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前期的官制总体上承唐代中后期以来的职官发展沿革。到了北宋中期的宋神宗元丰年间，有一次比较巨大的官制变动，即为“元丰改制”。其意图是逆潮流而回归到初唐的“理想状态”，然而结果证明这样并没有什么用。宋神宗之后的宋徽宗、宋高宗虽然对于官制也几经折腾，但也是换汤不换药。所以有的时候，我一直很困惑某些总是批判宋代“冗官”的朋友，为什么会把宋代的职官制度批的一钱不值？我们从下图的历代品位结构的变迁可以看到，宋代总体是继承了发韧于秦汉、成形于唐代的职官制度。真要说起来，倒是后来的明清职官制度有些另起炉灶的意思，这可能也是我们对宋代官制感到陌生的原因。
▲阎步克老师课件“历代品味结构变迁简示”
为了便于说明，我们先举一个元丰改制前的例子，拿现藏于日本熊本县立美术馆的《司马光告身》来说，此文书即为熙宁二年（1069）司马光担任新职位的任命状。其中完整记录了这位宋代名臣当时的官、职、差遣、勋、爵、食邑等信息——
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朝散大夫・右谏议大夫・知制诰・充史馆修撰・编修历代君臣事迹、详定封事・判尚书都省・兼提举万寿观公事・兼提举司天监公事・同详转对臣僚所上封章・柱国・河内郡开国侯・食邑一千三百户・食实封二百户・赐紫、金鱼袋・司马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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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林学士（差遣）・兼侍读学士（差遣）・朝散大夫（文散阶）・右谏议大夫（本官）・知制诰（
差遣）・充史馆修撰（职）・编修历代君臣事迹、详定封事（差遣）・判尚书都省（差遣）・兼提举万寿观公事（差遣）・兼提举司天监公事（差遣）・同详转对臣僚所上封章・柱国（勋）・河内郡开国侯（爵）・食邑一千三百户・食实封二百户（食邑+食实封）・赐紫、金鱼袋・司马光 ▲日本熊本县立美术馆藏《司马光告身》
我先结合上面的完整官职，说几个对于宋代官制初学者来说最容易混淆的地方：
1、真正表示官品的是【本官】右谏议大夫，正四品下。
这个品位的作用是确定官员的薪资标准，主要分每月料钱40千、春冬两季发放的绫绢绵罗等纺织品、以及作为加俸的添支钱30千。虽然某些特殊的贴职和差遣也有额外薪资补贴，但一般宋代官员的主要收入来源还是看本官，因此也叫作“寄禄官”。官僚体系的根本是薪资体系，而且是基于出身、资历、绩效考核的一整套体系。在宋代，无出身和有出身的官员升职途径不同，待制以上差遣和宰相的升职途径又不同。甚至我们可以这么说，你科举考试考了第几名，都会对你将来的本官升迁途径有影响（见下图）。例如：司马光靠他父亲司马池的恩荫，得了一个小官将作监主簿（无出身途经），但是他在官场上能走下去，还是靠自己刻苦通过了科举考试（有出身途经），从此才走上了升职加薪的快车道。
▲引自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中华书局，1997年）
2、决定章服服色的是【文散阶】朝散大夫，正五品下。
北宋前期沿用了唐代的制度，散官阶九品以上服青，七品以上服绿，五品以上服绯，三品以上服紫。宋真宗《劝学诗》有“满朝朱紫贵”之句，就是指的五品以上的高级文官。但是也有例外，有皇帝特旨才可以穿戴更高的服色。还是以司马光为例，他的文散官阶为正品下的朝散大夫，按制只能穿绯色官服，但因宋神宗特旨“赐紫、金鱼袋”，可以越级穿紫色官服、并且佩戴金鱼袋。
▲引自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中华书局，1997年）
3、【贴职】是“充史馆修撰”，而不是“翰林学士”。
贴职是授予高级文官的加衔，拥有贴职的就是所谓德才兼备的“文学高选之士”。宋代贴职前大致会挂殿职（XX殿）、阁职（XX阁）、以及馆职（三馆秘阁）几种，比如我们比较熟悉的“包龙图”包拯，就是说的是他曾经担任过的龙图阁直学士。而司马光挂职的史馆是属于崇文院，崇文院下辖昭文馆、史馆、集贤院、秘阁，合称“三馆秘阁”。按照宋代习惯，首相带昭文馆大学士（昭文相）、次相带兼修国史（史馆相）、末相带集贤院大学士（集贤相）。“史馆修撰”本身是一个较高的贴职，因为此时司马光的任官资历已经达到了“侍从官”级别的高级文官，仅稍次于文臣顶峰的宰相和执政。而且史馆修撰也不只是单纯的虚职，而是兼了一个需要在史馆里撰写国史日历的差遣工作。司马光本身在历史学专业方向造诣深厚，这个贴职对他来说也是恰如其分。
