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篇小說《太陽照在桑乾河上》是我國現代著名女作家丁玲的代表作之一。它問世60多年來，在海內外產生了廣泛的影響，享有“土改史詩”之美譽。那麼，這部紅色文學經典究竟是如何誕生的呢？
素材得自溫泉屯
1904年10月12日誕生於湖南臨澧的丁玲，原名蔣偉，字冰之。1927年底，她發表處女作短篇小說《夢珂》，次年完成代表作《莎菲女士的日記》，在文壇上嶄露頭角。1930年5月，她在上海參加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次年擔任左聯機關刊物《北斗》主編及左聯黨團書記，並於193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3年5月，她被捕入獄，但始終堅貞不屈，經受住了各種嚴峻的考驗。後在黨的幫助下，於1936年9月逃離南京，奔赴陝北。
在陝北蘇區，丁玲歷任“中國文藝協會”主任、中央警衛團政治部副主任、西北戰地服務團主任、《解放日報》文藝副刊主編、陝甘寧邊區文協副主席等職務。當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後，她深受鼓舞，以更加飽滿的熱情投身於根據地的革命鬥爭，用文藝形式積極反映我黨我軍和人民群眾火熱的鬥爭生活。
抗戰勝利後，丁玲同楊朔、陳明等人組成“延安文藝通訊團”，奉命奔赴東北。1945年秋，他們從延安啟程，東渡黃河，輾轉抵達張家口。此時由於蔣介石違背《雙十協定》，繼續調遣大批國民黨軍沿平綏、同蒲、平漢、津浦等線向華北、東北疾進。我軍遵照中共中央關於鞏固華北、爭取東北、堅持華中的戰略部署，在上述各線組織戰役，消滅和阻止北進之敵，以保衛華北革命根據地，掩護我軍在東北展開，爭取全國和平局面的出現,故而去東北的交通中斷，丁玲一行只能滯留於張家口。
中共中央根據當時國內矛盾已上升為主要矛盾，農民群眾迫切要求清除封建剝削的形勢，將黨在抗戰時期實行的減租減息政策改為沒收地主土地分配給農民的政策，於1946年5月4日發出《關於清算減租及土地問題的指示》。各解放區遵照這一指示，迅速展開了土地改革運動。丁玲主動請求參加晉察冀中央局組織的土改工作隊，先赴懷來，後到涿鹿縣溫泉屯開展土改工作。
◆1946年丁玲在溫泉屯留影。
在溫泉屯，丁玲感受到廣大農民對土地的渴望，在同村民廣泛地接觸中，她積累了大量生動的素材，也領略了農民的淳樸、熱情。
因平綏戰事吃緊，土改工作隊不分晝夜地忙碌了20天，經過複雜而又艱難的鬥爭之後，終於使全村的貧苦農民都歡天喜地分到了土地。關於這段時間的生活情況等，丁玲後來回憶說：“我在村裡的小巷子內巡走，挨家挨戶去拜訪那些老年人，那些最苦的婦女們，那些積極分子，那些在鬥爭中走到最前邊最勇敢的人們。”“他們有說不完的話告訴我，這些生氣勃勃的人，同我一道作過戰的人，忽然在我身上發生了一種異樣的感情，我好像一下就更懂得了許多他們的歷史，他們的性情，他們喜歡什麼和不喜歡什麼，我好像同他們在一道不只二十天，而是二十年，他們同我不只是在這一次工作中建立起來的朋友關係，而是老早就有了很深的交情。他們是在我腦子中生了根的人，許多許多熟人，老遠的，甚至我小時看見的一些張三李四都在他們身上覆活了，集中了。”這樣，當丁玲從張家口撤走時，一幅中國農村土地革命的壯麗圖景已在腦海中清晰地浮現出來了。她說：“在一路向南的途中，我走在山間的碎石路上，腦子裡卻全是懷來、涿鹿兩縣特別是溫泉屯土改中活動著的人們。” “由於我同他們一起生活過，共同戰鬥過，我愛這群人，愛這段生活，我要把他們真實地留在紙上，留給讀我的書的人。”
