為定額。”
這就是崇禎皇帝朱由檢接手的大明江山，其實已經是在風雨中飄搖欲墮。偌大的帝國版圖鋪在桌面，找不到一塊沒有問題淨土能放得下一個巴掌。
三、崇禎是一個怎樣的人？
我們要全面去了解一段歷史，首先必須客觀地去了解當事人的性格屬性，如此我們才能客觀地對事情作出最貼合實際的判斷。崇禎被世人詬病為“亡國之君”，那麼他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呢？是性格還是能力？是時勢還是偶然導致他走向了失敗的結局呢？
1、他很自負
有一次臣子把他比作了漢文帝，本來是馬屁之言，但是崇禎聽了十分的不高興，他認為漢文帝只是一箇中上等的皇帝，覺得那漢文帝和自己比不值一提。還有一次輔臣提到了唐太宗，崇禎帝說：“唐太宗掃蕩群雄，我自愧沒有那樣的才能；但要說到閨門無序，家法敗壞，我還羞於與他相提並論呢。”（摘自《三垣筆記》）前半句絕對不是崇禎的謙虛之言，他打心眼兒裡是覺得唐宗宋祖之類的人物比不上自己。
2、因為自負，他很不自信
極其自負的崇禎內心中有很大的不自信成分，所以他對其他人的評價十分敏感，對他人的行為十分多疑。他此生最痛恨的事情就是別人看不起他，一旦他發現有人對他有不好的評價或者在他面前耍小聰明，他就會痛下殺手。在這裡我就不舉袁崇煥的例子了，口水太多。他的第一個蜜月閣臣劉鴻訓，在寧遠譁變之後，沒有看出他想就此案向戶部問罪的態度，反而提出用崇禎的私銀髮餉，觸怒了他。之後崇禎又得到消息，劉鴻訓在家中說崇禎畢竟只是個“衝主”（年幼之君）。崇禎不便以“衝主”之事定罪，於是在之後的張慶臻賄賂舞弊一案中強行將劉鴻訓牽扯進去，最後流放代州，最後劉死在邊疆
3、他自作聰明
崇禎帝是一個很自以為是的人，從諸多方面可以看出來，用人上，雖然他想法很好，嘗試通過科舉、科道以外的途徑網羅人才。但是他本人十分缺乏統籌安排進行制度改革的能力，只是憑著一時的激動隨意降旨，各種破格提拔人才，但又對他們缺乏考察，用之則一味信任，反之，罷免之時也極為輕易，全憑一己之好惡。在處理黨爭問題上，其實韓曠曾經向崇禎提出過關於君主處理朋黨的意見，就是作為君主在處理朋黨問題時，要做到本身無朋黨之念，升遷革黜應該由才能品德和執政業績上來決定。可惜崇禎朋黨之見極深，自負地認為只有把哪一圈子的人都認清，才能消除朋黨，結果適得其反。
4、他很勤勞
自正德皇帝開始，沒有一個皇帝能規規矩矩參加內閣和翰林學士為皇帝的“日講”。但崇禎在位的十七年中，日講經筵堅持不懈，他驕傲的心讓他變得十分的要強，想通過這些理論學習增強自己的帝王修養，來達到自己心中為自己設立的目標。他十分勤於政務，本章和票擬每一個都認真閱讀，閣臣的票擬雖然只是一種建議但是卻極受尊重，但崇禎帝卻經常駁回，甚至有些大學士事先備好兩種票擬，以備崇禎帝批駁。除此之外，崇禎的朝會也十分頻繁。
“今後除酷暑嚴寒之外，朕將每日御於文華殿中，所有奏章均同各位輔臣面商定議，務求處理精當。”
5、他性情苛刻
崇禎性情節儉，嚴令大臣們跟著節儉，痛恨貪墨官吏，整個大明只有三位輔臣被殺，王文、夏言和崇禎年間的薛國觀。本身薛國觀並無必死之罪，在崇禎得知薛國觀出走時的金銀裝載了滿滿一車隊時，起了殺心，下旨令薛國觀自殺，抄沒家財。
崇禎是一個很複雜的人，他對自己要求格外的嚴厲，進而對他人尤其的苛刻；他有極強的使命感，急於扭轉乾坤，卻又在現實面前無能為力、氣急敗壞；他意識到自己的孤獨和危險，從而敏感又多疑；他感覺到朝綱敗壞、臣心不古，卻又舉棋不定甚至過猶不及……
