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改变日军作战线的方向,在战略指导上是一非凡杰作。使 ‘日军作战线’由原从北向南 ,被迫改为‘由东向西’ ,中国由是可以采取 ‘以空间换时间’的持久抗战。”——《国民革命战史·抗日御侮》

关于“淞沪会战”有一种十分流行的说法，认为这是老蒋主动发起的一次“战略诱导”，意在将日军从华北南下的“顺势”转变为沿长江上溯的“逆势”，实现持久抗战。

“淞沪会战”是转向全面抗日战争的标志

这种观点最早是老蒋的小儿子蒋纬国提出的，之所以得以盛行，得益于另一个认同度颇高的历史观点——自古以来，中国大地上由北向南的战略进攻是最顺利的。

基于这种地缘上的传统经验，进一步地提出了一种假想——日军攻略华北后沿平汉线进击武汉，进而割裂中国东西部。因此，通过“淞沪会战”开启第二战场，诱导日军从上海→南京→武汉一线仰攻，自然就破解了这种危局。

霄林天认为这种观点刻意地抬高了老蒋的战略思想，今天我们就来

“淞沪会战”态势图

“硬伤”满满的“非凡战略”

这一虚构的战略，被蒋纬国誉为“非凡杰作”，但实际上却是“硬伤满满”。

• 其一，所谓的转移进攻方向，不过是让中日双方同时陷入两面作战。

1937年8月24日，“淞沪会战”爆发11天后，日本内阁会议通过了新动员四个师团的决议。决议通过一周后，参谋本部就决定正式组建“华北方面军”，将华北日军增加到了八个师团。

可见淞沪会战爆发初期，并没有让日军立刻改变入侵方向。尽管陆军用两个师团编组了“上海派遣军”，但华北方面仍在

民国时期南京到上海的“京沪线”列车

注：文中按照民国时期的简称，将南京、上海合称为“京沪”，并非指选择的北京和上海。

反观中国方面，此时却在从全国向京沪一线调集重兵。“华北方面军”成立的当日

8月13日，南京军委会决定把由武汉前往华北前线的罗卓英部三个师改调往上海。其他还有很多部队陆续从湖北、广东、广西、贵州、云南、四川向上海调集，他们中原本有很多可能也要北上加强华北的力量，此时因为开辟华东战场全部东进。

国军为数不多的精英部队——“德械师”

日军在获悉中国方面有意扩大华东战事的情况下，依然没有放弃在华北的行动，丝毫不畏惧两面作战。反倒是中国方面因此大大削弱了北方的防御，造成华北和黄淮一线的空虚。如果此时日本真的贯彻自北向南的侵略方针，沿平汉线大举南下，南京方面将面临背腹受敌的险境。

况且相比于日本，两面作战的局势对中国更不利。

1、中国方面的主力调动起来十分缓慢，铁路和公路运力有限，航空运力更是可以忽略不计。光是向上海集结重兵就花了很多时间，第三战区新成立时号称有三十万大军，但大部分都还在奔赴上海的路上。

1937年中国最先进的“宁海级”轻巡洋舰，技术和图纸来自日本

2、海、空军实力薄弱，华北事变爆发时，中国空军仅有一线飞机428架、练习机232架，飞行员只有668名。而日军方面陆海军都拥有强大的航空部队，仅7月13日陆军为华北战事临时组建的“临时航空兵团”，就有十八个中队近400架战机。中国海军只有三个舰队，全都不具备海洋作战能力。事变爆发后，驻守青岛的第3舰队（东北海军）甚至只能自沉全部舰艇，以此封锁青岛港口。

3、老蒋虽然在表面上压服了国内的所有军阀，但内部派系矛盾依然十分严重，不仅有相互拆台的情况，更有不少旁系军队畏惧日本、抵触抗战

江陵之战是为数不多的溯江向上游进攻的战役，还是从长江中游发起的

• 其二，所谓“东西向”的攻势比“北南向”困难的观点，只是凭空臆造。

自古以来在中国大陆上，“从北向南”的攻势的确比“从南向北”容易。但是以长江出海口为基点，沿着长江的“从东向西”，却是基本没有太多先例，这种“东西向”的攻势比“北南向”困难的“经验之谈”纯属是臆造得来。

