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略微熟悉古典文学史的朋友们应该会注意到，不论是诗还是词，一入明代后便不约而同的衰颓了起来。以诗为论，唐诗宋诗自不必多说，钱钟书《谈艺录》称是：“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
”；逮至清代也自号“中兴”，名家并起，动辄以“国朝”对标唐宋；独独是有明一代诗，后世评论甚至是本朝人都不曾说过几句好话。
明代诗文集珍本丛刊
明人屠隆《论诗文》中评价明代诗是“太袭”，其云：“至我明之诗，则不患其不雅，而患其太袭，不患其无辞彩，而患其鲜自得也”；逮至近人龙榆生甚至更进一步定论明诗是“专尚摹拟，鲜能自立。一代文人之才力，趋新者争向散曲方面发展；守旧者则互相标榜，高谈复古以自鸣高；转致汨没性灵，束缚才思；末流竞相剽窃，丧其自我”（《中国韵文史》）-------当然，二家之言虽有偏颇之处，但以整个明代代诗史来看，即便是经历了前后七子、公安三袁等改革运动，却仍似“点歪了科技树”一般，在“复古”中找不到自我。
前七子的“摹临古帖”与矫弊“台阁体”后的抄袭成风
谈明诗的“衰颓”，并不是说明诗的艺术水平不行，而是指跟唐宋清三代相比，明诗缺少一些自我特色。我们主要注意的是，如屠隆所谈到的“鲜自得
”、“太袭”等问题并非是自明诗开山便有，而是历经台阁体、前后七子的多次“改革”才越限越深的，要知道开明诗山者如刘基高启等人的诗作并不见得差了-------要知道《艺苑卮言》中评价刘、高二家诗是“才情之美，无过季迪；声气之雄，次及伯温”。我们以二家诗一观便知。 高启《齐云楼》诗云：境临烟树万家迷，势压楼台众寺低。斗柄正垂高栋北，山形都聚曲栏西。半空曾落佳人唱，千载犹传醉守题。劫火重经化平地，野乌飞上女垣啼。刘伯温《发嵊县至上虞道中作》诗云：磴滑泥深去马迟，雪残青嶂不多时。荒烟蔓草中郎宅，素石清溪烈妇祠。日落风生临水树，野寒云湿渡江旗。宣光事业存书史，北望凄凉有所思。
高启诗的取法非常之广，往例汉魏六朝唐宋皆可以描神得骨，《独庵集序》评其诗是：“兼师众长，随事模拟，待其时至心融，浑然自成，始可以名大方而免夫偏执之弊”，而以《齐云楼》例诗而论，以中唐以上就景叙情的章法，兼收晚唐小杜的造语奇崛处，虽然仍有雕刻的痕迹，但才情之胜，能见一斑；刘伯温诗与高启又有所不同，如所例诗，取景取字都如“磴滑泥深”、“雪残青嶂”、“野寒”等处都凸出一种料峭的军旅气质，虽才情略次，但性情更为舒张，诗格更为高标。
然则刘、高二家或“转移多师”或“风骨高标”的诗风并未延续下来。永乐以来天下大定，台阁诸老以“复古”而倡，谈诗必称“盛唐”。《四库空同集提要》所谓：“李、何、王、李为四家人，莫不争效其体。梦阳欲使天下毋读唐以后书”----------这种复古的风气，便是明代在诗坛第一次点歪了“科技树”。明代诗有前后七子，前七子即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和王廷相七人，算起来，他们倡导的诗坛复古本出于好意，全为冲击彼时台阁体盛行带来的诗坛流弊。（沈德潜：永乐以还，尚台阁体，诸大老倡之，众人靡然和之，而真诗渐亡矣）
李东阳的诗本不算坏，但坏则坏在“盛唐诗”并不是二三流诗人能学得三昧的，李氏论诗走的是严沧浪一路，即“以汉、魏、晋、盛唐为师，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沧浪诗话》），然则李、严二人所指出的学习方向是“妙悟”------谈技术就直说去炼字词章法，谈内涵就直说去思想寄托，以“妙悟”而玄谈，岂有不走火入魔的道理？同代诗人从学未果，便只能是学字学词，又怎么能不沦到争相剽窃的境地来？廖可斌称是“一时学者翕然宗之”；《戒庵文集》更是点出了抄袭字面的情况，其云：“号有家法，虽在疏远，亦窃效其词，规字体以竞风韵之末而鸣一时。”