他的很多缺點，放在我們普通人身上看來，都是無關痛癢的小毛病罷了，可怕的是，崇禎的這些缺點和他專制帝王的至高權力相結合卻產生了可怕的效果，這個可怕的效果又經過當時明朝時局動亂環境的放大，成為了一種令人震驚的破壞性力量。
同時，他的這些缺點在古今中外的很多專制君王身上也是十分常見，甚至很多君王身上有他的缺點，卻並無他的優點，卻依然沒有對歷史的走向產生如此之大的影響，甚至破壞，從這個角度來說，崇禎也算是生不逢時了。
四、“已巳之變”前崇禎做了什麼？
1、清理魏黨矯枉過正。
魏忠賢個人，是一定要處理的。一個專權的宦官確實不是什麼國家之幸。但是，崇禎操之過急甚至過往矯正則是一大失誤。
魏忠賢死後，崇禎為了擴大戰果，彰顯自己的聖明。一定程度上擴大了魏黨的名單，做成逆案大案，造成政治失衡、政局動盪。
天啟朝剩下來的張瑞圖、施鳳來、黃立極這幾個內閣，本來沒什麼問題的，跟魏忠賢也沒太大關係。有問題的魏廣微、顧秉謙、馮銓之流都都已經處理掉了。但是朱由檢卻執意要搞一刀切。換上來的新內閣疏於政事，薄於能力，只顧結黨營私，貪圖權勢。譬首輔韓爌就被東林黨追認為大佬，錢龍錫淪為東林黨外圍。
眾所周知，崇禎皇帝由於對政事的處理效率不滿，內閣變換頻繁。事實上，其他官員的變換也是極為罕見的頻繁。天啟年間的六部尚書，在他上任幾個月後換了五個部，其中兵部尚書換了四個人，一共八個尚書。到崇禎元年這一年的上半年，六個部的尚書又全再換過一次。是年年底，六部裡的尚書又換了四個部。崇禎二年，再換掉了四個尚書。
頻繁換官，或許是有政治重組的需要，但是同時也造成了“人浮於事、人人自危、政事不暢，人心不齊”的惡果。
而崇禎在“標定魏黨”一事上則更顯現了他政治上的幼稚和邏輯上的荒謬。定逆案最直接的標準就是建祠。但凡“頌祠”者，皆罷官，而且再不敘用；但凡“忤忠賢”者皆得起用。當時給魏忠賢建生祠的，都是各省的巡撫或者總督，也就是都是全國各省、府、道、州的最高長官。這就相當於，崇禎在短時間內，徹底地推翻了明朝的政治上的高層建築。從內閣、六部尚書、各省督撫來了一次，甚至不止一次全面的大換血。
惡果很快就出現了，這些新上來的高層根本站不穩腳根，崇禎二年就馬上要進行二次內閣推選，並且以溫體仁的搗亂，最後以失敗告終。這一次又一次的人員大換選，不僅使得明朝的後備人才極速消耗，同時也加大朝廷暗流洶湧，攻伐更甚。
2、外交政策嚴重失措
眾所周知，三方勢力周旋的時候，正確的做法是拉攏（弱的）一邊，對付（強的）另一邊。
在遼東的問題上，蒙古與後金是世仇，完全可以利用。但明朝天朝上國的思想嚴重，完全拒絕了蒙古的聯盟請求。結果是既被迫重開了蒙古市賞，又沒得到蒙古的任何援助。而蒙古也因與明朝的齟齬，局勢更加惡化，在很短的時間內（崇禎六年）覆滅，被後金吞併。
此外，崇禎由於過於著眼於中原局勢，對於西南戰事和東南海事都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西南戰事平而後反，東南海事得而無用。
3、軍事改革限於局部成效
崇禎初年，崇禎帝選擇在遼東局部支持袁崇煥的軍事改革。
“五年平遼”現在看來是一個笑話，但是這終究是一個積極的目標，並且這一方針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只不過最後在“清軍進關”的殘酷事實面前，很多人不願意去承認它的價值而已。
袁崇煥督師上任，在短短的一年四個月時間內，重整了十五萬多兵，八萬多馬以及減省了一百二十萬兩銀子，並使關寧軍從只能守城而勝，走向部分可以面對八旗野戰的強軍。
