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向华/文

日本书法家渡边寒鸥先生在《寄刘艺大兄》一诗中唱道：“骚坛今日著大名，一别三年忆雅兄”。是的，在中国当代书坛上，刘艺先生是一位集书法组织、书法创作、书法研究于一身的风云人物。他的书法精于今草及章草，并擅行、楷、隶诸体。法度严谨，风格清健、秀逸，洒脱自然。他的作品先后入选历届全国书法展览，又曾参加香港“中日书法交流展”、东京“中日代表书法家展”、台湾“当代中国书法精英展”、温哥华“当代中国画名家展”等国内外大型书法展览。他的作品被国内外书法爱好者广泛收藏。

刘艺先生以草书著称书坛，可以说他是中国书法领袖集团的代表之一，并且他的书法理论研究也是处于领先地位的。他以创作理论及中外对比为主题，发表了“中国书法在大陆以外的发展与演变”等论文与译文60多篇，出版了《书苑徘徊——刘艺书法图文选集》、《刘艺草书》、《刘艺草书》、《刘艺草书》，并有译著《渡边寒鸥论书百绝》及《长扬石刻字技法概论》发行于世。在中国书坛既能写书法又能搞理论研究的不算多，同时能把中国书法理论译成外文，又能把外国书道专著译成中文者，更是凤毛麟角。这方面许多书法家都望尘莫及，唯刘艺先生能得心应手，且他的理论研究是前瞻性和世界性的。

在书法教育方面，身为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的刘艺先生，还担任中国书法家协会培训中心及青岛中国书法进修学院教授。数年来，他已向数千学员讲授书法创作理论及草书技法等课程，并在北京大学书法进修班、北京理工大学人文社科系书法班、中国艺术研究院书法班以及鲁迅文学院等处讲授书法。他还应邀为中央电视台主办“书法讲座”，并在北京电视台举办的“书法讲座”讲课，为中国书画函授大学撰写《书品与人品》、《写字与书法创作》、《草书概说和创作方法》等教材。走近刘艺先生，不能不为他毕生对书法艺术执着追求的精神所感动。

家风启迪翰墨情

刘艺原名王平，别署王实子，亦号醒庐主人。1931年1月25日，生于北京，祖籍台湾台中市。他生长在一个有浓厚艺术气氛的家庭中，其父刘锦堂(又名王悦之)1921年毕业于日本东京美术学校西洋画科，是台湾第一位留日画家。他20世纪20年代初来到北京，一面从事艺术教育，一面投入到创造一种具有自己独特风格、以写实为基础、富有东方色调的西洋画，发表过不少引人注目的作品，成为与徐悲鸿、林风眠同时期的中国新美术运动的先驱之一。可惜因病误诊英年早逝，那时刘艺仅有六岁。父亲弥留之际对妻子留下遗言：“孩子不要再学美术。”这句话有为父的感慨，与鲁迅先生说的“空头艺术”有相似之处。为了实现先父遗愿，刘艺没有学绘画，但先父的敬业精神却给刘艺后来从事书法事业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刘艺自幼喜欢书画，由于父亲的遗言，他虽未向绘画方面发展，却未放弃写字。家里时常挂着名人墨迹，有明代王守仁的楷书六条屏，也有清代及当代文人墨迹，这些对刘艺学写字起到了启蒙作用。他总喜欢默默地面对家藏的碑帖字画发呆，用手指描画，常常徜徉在墨迹中留连忘返。上小学时，孟宪章先生是刘艺的第一位写字老师。他以颜、柳楷书为范本，为刘艺打下了大楷的基础。刘艺参加全国第一届书法展览的作品即是柳字正楷，正得力于“童子功”。

青少年时期的刘艺生活在艺术氛围颇浓的家庭，其时，他也深受酷爱京剧艺术的母亲的影响。母亲时常带刘艺兄弟三人去听戏，还时将父亲创作的西洋画一幅幅拿出来欣赏。刘艺有一度甚至听从母亲为他报考北京戏剧学校去学京剧，临出家门却被正上四中的长兄拦住，但他终生爱唱几句京剧的兴趣却保持了下来。他以为，京剧拖腔的抑扬顿挫与书法行笔有类似之处，特别对写草书能产生韵律和节奏方面的联想。刘艺在北京读完高中，因参加爱国学生运动的关系，他放弃了名牌大学，于1948年进入解放区到华北大学学习，毕业后分配到山西任教。50年代中期他被派往越南接办华侨学校，任教导主任。1958年回国后，他先后在中侨委《侨务报》和国家地震局地震出版社任主编和副主编等职。

