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和印度人一樣，在文化方面有很高的聲名，但無論他們文化上的聲名如何大、典籍的數量如何多，在進一步的認識之下，就都大為減低了。
這兩個民族的廣大文化，都是關於宗教，科學，國家的治理、國家的制度、詩歌、技術與藝術和商業等方面的。但相果我們把中國政治制度拿來和歐洲的相比較，則這種比較只能是關於形式方面的；兩者的內容是很不相同的。
把印度的詩歌和歐洲的相比較，也有同樣的情形。它的確和任何民族的詩歌同樣光輝、豐富和有文化。古代東方詩歌的內容，如果只看成一種單純幻想的遊戲，似乎在這方面最為光輝，但在詩歌中重要的是內容，內容要嚴肅。甚至荷馬的詩歌對於我們也是不夠嚴肅的，因此那樣的詩歌在我們裡面是不會發生的。
東方的詩歌中並不是沒有天才，天才的偉大是一樣的，但內容卻與我們的內容不同。所以印度的、東方的詩歌，就形式論，可能是發展得很成熟的。但內容卻侷限在一定的限度內，不能令我們滿足。
我們也感覺到無論他們的法律機構、國家制度等在形式方面是發揮得如何有條理，但在我們這裡是不會發生的，也是不能令我們滿意的，它們不是法律，反倒簡直是壓制法律的東西。
常人們讓他們自己為形式所迷惑，把東方的形式和我們的平行並列，或者還更愛好東方的形式時，內容不同這一點，在作這類的比較時，是值得普遍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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