正因為有了袁崇煥“五年平遼”的提出，才有了朝廷傾力對打造關寧軍的支持。後來叱吒整個崇禎朝的將帥及其所部，很多都出自這一支曾經強大的軍隊，如左良玉、周遇吉、曹文詔、劉澤清、趙光忭、吳三桂、祖寬、曹變蛟等等。
但是，除此之外，明朝的整體軍事完全得不到改變，兵部一廂情願的驛遞改革，致使腐化的軍隊更加脫離控制。已經完全敗亂的軍屯制也完全沒有進行整頓，十幾年以後孫傳庭後來在西南局部進行整治，且極有成效，當然，堅持的時間很短，那是後話了。
京營軍，沒有任何改革，更沒有成效。在已巳之變中，暴露了其完全不堪作戰的問題。
王世德《崇禎遺錄》：京營官軍皆詭寄靡餉，無一人可用，蓋甲鬻於乙，乙鬻於丙，更易不知凡幾。而按籍稽名，畢嘉隆以上之人，故名雖軍，其實非市井遊手，即勢家蒼頭，從無紀律。”
4、對內剿匪政策不定
崇禎元年、二年間，剛剛發生西北農民起義，其實還不是大患，關鍵的問題在於處理得當，不能急於求成，朝廷派出的是一個完全不知兵的楊鶴。派了楊鶴也沒關係，楊鶴至少還“清慎自持”，在前線表現的還不錯，有剿有撫，剿撫並用，農民起義得到了極大的緩解。
這個時候朝廷又開始操之過急，不會指揮亂指揮，不懂軍事的官員亂出主意，弄得剿也不是，撫也不是。將在外，亂用君命，軍餉用人等實際上又沒有給予足夠的支持，哪怕只是十萬兩的銀子，還是拖了幾年才讓吳牲運去。
楊鶴無奈之下，數度請求罷官，甚至請求讓自己的兒子楊嗣昌代替自己繼續經略匪患，最終還是逃不過不得善終的命運。
5、財稅收入掌控不足
崇禎元年開始，稅收的情況其實還算不錯，遼餉徵收率達到95%以上，這也讓很多人覺得，崇禎接手的其實是一個相對平穩的政局。
但是，明末崇禎年間明廷的稅收潛力究竟能到多少？
崇禎三年開始，從南京、浙江開始的一些地方紛紛恢復原有的避稅苗頭，各種投機倒把。之後經歷了已巳之變，各地士紳又藉此脫逃稅賦，稅收變更加困難。崇禎三年，薊遼的費用大增，比原來的二年480萬兩增加了近一倍，超過到了870萬兩。崇禎三年尤可說是因為戰爭，但是到了崇禎四年，薊遼的費用仍然大大超支，達到830萬兩。
《度支奏議.新餉司.兵餉出入大數疏》又，召買遼米、遼豆、草束並關鮮海運價值共該銀一百六十三萬四千五百二十兩三錢八分（1634520.38兩），而閏月之餉銀、塩菜，與薊永漕糧之運價，約該五六十萬不與焉。合之則八百七十餘萬矣，此今日兵餉出數之大約也。
崇禎年間稅收的惡化，尤其嚴重，而且趨勢越來越明顯。到了崇禎未（十六年），戶部上奏的報告，扣除一些應該減免的地區，實際徵收率只達到三分之一不到。這個趨勢的惡化，正是崇禎初對稅收沒有急迫感和危機感所造成的。
《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倪文貞集》：
計開
一、各處錢糧逋欠數目，臣察：“十六年分正賦兵餉，除蠲免銀四百二十九萬一千三百（4,291,300）兩零，又撥勦餉銀二百三十九萬二千四百（2,392,400）兩零，又題留瑞藩兵餉並撥買米、豆、銅改徴兌銷等銀九十四萬二千四百（942,400）零。只完解部銀一百一十七萬四千八百（1,174,800）兩零，共未完銀七百八十七萬五千二百（7,875,200）兩零。闗稅鹽課倉助共完過六十八萬九千四百（689,400）兩零，未完二百六十五萬四千四百（2,654,400）兩零。其中地無兵荒歲稱稍有者，臣已於去冬摘參南直、江南、福建、山西、江西、山東、長蘆等處撫按已下等官矣。仍行文十日一催，責成司官趙龍等及各闗倉附近等差，分頭督催，不敢洩玩。各州縣完欠細數，另造清冊偹察。