本来刘艺好像与后来专门从事书法艺术无缘，其实家风的启迪和熏陶一直在他恬静的心灵中久久凝聚，试图喷发。1949年以后，汉字似乎要走拼音化道路，因而十几年中他没有再坐下来临帖练字。但刘艺在《侨务报》任主编期间坚持用毛笔改稿，没想到这习惯成自然的工作精神为他此后成为书法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文革”期间，抄大字报成了刘艺练指、练腕的好机会，但那时他不敢临帖，只是零碎地写点草字写法。七十年代初刘艺从“五七干校”回京等待分配，时间非常充裕，朋友拿给他一本启功先生临摹柳公权字的小册子，自此他又开始拿起毛笔和字帖进行较正规的学习。由此竟一发而不可收，字是愈写愈好。

刘艺当时是决没有想到正是这一支红毛笔和一本小册子由此改写了他辉煌的。

崛起草书艺术高峰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刘艺书写的辛弃疾《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可谓代表了刘艺半生苦苦追求终有所获的壮志情怀。他从临摹启功先生的小册子到结识启功先生，受他指点，这对刘艺一生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当年他常常叩敲那间又矮又潮湿的房子，登门求教启功先生，谈书法、谈文学、谈诗词格律。刘艺十分敬佩启功先生，认为启功先生书艺很高，使自己受益匪浅。记得一次当刘艺问到诗韵时，启功先生对他说：“你做诗时，诗韵就要在脑子里。就用普通诗韵来做吧，不要太死板。”在作诗上，启功告诫刘艺：“不可以不会做，但也不可以多做，太费时间，再做也赶不上古人。"此后刘艺在书法创作上作诗极富神韵，他在参加国内外大展时书写的都是自己做的诗词。在那个年代，为节省纸张，启功先生还教给刘艺一个小窍门，临摹字帖时用塑料薄膜练字，清洗时放一点洗衣粉就不缩了。

刘艺在少年时代没学过草书，但很喜爱它，故尔自这时起在这方面下了较大功夫，主要是临帖。往上临是《书谱》、《十七帖》；往下临是怀素《自叙帖》、《千字文》，黄山谷的长卷，祝枝山的条幅，一直到王铎的各种墨迹。他也注意观赏毛泽东的草书，对父亲留下的名家墨迹也常常拜观，愈钻研愈发现自己的性格适合写草书。刘艺爱活动、爱喝酒、爱表达，性格外向，体力也好。他根据自己的条件，选择了向大草发展的方向，重点吸取怀素草书的技法和王铎草书的章法及气势等。这期间，他对王铎的生平和艺术进行了较多的研究，翻译了一些论文，在王铎书法国际研讨会和国内报刊上发表。除主攻草书外，他还广泛涉猎各种书体和观摩各种法帖，如隶书《张迁碑》、《华山庙碑》、杨沂孙篆书、米芾行书墨迹、云峰山刻石、《张玄墓志》等等，都曾临习过数十、上百遍。除临帖外，他认为提高自身书法造诣的方法是多看别人的作品，以利开阔眼界。这使刘艺既提高了眼力，无形中也提高了手上的功夫。直到80年代初，绵延长达三十多年，刘艺全面积累、厚积薄发，佳作频繁问世，形成了自成一家的风格。

在辉煌浩瀚的中国书法艺术史上，草书，尤其是驰毫骤墨奔蛇走虺的狂草，成为真草隶篆行诸书体中抒情功能最强的一种书体。刘艺的草书艺术，古拙而清新，激昂之中见文雅。他于张旭、怀素的奔放激越之中融进了颜真卿的浑穆和宽厚，大气磅礴，豪情激荡。其奔腾飞动的笔势，流变跌宕的线条，生发出一簇簇青春的生机和情感的旋律；其结构形象的角逐格斗则展现出：“来不可止，去不可遏”的气势。