土改中完成小說
這年冬，當丁玲來到阜平縣的紅土山村時，長篇小說《太陽照在桑乾河上》在她的腦海中已形成雛形，“需要的只是一張桌子、一疊紙、一支筆了”。於是，她在此住下來，在一張炕桌上全力以赴地投入創作。因當時缺乏稿紙，故敵人逃離張家口時，那些散落的聯合國救濟總署的簿記紙，便成為她文字馳騁的載體。為了緩解腰疼的毛病，她只好把火爐砌得高一些，把腰貼近爐壁上烘烤，伏在桌上一個字一個字地寫；每天半夜，她必須要把暖水袋敷在腰間，才能入睡。為了使筆下寫出的土改同現實生活中的土改保持一致，她“反覆來，反覆去，又讀了些土地改革的文件和材料”。
小說只開了個頭，丁玲又從紅土山村搬到抬頭灣村繼續寫。當時，因溫泉屯已陷入敵手，地主階級對廣大農民進行反攻倒算。而她在稿簽上描寫耳聞目睹的那些人和事，就面臨著考驗。於是，她放下寫作，積極參加了歷時半個月的唐縣土地改革複查工作，決心用一次複查實踐來檢驗自己長篇小說的構思，以及人物、情節的安排是否妥當。在抬頭灣村寫了3個多月後，她又參加了年底華北聯合大學（以下簡稱華北聯大）組織的土改工作隊，到宋村搞了4個多月的土改。1948年4月中旬，毛澤東主席和中共中央從陝北遷駐阜平縣城南莊。因此有一天，丁玲與毛澤東不期而遇，自然分外高興。在談話中，毛主席語重心長地對她說：“歷史是幾十年的，不是幾年的。究竟是發展，是停止，是倒退，歷史會說明的。”在認真地領會毛主席的這番教導之後，丁玲下決心一定要把小說寫好，以便對歷史負責，也為自己的創作負責。
◆1953年丁玲在桑乾河畔留影。
丁玲和工作隊的華北聯大的人員，返回當時華北聯大所在地——正定縣後，便借住於此繼續寫作。經過反覆修改，至1948年6月，《太陽照在桑乾河上》終於定稿。在小說創作中，她原計劃寫鬥爭、分地、參軍三個部分，但現在寫成的只是其中第一部分。因其結構有頭有尾，人物鮮活生動，主題清晰明確，反映出了農村鬥爭的某些本質方面，故可視為一部獨立完整的長篇小說。
1952年4月，剛剛結束訪蘇回到北京的丁玲，應邀談起這部長篇小說的創作體會時，她說：“《太陽照在桑乾河上》是一本寫土改的書，其中就要有地主，但是要寫個什麼樣的地主呢？最初，我想寫一個惡霸官僚地主，這樣在書裡還會更突出，更熱鬧些。但後來一考慮，就又作罷了，認為還是寫一個雖然不聲不響的，但仍是一個最壞的地主吧。因為我的家庭就是一個地主，我接觸的地主也很多，在我的經驗中，知道最普遍存在的地主，是在政治上統治一個村。看看我們土改的幾個村，和華北這一帶的地主，也多是這類情況。”
“關於對中農，如顧湧這個人物，也曾花費了很大的思索。在土改當時，我覺得劃分階級上有些問題，覺得凡是以勞動起家的，我們把人家的財產、土地拿出來，是不大妥當的。譬如像顧湧這樣的一個家庭，我們決不能把他劃成富農，他應該是一個富裕中農，於是我在小說裡便從這個角度來表現了他。寫成以後，我找了一個地委幹部來看，讓他提意見，他不同意我對顧湧的這個寫法，說還是應當分他的地。我當時很苦惱，無可奈何，又下農村去了。下去以後，正趕上‘貧僱農路線’，我就更不敢講話了。後來少奇同志來了，他了解了這個情況，說這樣搞法不好。從此，我才把自己的意見肯定下來，回去安安穩穩地寫我的小說。還有，就是對黑妮的處理。當時我想，地主是壞的，但地主的兒女們是否也是壞的呢？他們都還年輕，是否也要和地主一樣的看待呢？我想，地主的家庭內部也是複雜的，其兒女不能和地主一律看待，譬如我本人就是出身於地主家庭，但我卻是受家庭壓迫的，這是由於中國社會的複雜性，於是，我就安排了一個地主家的女兒黑妮，並給了她一個好出路。寫出來以後，有好多人說，黑妮寫得不妥當，把她寫得太好了；有些人也同意我這個寫法。對這個問題，我也考慮了好久，不過最後還是按照我原來的想法寫了出來。”