6、胡亂指揮已巳之變
這場變故中，因為袁崇煥這個倍受爭議的存在，大多數人在研究這段歷史的時候，多是注重於袁崇煥在其中的表現，而忽視了明廷在其中的表現。
第一階段，戰爭開始接到戰報到袁崇煥到京之前。也就是崇禎二年十一月初一，到十一月十六。
當時就京師戒嚴，敵人還在數百里之外，各路勤王之師正在紛紛趕來，應該來說戰局暫時還是安全的。
但是朝廷一不安排安排開城門納難民，二不有條不紊地安排戰事，而是亂成一團糟。
朝廷向四方下詔勤王，包括遠在福建、四川的援兵。宣府巡撫郭之琮最先趕到，但宣府總兵侯世祿也隨後又到了，宣府無人鎮守。朝廷只得又讓郭帶兵回去。郭剛一回去，兵部才發現，三大營裡神機營沒有火槍手。於是又命令郭之琮調八百火槍手來京。結果郭之琮又只帶來兩百人。於是郭之琮就被彈劾，責令戴罪圖功了。
第二個來的是大同總兵滿桂，五千兵，讓他去守順義，結果十五日順義失守，逃回來在北京德勝門外又敗了一仗。打了敗仗的滿桂卻被當作英雄對待。
更混蛋的是侯世祿，十一月十一日，戶部解往遼東的糧餉銀車，車伕親眼見到是侯世祿的軍隊搶走了銀銷，這個官司打了很久，好幾個月以後不了了之。而且在戰場上，侯世初失蹤了二十幾天。之後十一月廿四日上奏說自己負傷兩次，兩度帶傷率兵與敵作戰。
最沒成效的是京營，根本沒有任何出戰，卻大加加官封賞，其中一次就提升了六個人為一品左右都督。
此外，此役換帥之勤，歷史罕見，從戰役之初，總指揮的順序是兵部、袁崇煥、孫承宗、袁崇煥、滿桂、梁廷棟（滿桂）、孫承宗。僅僅不到兩個月時間，換了數次總指揮。
第二階段，袁崇煥到京，至袁崇煥被捕。十一月十六至十二月初一。袁崇煥到京以後，是京師城外僅存的有生力量。而袁崇煥此時的關寧軍，部署在城東南，牽制皇太極軍隊進一步向縱深發展。好死不死，偏偏這時候朱由檢腦抽，把袁崇煥逮起來了。這是明朝的一個重大轉折，不僅是軍事上的，也關乎明朝以後的整個國運進程。因為這一錯誤的舉措，讓軍隊當場失去了效忠的對象。
《玉堂薈記》明 楊士聰：袁既被執，遼東兵潰，數多皆言以督師之忠，尚不能自免，我輩在此何為？
《崇禎朝野紀》（明清）李遜之：袁既下獄，遼兵東潰，皆言以督師之忠尚不免，我輩在此何為。上乃出諭暫令解任聽勘，而先入言深，竟難解矣。
這期間，京師混亂，以致於刑部大牢中的兩百多位囚犯逃跑，刑部尚書、侍郎因此全被罷官。
第三個階段，袁崇煥被逮後，至皇太極出關。
袁崇煥被逮的當時，皇太極大軍一下子失去了牽制，頓時向北京城南的南海子伸展，並全殲了滿桂所率的京師各部四萬人馬，打敗了申甫臨時拼湊的車營。開始四處劫掠，史載
“且獵且行”。後金八旗劫掠之後，大搖大擺的在固安縣祭祀了金國先祖，然後繞北京城順時針轉了一圈，順原路回去了。滿桂是在朱由檢數次催戰之後，揮淚上陣，然後被後金擊斃的。兵部尚書申用懋也很快被換掉，取而代之的是飛速升官的梁廷棟。接著，孫承宗復出督師，靠袁崇煥在獄中的手書，召回祖大壽所部關寧軍，經過幾個月的奮戰，才打勝了遵永四城的收復戰，將八旗軍趕出關外。
縱觀整個戰局，已巳之變完全暴露了崇禎上位以來兩年多執政的問題。這以後，四方勤王之師不斷來京，但是戰爭已經結束，崇禎仍然不斷向薊鎮方向增兵，包括新兵徵了兩萬多，將關外原來的關寧軍，一部分調入腹地剿匪，一部分調入薊鎮防守。朝廷正在逐步走向放棄收復關外的幻想。
五、已巳之變”後的政局變質
崇禎初年，歷經了數十年萬曆的怠政，加上天啟皇帝的懶政，明朝萬眾期待出現一個有為之君，正是一個人心大恢復的時機。那時候大家都覺得除掉了魏忠賢，可以開始勵精圖治了。且之前已經打贏了寧遠、寧錦兩大戰役，人心大受鼓舞。