▲引自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中华书局，1997年）
4、实际担任的工作是【差遣】，其中最重要的是“翰林学士+知制诰”。
这里说到的“翰林学士”在宋代官制里就如同薛定谔的猫——有的时候是【职】，有的时候则是【差遣】。只有在两种带有其他差遣的具体情况下，“翰林学士”才是差遣的一部分，一是“翰林学士+知制诰”，二是“翰林学士+中书舍人”。自五代后晋开始，“知制诰”称为内制，“中书舍人”称为外制，两者合称为“两制官”。一般来说，知制诰负责起草皇帝自内廷发出的诰谕，而中书舍人负责为中书门下撰写诏敕。唐代时原来不分两制，只有中书舍人，后来为了分权另外设置“翰林学士”。唐代翰林学士入院后，按照惯例首先见习一年，迁“知制诰”后方可提笔为皇帝草诏。——换句话说，翰林学士即为“见习知制诰”。但是后来逐渐形成了中书舍人和知制诰都要加翰林学士的惯例。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宋代单独一个“翰林学士”是贴职，而“翰林学士”加上“知制诰”或“中书舍人”后却是差遣的原因了。
5、其他没什么用的【差遣】：判尚书都省，提举万寿观公事，提举司天监公事等等等等。
尚书省在唐初本来是理想化三省制度的核心，所谓中书省决策、门下省掌审核、尚书省掌执行。然而，唐人自己也没把这个我们教科书上津津乐道的“互相制约的三省制”当回事，到了唐玄宗时就已经改成了政事堂（中书门下）合议制度：几个宰相坐在一起一边讨论（决策），一边撕逼（审核），最后达成妥协（执行）……这个比三省制更接地气的中央行政制度，后来几乎贯穿了唐宋两朝大多数时间。到了宋代，尚书省彻底沦为清水衙门，而其实际的长官即为“判尚书都省事”，不再是总理全国行政的宰相，而是边缘化到了处理一些鸡毛蒜皮的细微事务，堪称北宋前期的庶务二课。身为唐朝制度粉丝的宋神宗，在元丰改制后一度尝试复辟这个理想化的“三省制”，但仍然只是把群相合议的制度换了一套马甲。至于提举万寿观公事这种名目的闲散差事称为宫观官，这种由朝廷高官顺带管理道教事务的做法也是唐代的政治遗留。到了宋神宗改革吏治时，他看不惯充斥朝堂的老弱无能官员，就随便打发一个宫观的闲职，再给点俸禄以示优礼，故又称为“祠禄官”。到后来新旧两党矛盾加深，祠禄官逐渐成为安置“下放”政敌的方式。
▲司马光像
6、作为优容的【勋】【爵】【食邑】。
这基本还是复制唐制。勋官在唐代是用来计算军功的，比如《木兰辞》里就提到过“策勋十二转”，然而才到了唐朝中期就很快沦为了只好看没实惠的虚衔，宋朝纯粹是出于政治惯性才保留了这么一个名目。宋代的爵位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宋代到了一定的官位就会累积食邑、并自动授予爵位。具体来说，食邑类似爵位的“经验值”——比如食邑300户为开国男，500户开国子，700户开国伯，1000户开国侯，2000户开国县公，10000户开国郡公……而且，光有食邑也没用，必须1500户以上才开始有“食实封”，大致食实封1户=月25钱。而且宋代的爵位基本不允许世袭，顶多只是一种变相的津贴制度。所以，某些顶着宋代头衔的影视剧作品，有时会出现什么权势滔天的“侯爷”、“小侯爷”，这在宋朝是要笑掉人大牙的。
最后顺便提及一下，本文所叙述的《司马光充史馆修撰告身》，现藏于日本熊本县立美术馆；另有一份完整的《司马光拜左仆射告身》是研究元丰改制以后宋代官制的重要历史文献，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宋代重要文件在颁布过程中，需要在各个相关部门的负责人流转签署，上面司马光的这份任命告身种还隐藏了一个小小的彩蛋，不知你有没有发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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