費周折東北出版
丁玲首先將《太陽照在桑乾河上》手稿送給以前在延安就熟識、時任華北聯大文學系主任的陳企霞閱讀，想聽聽他的意見。陳接稿後就看了起來，儘管丁玲那龍飛鳳舞的字體讓他讀得有些吃力，但他還是被作品中人物命運的變化所深深吸引。他看完後，抑制不住激動的心情，便抱著一摞書稿，踏著月色闖到丁玲住處。一見面，陳企霞便脫口說道：“是部好稿！”
丁玲有點半信半疑：“說的可是當真？”陳企霞遂以其作為評論、編輯工作者的專長，條分縷析、頭頭是道地談了他的看法和理由。丁玲感到，他確實是認真看過自己小說稿的，便有了把它拿出手的勇氣。
這時，中共中央已從阜平縣遷到平山縣西柏坡村，蕭三、胡喬木和艾思奇等我黨有名的大才子聚集於此。早在延安時，丁玲就與他們很熟悉，故又將《太陽照在桑乾河上》謄寫稿分送給他們審看。一個悶熱的下午，蕭三、胡喬木和艾思奇應邀隨毛澤東主席去郊遊。其中蕭三還帶著妻子甘露和一歲的孩子。他們驅車20多里，來到一大片樹林子裡。毛澤東立即在樹蔭下坐下來，搖著大蒲扇給孩子趕蚊子，只見蕭三、胡喬木和艾思奇遠遠地站在一起，在討論著什麼。他便問身邊的甘露：“他們幾個在幹什麼呀？”
甘露走過去問道：“主席問你們在幹什麼呢，怎麼不過去陪一陪主席呢？”
“我們在談對丁玲長篇小說的意見。”
甘露返回來向毛主席轉述了這句話，並補充說：“丁玲最近寫完一部《太陽照在桑乾河上》，是寫涿鹿土改的，丁玲請他們幾個同志看看，提提意見，他們算找到了機會，在一起討論一下。”
毛澤東抽著煙，想了想，說：“丁玲是個好同志，就是少一點基層鍛鍊，有機會當上幾年縣委書記，那就更好了。”不一會兒，見胡喬木等三人走過來，他好奇地問道：“你們討論丁玲的小說，討論得怎麼樣呀？”
胡喬木說：“寫得好，個別的地方作點修改，就可以發表。”
“是呀，這是個好同志——就是少一點基層鍛鍊。”毛澤東幾乎把剛才的話又重複了一遍。
郊遊結束後，甘露見了丁玲，便原樣轉述了毛澤東對她的評價，丁玲很受感動。
◆1953年6月印刷的，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太陽照在桑乾河上》。
雖然《太陽照在桑乾河上》被蕭三、胡喬木和艾思奇一致稱讚為“是一本最早的最好的表現了中國農村階級鬥爭的書”，但是也有人指責該作品反映的是富農路線，以致它不能在華北出版。
所謂“富農路線”的指責，與小說中顧湧這個人物形象的描寫有關。新中國成立後，丁玲在《人民文學》（1955年3月8日）上發表的《生活、思想與人物》一文中回憶說：“我們開始搞土改時根本沒什麼富裕中農這一說。就是僱農、貧農、富農、地主。我們的確是把顧湧這一類人劃成富農，甚至劃成地主的。拿地的時候也竟是拿他的好地，有些做法也很‘左’，表面上說是獻地，實際上就是拿地，常常把好的都拿走了，明明知道留下的壞地不足以維持那一大家子人的吃用，但是還是拿了，並且認為這就是階級立場穩。在這樣做的當中，我開始懷疑。有一天，我到一個村子去，我看見他們把一個實際上是富裕中農（兼做點商業）的地拿出來了，還讓他上臺講話……那富裕中農沒講什麼話，他一上臺就把一條腰帶解下來，這哪裡還是什麼帶子，只是一些爛布條結成的，腳上穿著兩隻兩樣的鞋。他勞動了一輩子，腰已經直不起來了。他往臺上這一站，不必講什麼話，很多農民都會同情他。我感覺出我們的工作有問題，不過當時不敢確定，一直悶在腦子裡很苦悶。所以當我提起筆來寫的時候，很自然地就先從顧湧寫起了……我沒敢給他定成分，只寫他十四歲就給人家放羊，全家勞動，寫出他對土地的渴望，寫出來讓讀者去評論，我們對這種人應當怎麼辦？”