1992年秋，他参加淮南“中日书法家精品展”的草书《腾王阁序》、《琵琶行》以及第六届全国书展的六尺条幅《杜甫》等作品，就是刘艺先生在大草方面的代表作。他不仅具有娴熟的笔墨技巧，更有对古典诗文的深刻把握。无怪乎启功先生阅过《草书》长卷后，当即题跋十行，将审阅此卷视为“新春最初眼福”。

刘艺认为草书是书法艺术中的佼佼者，它的历史悠久，成就辉煌。其中以东晋王羲之的《十七帖》为今草成熟的代表作。又推崇唐狂草大家怀素以颠狂之态开大草之先河，以《自叙帖》为代表，表现了草书的高深技法与超脱意境，对后世草书影响很深。虽然历代草书均有发展，并且达到极高水平，但历代草书大家都是遵循古法去追求新意，罕有舍弃古法另起炉灶而大有成就者。有鉴于此，他提出了“尊古出新”的宗旨，就是从事草书创作应以继承传统再求新意。

在书法创作的时候，刘艺比较喜爱在夜阑人静，没有干扰的情况下，一气呵成，这时的作品必定气韵贯通、笔墨淋漓、气势豪迈而不失法度，往往出现难以重复的意外效果。刘艺认为书法创作，必须做到“意在笔先”，首先应从情调与法度两个方面做了构思和准备，或者说是让理性来支配创作倾向。在创作前理性起了指导性作用，一旦进入创作，情感的作用便上升到主要地位，尤其是草书，其抒情性及偶然性，不能由理性来安排布置，而是来自作者那非理性的即席发挥。在写《草书滕》时，刘艺由午夜零时开始，到清晨四时写完，愈写愈放，果然气韵不凡，多处出现难以重复的意外效果。他在写完《草书滕王阁序》后，卷尾自跋：“……一气书成四尺，对开横幅十张，年逾花甲，体力尚佳，聊自慰耳。"书法家王冬龄读后曾笑对刘艺说：“岂止是体力尚佳简直是精力充沛!”而在完成《草书》时，他熟读《琵琶行》，反复研习其内涵，那如怨如诉的语言，那低回委婉的幽鸣，那以柔克刚的力量告诉刘艺，此长诗以较文静、较内向的草书形式表现，寓动于静，可能效果更理想。在情调与法度两个方面做了构思与准备后，遂于春节后夜深人静鞭炮沉寂时，一气完成了《草书琵琶行》的创作。那种成功后的畅快、舒心美味使刘艺感叹：“静夜中书写这首千古绝唱，凭借对此诗的理解和对草法的熟悉，一任笔头刷刷行走，似乎是坐在乘风破浪的船上，内心充满了起伏跌宕的感觉。在这样的感觉中，达到了节奏轻快，气韵和谐的境地。”

如果对刘艺书法创作进行比较学研究，可以得到这样两个结论：一、从纵的坐标上看，他取法古人又不囿于古人，善于通变，能自出机杼，所作大草作品具有鲜明的个人风格。二、从横的坐标上看，即使不以中国书协副主席的头衔论高下，他的大草作品也是足以自成一家的，在当代书坛上也是属于上流水平的。刘艺以其谨严有度的草法和“导之则泉注、顿之则山安”的笔法，已赢得当代草书大家之誉。使“这座峰峦突兀而现”。