实际上以日本的海空优势，溯江而上的攻势反倒更加有利，“第十军”在杭州湾登陆后快速切断京沪间的联系就可见一斑。

国军曾在德国顾问指导下，耗费巨资修建了“吴福线”、“锡澄线”、“乍嘉线”、“海嘉线”等大量国防工事，最终也落得“马奇诺防线”

1937年8月15日日军轰炸南京、南昌

而日本海军航空兵可以完全掌控制空权，肆意

日军从全面转向华东战场后，共投入五个师团，仅用了三个月，在1938年前就攻陷南京；反倒是华北日军共计8个师团，1938年1月才抵达徐州一线，一场徐州会战又鏖战四个多月。

可见自东向西的攻势反而比从华北南下容易。

徐州会战

因为从华北南下需要考虑山西、山东、河南、江苏、安徽等沿途各地的侧击兵力。而长江南岸却多有水网和山峦可以作为屏障，日军攻打南京根本不用顾虑国军从浙江、江西腹地的侧击。

真正困难的是从武汉再往上游的攻势，毕竟有夔门阻隔，从荆襄进攻巴蜀是十分被动的。

夔门是巴蜀的天然门户

所以用“东西向”攻势与“北南向”攻势的比较来评价淞沪会战，根本站不住脚，日军无论是从华北南下还是从上海西进，拿下武汉后都会面临如何进攻巴蜀的困难。况且日军作为强势的一方，两路分进可以占取更多的主动权，让南京方面顾此失彼。

霄林天认为，国民政府之所以要在华北形势如此紧张的情况下，主动挑起华中方面的第二战场，主要是基于对日军未来动向的预判，不得已而为之。

而这种将“淞沪会战”视为“战略诱骗”的观点，最大问题就在于它是以战后的已知形势走向，来揣摩战前的战略意图。要想弄清国民政府发动淞沪会战的真实意图，必须从战前的形势来分析。

日本帝国主义的野心不完全在中国

日军侵华战略的概要分析

国民政府作为弱势的一方，其抗争战略取决于对日本战略的分析和预判，因此我们先来看看这一时期日军的对华战略。

二战后逃过审判的祸首——“裕仁天皇”

• 首先，从天皇到内阁再到陆军、海军的高层，一以贯之地寻求“以战迫和”。

日本人的战略纷争是个“历史遗留问题”，牵扯到日本海陆军、陆军内部、海军内部、内阁与军方等等多方的互相矛盾，霄林天在 中进行过一些讨论。

但是此时关于对华战争的策略，却颇为难得地取得了各方的一致——速战速决，以武力确保当前既得利益、迫和中国政府。

华北事变

“华北事变”后，参谋本部方面制定的对华方针中一再强调，要将事端控制在平津一带。后来参谋本部与军令部商定的“陆、海军关于在华北作战协定”中也在第一条就声明，“力求把作战地区限制在平津地方，在华中、华南避免使用武力。”

军方高层之所以再三强调控制战争规模，一是担心中国方面抗日情绪高涨，主动发起战事；二是考虑到日军中“下克上”的传统，希望杜绝作战部队的擅自行动。

汪伪政府的成立

天皇本人也不愿意看到对华战争的扩大化，当然这并不是他热爱和平，而是担心日本陷入中国泥潭。

“淞沪会战”后，眼看中国战局逐渐扩大，华北、上海、青岛都有全面恶化的趋势，天皇感觉到十分担忧。他在8月18日垂询了参谋总长和（海军）军令部总长，表示“有无办法在集中兵力重点给予大的打击下，以我之光明态度导向光明，迅速收拾时局。就是说，有无使中国重新考虑的途径。”