后七子“严守古法，尺寸模拟”下的束蔽诗人心手
随后，在以李攀龙为首的后七子时代中，非但没有将李东阳等前七子留下的积病清理干净，反而在“文必秦汉，诗必盛唐
”的基础上将复古一路推向极致，其云：“文自西京，诗自天宝而下，俱无足观”，这是很可怕的事情。谈到这，我们还需要旁申一下后七子的“诗学矛盾”，最初，如李攀龙、王世贞其实并没有形成自己的诗学理论，后七子大多数时候所引仗的诗学观基本上都是来自于谢榛的《四溟诗话》。谢榛虽然承继了“复古”的理念，但其“作古体不可兼律，非两倍其工，则气格不纯。今之作者，譬诸宫女，虽善学古妆，亦不免微有时态”的态度却是非常积极的，他以宫女化妆为例，非常深刻的提出了学古人诗还需要有自己的创见-------可惜的是，谢榛却因话语权的问题终被捐弃在后七子之外了。
明诗坛坏就坏在有“文坛宗主”，“宗主”之于文坛决然是有说一不二的地位，倘若宗主能兼收包容尚好，要如李攀龙一般好排除异己者，便成了明诗坛的一大不幸。李攀龙为诗，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严守古法，尺寸模拟”，李攀龙诗歌今存1380余首，其中拟古诗210余首，模仿痕迹较重的古体诗190余首，两者相加，约占《沧溟集》中诗歌的三分之一，甚至《古乐府》、《录别》、《古诗后十九首》等，无一处不在模仿，钱谦益在《列朝诗集·丁集·李按察攀龙》便批其诗是：“句摭字捃，行数墨寻，兴会索然，神明不属”。
李攀龙有仿汉乐府《战城南》诗云：“战城南，走城北，转斗不利号路侧。谓我枭骑，且行出攻。宁为野乌食，不逐驽马徘徊蒲苇中。水深黝黝，蒲苇骜骜。”而汉无名氏的《战城南》则云：“战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乌可食。为我谓乌：且为客豪！野死谅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水深激激，蒲苇冥冥”，只略换数字，便是使就一篇，要放在今时今日，李攀龙名声早已扫地了。非如此，在李攀龙最为自得的律诗中，这种学古而泥古的做派更是随手皆是，胡应麟《诗薮》指其诗“用字多同，十篇而外，不耐多读”。凡写登高，就不离“茱萸”、“菊花”，凡写饮酒，就不离“高阳”、“东篱”，凡写集会，就不离“梁园”、“平台”----------文坛宗主尚是如此，下与攀附的文人自然以为风尚。于是乎，在继李东阳之后，明代诗坛又一次的走歪了路。
结言
当然，虽然台阁体、前后七子在反复的消减明诗坛的诗人“灵性”，但若就李东阳、李攀龙等人的诗文成就并不算低，这部分人即便是“学古”，也是学中有变之属。但诗人间的“天分”毕竟不同，其上者学能有变，其中下者不得门径便只能亦步亦趋的“袭仿”了--------这是文学的关系，非明诗如此，清诗之同光、清词之学吴风气都是一样的。
最后提一点的是，明诗到也绝非如龙瑜生等人所说的三百年间无一可取处，前有刘、高二家秉正诗坛，中间小论亦公安三袁的起振挽颓，而即便是明诗的结尾，仍有钱谦益、陈子龙，吴伟业等绝代名家迤逦于明诗史之中。因此，论一代之诗学，不可一概而论之。
閱讀更多 無聊到巔峰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