《明史》我大清舉兵，所向無不摧破，諸將罔敢議戰守。議戰守，自崇煥始。
但也正是崇禎的邏輯紊亂、舉措適當，反而使局勢急速惡化，導致“已巳之變”前後的政局已經不可同日而語了。
1、政治上，以周延儒為代表的奸臣開始當政，周延儒首輔三年多以後，是另一個奸臣溫體仁首輔四年。政局的性質變了。
2、原來老成之臣紛紛去位，么麼小醜登上政治舞臺，在之前的幾翻輪換過程中，大量消耗了本來已經嚴重受損的帝國人才儲備，之後雖然也出現洪承疇、孫傳庭、盧象升、楊嗣昌等人才，但無論質量和數量，都遠少於之前，到崇禎十六年，不得不再次重開恩科，以求徵召更多的人才。
人才儲備出現了從量變到質變的轉化。3、軍事上，幾乎放棄了對關外的收復，加強對薊鎮的防守。這其實毫無意義，皇太極入關一次，不會馬上再次入關。四方勤王援軍各種要餉，有的甚至發了雙餉，當地有餉，北京戶部仍要供餉，天知道這些餉銀有多少發到士兵的手裡，而軍隊沒有戰鬥力仍然還是沒有戰鬥力，原來有戰鬥力的軍隊也失去了戰心。軍隊的性質也變了。
4、因為兵部對前來勤王的援軍處置不當，致使一部分援軍譁變，投入農民起義軍，農民軍有了正規的軍隊加入，戰鬥力增強，變得更加難以剿滅，農民軍的性質也變了。
5、偏偏這一舉措，耗費了大量的財力，遼東的費用一下子陡增至870萬兩。各地因為援軍的關係，在財政上借援軍賴稅。致使早已經入不敷出的財政，一下子陷入更深的因境，從此再沒走出這個泥潭。原來明朝也一直缺錢，可也還能矇混過關，自崇禎三年開始，梁廷棟主張加餉，戶部畢自嚴附之，增加的遼餉更多的比例徵收不到位，朝廷陷入“缺錢——加餉——徵收不力——更缺錢”的惡性循環之中。財政惡化性質也變了。
這所有的變化，都是在短短的崇禎初三年內造成的，已巳之戰以後，明朝的敗亡局面完全暴露出來，滅亡已是不治之症，無可挽回。
六、“已巳之變” 後崇禎又幹了什麼？
就在崇禎三、四年間，朱由檢完成了人生中的幾大創舉。
其一，殺袁崇煥。戰後，他需要向世人證明，當時他臨陣逮帥是一個多麼正確的決定，所以千方百計的給袁崇煥定罪，罪越重越顯得他逮帥多麼英明。所以袁崇煥弄了一個磔刑，而且定完了罪還當眾批評朝臣，袁崇煥罪這麼重，你們怎麼都不檢舉揭發呢？掩耳盜鈴之至！
其二，薊鎮重新徵兵。袁崇煥在任期間，為遼東節省了一年一百二十萬兩的費用，現在這個錢馬上用來徵新兵，而且新兵都必需從山西、陝西等地徵召（天知道為什麼當地就不能徵兵），軍餉甚至比關寧前線更高。
其三，加徵遼餉。明末之際，各種攤派繁複，百姓早已不堪重賦。之前的遼餉加徵至每畝九釐，猶可謂不得已而為。遼餉加徵至崇禎三年，已經有很多正稅和之前的遼餉欠收，已經無法催討。這種加徵已經毫無意義。
以上這三件事，其主導者，都是新任本兵梁廷棟，而幕後人，就是大奸臣溫體仁。
其四，薊鎮過度的防守。防禦薊鎮本來沒什麼不對，已巳之變，皇太極就從這裡破關而入。但是現在已經是戰後，孫承宗率關寧軍主力已經把殘餘八旗兵趕出關外，皇太極剛剛打完的已巳之戰，且得消化一陣子，不可能馬上就二次入關，嚴防死守幹什麼呢？關鍵是，增加了新兵也就算了，還把全國各省的客軍都調來，客軍是要花錢的，要行糧、要軍餉、要駐糧、要衣裝費、要安家銀、要窩鋪銀、要軍械銀、要馬乾銀……最糟糕的還不是這些，而是連廣西、雲南的兵也徵調，西南自天啟元年開始叛亂，這一調兵，西南失去了軍事威懾，本來到崇禎二年才剛剛有點平定的樣子，又死灰復燃了。