艺无止境勤耕耘

1983年，刘艺先生出任中国书法家协会副秘书长，从此走上全国书法艺术事业的领导岗位。l991年又当选于中国书协副主席兼创作评审委员会主任。他常说，处在中国书协的领导岗位，就必须思考书法艺术如何在我们一代得到继承、发展和提高。十几年来，他竭其精力，尽其才智，忘我地操劳奔波。他参与组织了全国第二至第六届全国书法篆刻展，第四届全国中青年书法篆刻家作品展，第一、二届中日友好书法展，第一、三届书坛新人作品展，以及多次国际书法及刻字交流展和邀请展，并主持了多次重大展览的创作评审工作。此外，他还经常辗转于全国各地，主持和参加了许多专业或群众性的书法活动，与各地书法家和众多书法爱好者见面，成为朋友。他常常循循善诱青年书法爱好者：把纸叠成格写草书不会写出成功作品，草书作品首先要看整体效果，看精神，看气势，不单单看一点一画和一个字。并要提高字外功，要在文学修养上下功夫。他告诫道：投向全国性书展的作品，不同于一般作品，必须精心创作，不能草率从事，有些作者不是把主要精力放在提高创作上，而是观察“风向”，想投评委之所好。应当说，分析创作现状和动向是可以的，但主要靠自己的实力去创作，不能看“风向”写字。他认为，书法创作主流是在学传统讲功力的基础上，求变化、求个性、求表现、求胜出……这是一条艰辛的道路，却是取得成功的必由之路。他认为，现在提倡精品意识，鼓励出精品，精品当然需要精心创作，获奖作品也应属精品范畴。但精心与精致未必能等量齐观，只有“神采为上”，才是东西方艺术共同的标准。

为把书法这一极富民族特色的艺术继承和发扬下去，刘艺先生在纷繁的组织工作和勤奋的临帖创作之余，撰写了六十多篇书法论文和译著。其中最有价值的是对书法创作中倾向性问题的研究和对中外书法历史与现状的比较研究。由于领导和参与了历届全国性展览的作品评审工作，他阅读了成千上万的稿件，因而能够准确、全面地把握各个时期书法创作中带有倾向性的问题。他所撰写的《四届全国书展的关键性问题》、《十年来书法创作倾向的演变》等文，对于匡正时弊，指导创作产生了积极而广泛的影响。1984年秋，在河南安阳国际殷墟笔会上，刘艺先生用中、英、日三种语言致词，让人感到耳目一新。正是由于他在英日两种外语方面的优势，使得他能够广泛阅读资料，翻译和撰写了《内藤湖南的书法观》、《中国书法在大陆以外的发展与演变》等文，为广大读者了解海外书法发展的历史与现状及其与祖国大陆书法的异同比较方面增长了见识，开阔了眼界，受到普遍欢迎。

书法作为中国的传统艺术，能否走向世界赢得异国异民族的理解和喜爱？这是刘艺先生思考的又一课题。这些年来，他三渡东瀛，四访香港，赴澳门，走狮城，举办作品展览，示范笔墨技艺，讲授书法知识，撰写理论文章，增进书道友谊。同时，接待了一批又一批来自五大洲的书法艺术使者，不断将中国书法现状介绍给国际友人和港、澳、台同胞。1991年5月举办的北京国际书法邀请展，有十三个国家和地区的高水平作品参展，包括纯粹欧洲人的作者，证明中国书法正在国际上提升自身的位置。

刘艺先生天分高、手眼高、站位高，得益于他的修养和勤奋。长期的教学、编辑工作，使他在中外语言、文学、历史、数学、物理、美学、组织工作和社会生活方面全面积累，为刘艺书法构架起“书外功”的宽博基础。他从不以身居书坛高位和已有成就而自傲自满，总是不断给自己提出新的要求。他说：“写字不宜过早定型，要留有发展余地，否则成了框框，就不易突破。艺术的生命在于变化出新，换一支笔，用不同的纸，改变一种情绪，作品面貌都会发生变化。”

刘艺的书法创作又是多方面的。除大草之外，他兼擅楷书、行书、隶书，近年所作章草也别有情趣。他写楷书，可以写颜、写柳，也可以写魏碑，尤以《云峰刻石》写得出色。其用笔圆融，结体宽舒，运笔如风，气势豪放。一次在绍兴国际书学讨论会期间，为答谢绍兴企业的热情赞助，他亲赴企业作书整一上午，连续以魏碑和行、草各种书体挥豪十数幅，不但作品受到企业欢迎，而且其随和谦逊的态度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这同刘艺先生在《试论人品的关系》一文中所倡导的：“书家的人品不仅有历史上一向重视的大节方面的内容，而且在思想修养、道德观念、审美情趣、学识水平等方面也不可忽视的独到见解分不开的。刘艺先生以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在书坛领域全方位进取并卓有成效，使他在书法界领域成为一个大写的“人”。

（原载1998年红旗出版社《改革开放二十年》中卷“人物篇”，选自孟云飞主编《艺海无涯》，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