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周遊列國是幾乎每個中國人都知道的事情，但如果說孔子周遊列國是因為一塊肉的緣故，想必絕大多數人都會認為此乃信口開河的無稽之談，然而這卻是毋庸置疑、無可辯駁的事實。
公元前496年，已過知天命之年的孔子被魯定公拜為大司寇並攝相事，這就相當於代理總理之職的司法部長，毫無疑間這是一個舉足輕重、肩負重任的位子。孔子是“食君之祿，忠君之事”，“即在其位，必謀其政”理念堅定不移的踐行者，他從魯定公手中接過相印那一天起，就下定決心要為國君除殘去穢，為百姓息戰造福，同時恢復周公禮制，實現天下為公。
按理說，身為代國相的孔子，只需要向魯定公彙報工作，但實際上情況遠遠沒有這麼簡單，因為在當時的魯國，國君和國相之間還有著一個特殊的“三桓”階層。所謂“三桓”就是魯桓公的三個兒子各自形成的大家族孟孫氏、叔孫氏和季孫氏，他們的權力甚至超過了魯定公。
俗話說，“螳蛇捕蟬黃雀在後”，季桓子為首的“三桓”覬覦著魯定公的江山社稷，“三桓”的家臣們也正對“三桓”的財富地位虎視眈眈，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那個和孔子長得很像的陽虎。
陽虎本來是季孫氏的家臣，趁著主人季桓子還未成年這個機會掌握了季孫氏的政治權力，並且和叔孫氏家族的受排擠者暗中結成了一股不小的政治勢力。
公元前502年，陽虎等人發動了政變，他們挾持了季桓子和叔孫州仇(叔孫氏掌門人)，向孟孫氏家族發起了進攻，企圖政變得逞後坐地分贓，對“三桓”的既得利益進行重新洗牌。因為孟孫氏的掌門人孟懿子旱就開始提防陽虎這個危險分子了，結果陽虎等人的政變最後以失敗告終，兵敗的陽虎只得帶著殘兵頹將退到了他的大本營——陽關，他知道憑惜這兩個小都邑對抗魯國大軍絕對是螳臂當車，於是他就破罐子破摔，燒掉城邑逃到齊國去了。
陽虎之亂雖然被成功平定了，但家臣勢利的膨脹囂張確實給“三桓”的掌門人們上了一課，深受其害的季桓子和叔孫州仇更是被嚇得患上了“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的心理重疾。
孔於是一個哲學家，但對心理學也頗有研究，他抓住“三桓”對家臣的提防和不滿之心，在代理國相的第二年適時提出了“墮三都”的改革措施——削低季孫氏的費邑(今山東費縣)、叔孫氏的鄖邑(今山東東平)、孟孫氏的成邑(今山東寧陽)這三座都邑的城牆，以便削弱管理這三座城邑的家臣的防禦力量，當然孔子不會說得如此直截了當，他給出的應該是精兵簡政、發展經濟、方便百姓之類“高大上”的理由。
這其實是一個一石二烏、一箭雙鵰的政治策略，既能夠消除家臣割據作亂的隱患，又可以減弱“三桓”的軍事實力和政治勢力。對陽虎之亂心有餘悸的季桓子和叔孫州仇極力贊成孔子的“墮三都”計劃，並且立即付諸實施，孟懿子雖然不像那兩個年輕掌門人那樣積極，但也沒有表示反對。
很快，叔孫氏的郈邑被削低了，季孫氏的費邑在平定了費邑宰公山不狃的叛亂後也被拆掉了，現在輪到了孟孫氏的成邑了。可是孟懿子卻突然變勢了——他對“墮三都”的態度從默許變成了抵制。這時，季桓子和叔孫州仇也回過味兒來了，意識到了孔子的“墮三都”對他們“三桓”既有利也有弊，對魯定公則只有利沒有弊，換句話說，魯定公才是“墮三都”的最大受益者，於是，他們轉而支持孟懿子，反對孔子的改革。既然掌控著魯國政權的“三桓”站到了孔子的對立面，那麼，孔子在魯國進行的改革就只有失敗這—條路可走了。
翌年，即公元前497年，齊國送來八十個歌女舞姬，一百二十匹高頭駿馬，意在誘使魯定公和“三桓”沉迷聲色，怠於國事。“三桓”倒是沒被齊人的“糖衣炮彈”擊中，沒出息的魯定公卻從此深宮尋歡，不過問政事了。
面對如此不堪的君主，孔子很失望很傷心，但同時還心存著幻想，期待著有朝一日魯定公會幡然悔悟。
然而，孔子等來的不是魯定公的浪子回頭，而是“三桓”的公報私仇。郊祭的日子到了，孔子忐忑不安地等待著魯定公和“三桓”按照周禮在祭祖結束後把祭肉分給包括他在內的朝中諸位大夫，可是，他從早上一直等到晚上，也沒有等來那塊代表著周禮的祭肉。一塊祭肉的缺失好像不是什麼大事，但足以證明被聲色犬馬包圍的魯定公旱已把孔子忘到九霄雲外去了，同時也證明孔子已經成了“三桓”眼中的沙子、喉中的魚刺。
孔子不是一個寧肯尸位素餐也不放棄宮職的戀棧者，他奉行的是“國有道則鼎力相助，國無道則遠去他鄉”的仕途法則，既然自己修齊治平的政治理想在魯國不能順利實現，那就另謀出路、另尋高明吧。於是，孔子就辭去宮職，率領著眾弟子離開了“生於斯長於斯”的魯國，踏上了漫長而艱辛的周遊列國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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