其五、修改東江體制。東江自毛文龍建鎮以來，這個地理位置是有戰略牽制作用。但是毛文龍不僅沒有起來應有作用，反而為非作歹，殘害遼民，要挾朝鮮，交易後金，甚至企圖割據自立或者叛國投敵。毛文龍被斬以後，東江才剛剛開始安定。東江之亂，起於已巳戰後，先是因為對劉興祚陣亡的待遇不公，其弟劉興治叛亂，殺了陳繼盛。劉興治叛亂平定以後，又改組東江。本來東江鎮直歸遼東督師下轄，現在變成登萊巡撫下轄。早有異心的毛文龍子孫毛承祿、耿仲明、尚可喜叛亂逃往後金。再後來，孔有德吳橋兵變，率明朝的火炮軍隊再一拔降清，明朝頓時在軍事上失去火器優勢。
其六、重用太監鉗制百官。本來，魏忠賢之後，已經召回各地的鎮守太監，不在使用內臣（部分職務的太監仍有保留）。崇禎四年，太監不僅重新啟用，甚至比以往更甚。高起潛監軍關寧，這也導致後來盧象升陣亡的一個起源。張彝憲掌戶、工總監，使已經不堪的財政更加不堪。
其七、削減關寧軍。關寧本來有十五萬雄兵，已巳之變戰損一部分，派往腹地巢匪一部分，到了崇禎四年，近六萬的軍馬，只剩下一萬多。本來加強薊鎮防守的客軍。這時候又因為不堪重負，讓他們各歸本地。結果到了大淩河之戰，孫承宗危急的時候，朝廷任是派不出援兵。薊鎮客軍一來一回，加上東江改制，再加上關寧軍的削減。這簡直是邏輯混亂的最佳體現。
其八、對農民軍的政策開始搖擺不定。楊鶴是個倒黴蛋，開始的時候，收拾農民軍就不該他去，因為他是個僉都御史，不知兵。即然去了，實在也做了一些事情，力不從心。對農民軍的政策變動最大的是崇禎四年，開始是有剿有撫，年初是以撫為主，到了九月，又覺得楊鶴辦事不力，逮治。
…………
還有很多事情，沒辦法細數。再後來，朱由檢所做的事，不過是重病之下的苟延殘喘罷了，不管他做得對不對，其實都無意義了。
在經受了各種催殘之後，明朝百足之蟲，依然死而不僵。直到孫傳庭死，明朝已經再沒有可以喘息的理由，病危通知書送達。
七、總結
崇禎皇帝接手的，本來就是一個重病的王朝。固然需要一個類似秦皇漢武式的英主出現，或者象商鞅、張居正式的名臣，來挽回明朝的敗亡，但是“謀事在人成事在天”，歷史的大趨勢終究不會以人的主觀意志而轉移。崇禎顯然不是這樣的良醫。
另一種思路，是躺著不幹，是不是能使明朝不滅亡。這其實就象生了大病，病急亂治固然不行，不看醫生死扛也不行。
但是大明各個帝王中，我偏偏最欣賞的還是他，他身上的悲劇色彩太濃重，一個死時僅33歲的瘦弱年輕人，將破敗不堪的大明王朝背在身上長達十七年，福王遇害之後，崇禎大病了一場，長達十幾天不能雙腿直立行走，只好在暖閣召見諸臣，頭一次在召對朝臣的時候泣不成聲。首輔範復粹一直在崇禎耳邊道：“這一切都是氣數，氣數啊。”崇禎帝很不高興的回道：“這也說不得是氣數。就是氣數也要靠人力來挽回啊。”
從初登帝位的意氣風發，雄心壯志，藐視唐宗宋祖，想要和一幫大臣共同幹一番經天緯地的大事業，可是他身邊別說什麼經邦治國的王佐之才，就連稍微靠譜一點的人都沒有。他身在帝位沒有一天是快樂的，等待他的只有日復一日的奏章、廷議、召對。前線不斷潰敗的戰報和國庫空虛的奏疏擺滿了他的桌子……
可惜，這所有的一切都早已超越崇禎本身可以掌控的能力範圍。
歷史用一種殘酷的方式在告訴我們：歷史的大趨勢是無可阻擋的，但是，那些為了逆天改命的人，不管他所用的方式方法對不對，他的能力水平行不行，終究是值得敬佩和思考的。就如那矢志移山的愚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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