可见即使是在“淞沪会战”爆发后，日方高层依然没有放弃“以战迫和”的战略构想。

日本海军的陆战部队十分有限

• 必要时可以增派兵力、开辟其他战场，摧毁国民政府的抗战决心。

既然是“以战迫和”，“不扩大化战事”和“增兵”就并不矛盾。

增兵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威慑和恫吓，用局部占据的压倒性优势来摧毁中国方面的抗战意志。“不扩大派”的石原莞尔也在坚持“战事不扩大”主张的同时，支持在国内动员更多师团到中国，毕竟从日本本土动员部队到参战通常需要三周时间，必须确保中国战场有足够的威慑兵力。

同样的道理，陆海军也早早地为“第二战场”准备了机动兵力。

日军第三舰队的旗舰——“出云号”

海军方面早在华北事变的第二天，就明确了对华方针——将在台湾演习的第三舰队调回原地驻防，组建第一、第二“联合航空队”，准备好机动兵力伺机对华紧急出兵。

7月11日的“陆、海军关于在华北作战协定

日本陆军攻占青岛

“采取措施使中国丧失战斗意志，痛感坚持抗战之不利，然后光明正大地以最低条件造成和平结局。”——《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奉答垂询要旨》

“淞沪会战”爆发后，面对天皇极为忧心的垂询，参谋总长和军令部长给出了这样的上奏。他们认为在华北、淞沪同时爆发战事的情况下，需要“两手抓、两手硬”，并充分利用日军在两地的不同优势，以闪电之势快速瓦解中国方面的抗战意志。

他们主张在上海方面利用海军的海空优势，对敌方空军实施“毁灭性打击”，并反复轰炸密布在这一区域的军事设施、军需工业、经济中心、政治中心，动摇其上层建筑；在华北方面，则坚守平津一线，给主动出击的中央军造成巨大损耗，瓦解军队的士气。

日军探明的中国方面华北军事部署

高层的意志明确后，很快向作战部队发出指示。

8月31日，参谋本部发出“临参第八十二号”，明确了第一军、第二军、临时航空兵团等部队的战斗序列，并明确华北作战的具体方针——“通过平定华北重要地区可以促使南京政府反省，在二个月以至半年以内，大概就能取得政治上的解决。”

9月11日，参谋本部发出“临参九十九号”，向上海增派第九、第十三、第一百零一师团，以及第三飞行团司令部等其他部队，将上海派遣军增加到三个陆军师团、一个陆航飞行团的规模。

关东军被日军称为“皇军之花”

• 时刻防备苏联，不敢让关东军过多介入关内战事。

或许有人会感到困惑，华北方面军明明有八个师团，在关外还有关东军的九个师团，为何要束手束脚于平津一线？此时抽掉关东军，汇合华北方面军一起，沿着平汉线、津浦线两个方向深入南下，威逼南京和武汉，岂不是能配合淞沪方面的战事，更好实现以战迫和的目的？

这是因为日本对苏联方面的顾虑，需要关东军留守满洲。

中苏互不侵犯条约

国民政府和苏联当局在8月21号，也就是“淞沪会战”爆发一周后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日本担心苏联趁着中国战局的变化南下袭击满洲。

参谋本部方面做出的预判是，在1937年11月可能面临对苏危机。而当时预估苏联在远东军区和西伯利亚军区的实力，大约是二十八个阻击师、四五个骑兵师、六个装甲旅、一千五百架战机以及十个师的蒙古骑兵，总兵力在三十一个师到五十个师。

两年后日军在诺门罕彻底领教了苏军的实力

因此参谋本部在9月20日上奏天皇的《作战计划大纲》中指出，所有在华北、上海的战事应当以10月地为界限。华北方面，以当前八个师团在河北中部寻求决战；上海方面，以当前五个师团击败上海周边的中国军队。

如果抽掉关东军，华北的战事就会进一步扩大和深入，虽然有可能加速迫和，但是也有风险让战事陷入进一步焦灼。一旦此时中国与苏联方面再度达成某种合作，苏联乘虚入侵满洲，日军将面临背腹受敌的危险。