陳企霞也為《太陽照在桑乾河上》這樣一部好小說不能付梓面世而憤憤不平。有一天碰見丁玲，他便打抱不平說：“這怎麼能扯到什麼‘富農路線’呢！”丁玲只是默不作聲，淚水盈眶。陳企霞見狀，也替她難過。他記得這部書稿最後寫的《寫在前邊》一文中，有“國際婦女會召開在即，行期匆促，就更促成了我的草率，因為路途的遙遠和艱難，不得不把這一工作告一結束”這樣的話，便問道：“你原來不是組個‘延安文藝通訊團’，要跟楊朔他們一道去東北的嗎？”
丁玲沮喪地應著：“嗯——”
“那麼，你還不如趁這次過東北把稿子帶去，換個地方，說不定這本書還有出版的希望！”
這真是一語驚醒夢中人。此時丁玲已是以蔡暢為團長的“中國婦女代表團”成員，即將赴匈牙利參加世界民主婦聯第二次代表大會。6月24日，她隨蔡暢從平山縣啟程，途經大連時，她收到胡喬木發來的關於《太陽照在桑乾河上》修改意見的電報。7月底到哈爾濱，丁玲在此停留了一段時間。她的小說很快於9月間被哈爾濱《文學戰線》雜誌第一卷第三期選載。同月，該小說由“新華書店東北總分店”出版發行，深得廣大讀者喜愛。此時尚未邁出國境的丁玲，還參加了《文學戰線》雜誌社為小說舉辦的座談會。
出版後的效應
丁玲赴匈牙利開完會後，於1949年1月中旬回國。4個月後，《太陽照在桑乾河上》便被翻譯成俄文，發表在蘇聯《旗幟》雜誌上。
此後3年間，有關丁玲的採訪報道或是對《太陽照在桑乾河上》的評論等，頻頻見諸於《小說》《光明日報》《進步日報》《人民日報》《解放日報》《文匯報》《人民文學》、重慶《新華日報》《中國青年》《長江日報》《新中國婦女》等眾多的報刊上。加之她寫的散文、隨筆等作品，總是發表在報刊醒目的位置，使她聲名顯赫，已然成為解放區、新中國有代表性的作家。
1952年6月7日，蘇聯駐華大使館代表斯大林獎金委員會授予丁玲斯大林文學獎，丁玲很快將5萬盧布獎金悉數捐獻給全國婦聯兒童福利委員會。6月8日，我國文藝界為此召開了隆重的慶祝大會。兩天後，《人民日報》報道：《太陽照在桑乾河上》已被譯成俄、德、日、波、捷、匈、羅、朝等12國文字，在各國讀者中廣泛傳播。
《太陽照在桑乾河上》作為我國第一部再現土改運動的長篇小說，深刻、真實而又生動地反映了農村尖銳複雜的階級鬥爭，揭示出各個階級不同的精神狀態，顯示了農村偉大變革的艱鉅性和複雜性，並且展現了中國農民在共產黨領導下已經踏上的光明前途。它不僅是丁玲文學創作生涯中的一座里程碑，也是我國現代文學史上的突出成就，無疑標誌著延安文藝座談會後長篇小說創作所達到的新高度。著名文學評論家馮雪峰曾指出：“這是一部藝術上有獨創性的作品，是一部相當輝煌地反映土地改革的、帶來了一定高度的真實性的、史詩性的作品；同時，這是我們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最初的比較顯著的一個勝利。”蘇聯文學評論家譽稱：丁玲天才而技巧地描寫出中國數以百萬計的勞動人民，怎樣在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覺醒過來，為新生活而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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