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一封解密郵件，一個自稱第四公民的爆料人聯繫到了勞拉˙柏翠思……
“眼下我能給你的只有幾句話，我是政府情報機構的高級僱員，希望你能明白我現在聯繫你的風險很大，在我爆料之前，照我說的做，雖然有些複雜，但對一個懂點技術的人來說，只要幾分鐘就能完成。郵件中我向你保證我們之間的密匙交換，不會被監視你的人所攔截……”
像一部科幻驚悚大片，紀錄片《第四公民》在馳閃而過的隧道燈光中拉開了序幕。該片於2014年10月24日在美國上映，橫掃了包括第87屆奧斯卡最佳紀錄長片，第68屆英國電影學院獎最佳紀錄片等41個國際大獎。導演本人以及格林沃德也因此榮獲普利策獎。
1、真實的第一視角，還原“稜鏡門”始末
奧斯卡把最佳紀錄片獎頒給著樣一部影片，顯然不僅僅是因為技術層面，而是題材本身足夠轟動。《第四公民》高度還原了2013年震驚全球的“稜鏡門”事件始末，真實揭示了身處漩渦中心的愛德華˙斯諾登。
當斯諾登決定爆料時，他首想匿名聯繫了記者格倫·格林沃德。格林沃德沒能搞定加密軟件，斯諾登又聯繫了勞拉·波崔斯。在給勞拉的郵件中，斯諾登說：“你問我問什麼選擇了你，不是我選擇了你，是你自己選擇了自己”。
導演勞拉˙柏翠思，作為多年關注人權問題的紀錄片電影人，曾深入到伊拉克，拍攝了反映伊戰後當地人的生活的《我的國家，我的國家》，也到過也門拍攝本拉登的司機和保鏢，涉及反恐另一面的《誓言》。因此上了美國政府的黑名單，處在監控之中。而格林沃德除了是一名知名記者，也是憲法律師，曾在2010年維基解密事件中，是維基解密和阿桑奇最堅定的支持者之一。正是
兩人的獨立精神、不畏強權和對受訪者高度負責的職業態度被斯諾登選定為這場風浪的登陸點。柏翠思和格林沃德不僅是片子的拍攝者，也是斯諾登事件逐漸曝光的參與者。勞拉採用了樸素的紀錄片拍攝手法，使攝影機成為“參與的攝影機”，攝影機再也不是靜靜地躲在一邊，讓觀眾察覺不到，而是走進故事的敘事當中，並迫使真相浮出水面。
勞拉用攝像機記錄下了斯諾登從爆料郵件、藏匿香港、公開美國國家安全局監控項目“稜鏡計劃”的機密文件，到最終逃亡俄羅斯的整個過程。從初次聯繫到最終見面，雙方花費了5個月的時間。會面的六個小時後，格林沃德發表了第一篇披露文章，《衛報》、《華盛頓郵報》、《明鏡週刊》跟蹤報道，披露NSA及其在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的夥伴機構從事的多項監聽活動，消息一出，引發了國際政治的軒然大波。
2、“稜鏡門”下國家安全和個人隱私間的博弈
“從現在開始，你越過的每道邊境、買過的每件東西、打過的每通電話、經過的每座手機信號發射塔、交過的朋友、寫過的文章、去過的地方、在標題欄裡打下的每個字、發送的每個數據包，都在一個系統的掌握之中，它的覆蓋範圍是無限的，保護措施卻是有限的。”
911事件後，國會通過了“愛國者法案”，賦予情治單位對任何可能危害國家安全的個人或組織進行監控的權力，卻沒法界定什麼樣的情況下可以判定為危害國家安全。模糊的界定本來容易讓權力越界，斯諾登的爆料揭示，美國國安局的監控早已無視法律和公民權利，他們索性收集一切可能的信息，從網絡運營商的通話、短信記錄，到電子郵件、聊天軟件的內容等等。這種收集是有差別的，情治部門並不是想判斷一個人是否需要監控，而是索性把信息收集起來，需要分析時隨時提取。
作為曾經的中情局技術顧問和美國國家安全局外包技術人員，斯諾登掌握了大量國安局實行監控的文件，證明美國對外國政要和經濟部門、大量美國公民和外國人進行監視。當然，最重要的還是政府和各大電信公司、互聯網公司合作，無差別的收集海量信息。前者引發了例行的憤怒與抗議，而後者不僅令人恐懼，也引起了新一輪對大公司用戶隱私的信任危機。
“稜鏡門”事件在世界範圍內引發了關於國家安全與公民權益的討論，而西方民眾對個人隱私的堅定訴求，也使得政府在做選擇時更為艱難。
奧巴馬曾在事件曝光後說：“你不能在擁有100%安全的情況下同時擁有100%隱私、100%便利”。究竟該如何維繫國家安全和個人自由之間的平衡，無所遁形的隱私究竟是福是禍？
3、網絡時代，無人不在裸奔
早在互聯網剛剛誕生時，就有專家斷定，互聯網是比核武器還危險的存在。在這個科技帶來風起雲湧的時代裡，個人隱私與國家安全之間的權衡，信息技術進步對隱私安全立法的影響始終是急需解決的問題。
約束本就是一種困境，他為自由而生，卻會侵害自由，自由身在其中，不知不覺中會被犧牲，而這種犧牲卻因初衷無可避免。如同斯諾登所說，互聯網科技的反作用會讓你“限制了思考和行動”。
2018年，扎克伯格身陷醜聞，5000 萬 Facebook 用戶數據被 Cambridge Analytica 數據分析公司非法獲取，並用於操縱大選。
2019年底，《紐約時報》報道，通過分析定位追蹤文件披露的這些數據，美國很多名人、政要的行蹤都被暴露無遺，包括情報人員、五角大樓官員，就連美國總統特朗普的行蹤，都可以被精確追蹤到。報道稱，沒有人能逃脫這種持續的數字監控，包括美國總統。12月20日，美國《紐約時報》就根據上述數據刊登了一篇文章《如何追蹤特朗普》。可怕的是，這些定位追蹤數據並非來自美國電信服務商或大型科技公司，也不是來自美國政府，而是來自於一家數據定位公司。
不同於7年前，互聯網早已進入數字時代，隨著技術和硬件的更新換代，數字容量始終在以數量級的速度增長。網絡，在帶來了生活便利的同時，人們的行為軌跡早已成為一個個數字，清晰而透明。收集這些數據的也不再僅僅是政府、電信巨頭和大型的科技公司。
當網絡從一個虛擬的世界，漸漸清晰出一個個真實的個體，在這個世界中，每個人都在裸奔。當人們不得不屈從於大數據時代，習慣於一個沒有隱私的世界時，隱約中，似乎聽到邁克爾˙林奇說“擁有隱私的能力是獨立人格的必要條件。”
4、結語
記錄影片的魅力在於將作品完整地嵌入現實的歷史中，我們看得到邊緣，卻永遠無法在邊緣處進行準確的切割和抽取，只能在現實的紛繁複雜中去感受和理解。
自由和安全中也許本不該有難以逾越的鴻溝，技術帶來的難題從來都會有技術去解決，難的從來不是技術，更多的是利用數據的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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