德国陆军的缔造者——“冯·塞克特”将军，曾担任中国的军事总顾问

国民政府对日军动向的预判

对于国民政府来说，他们完全可以通过情报战线和外交途径，旁敲侧击地了解到日本方面的真实战略。更何况一直在尝试迫和的日本方面，也一直通过外交途径向中国传递信息。所以国民政府对日本的真实战略即使不能全部清除，也有一定的认知。

但认知不代表认同，日方的意图是“光明正大地以最低条件造成和平结局”，而他们的最低条件无非就是让中国承认其在东北、华北的利益，甚至进一步让中国沦为日本的附庸国。这种所谓“光明正大的和平结局”，实际上是赤裸裸的掠夺和奴役。

全面抗战是大势所趋

“西安事变”后的老蒋已经转向全面抗战，显然不可能接受日本的条件。

既然不可能接受，那就势必要做好抗战到底的准备。基于对日本战略的认知，老蒋有理由做出这样的预判——

满洲是日本大陆政策的根基

从日本方面来看，他们对华的手段，可以分为三个等级，第一个等级就是满洲→华北，单方向的威逼形势；第二个等级则是上海→南京，直接威胁经济、政治核心；第三个等级就是

不同等级需要的战争资源不同，产生的效果也不同，日军会根据中国方面的动态随机应变。

而双十协定后，中国方面已经全面贯彻了持久抗战的决心。日方发现华北方面的局势不足以实现“以战迫和”后，一定会采取更强烈的进攻。日本会使用第二等级的恫吓和迫降手段，即以上海为基点，夺取国民政府的经济中心，进而威逼国都南京。

逼近吴淞口的“凤翔”号、“加贺号”航母

一旦日本方面主动从上海方向入侵，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这里是国民政府的钱袋子，也是“江浙财阀”的老窝，更是国府南京的门户，大量的上流人士、工业设施、技术人才也都聚集在京沪一线。一旦上海失守，经济上会受到沉重打击，国际声誉也会受损，首都的门户更是洞开。

1937年8月-11月日军态势

既然东部作战不可避免，处于弱势的一方，理应变被动为主动，趁着日方在上海力量薄弱的机会先发制人。不然等日军在华东集结了重兵，中国的主力却在集中在华北，形势将更加危机。

这就是为何国民政府先调兵北上支援华北前线，中途又将这些部队改调往华东的原因。

“长江下游地区之国军, 于开战之初, 应首先用全力占领上海, 无论如何, 必须扑灭在上海之敌军, 以为全部作战之核心。尔后直接沿海岸阻止敌之上陆, 并对登陆成功之敌, 决行攻击而歼灭之。”——《民国二十六年度国防作战计划》

而且老蒋的意图早在1936年的《民国二十六年度国防作战计划》中就已经阐述的一清二楚，要趁着日军在上海方面处于薄弱状态，集中力量消灭日军在上海的立脚点，通过海岸线抵御日军可能的东部攻势。

德国方面在“华北事变”后试图调停中日

结语

当然，老蒋确实有一层高明的谋略，那就是通过“淞沪会战”来争取外交上的胜利。

日本高层发布的有关上海的作战方针中反复提及，

“淞沪会战”爆发仅五天后，英国驻日本大使就拜访了日本外务省，提议将上海作为中立地区。中国和日本可以同时从上海撤军，由英法美共同保护上海的日本侨民。这项提议其实是老蒋最希望看到的结果，上海的中立意味着日本很难以此为基点向西发起攻势。

中日战争固然不可避免，但是如果乘虚打击日本在上海的落脚点，甚至借此机会让西方列强给自己看守东方门户，不失为上上策。

弱国无外交，指望外交调停完全是徒劳无功

所以说“淞沪会战”根本称不上是高明的“战略诱骗”，老蒋实则是为了在发起全面抗战的同时保住自己在京沪杭的根本利益。只是他高估了国民党军队的战斗力，也对列强的外交斡旋寄予过高的期望，最后反而加速了京沪杭的失陷。

参考文献：

• 《日本侵华战争》
•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
• 《日本海军在中国作战》
• 《国民革命战史·抗日御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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