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月新，武漢大學媒體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肖迪，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得到教育部基地重大課題“互聯網傳播形態與中國傳播能力建設研究”(17JJD860003）的資助。
一 引言
對於信息隱私領域學術研究而言，近40年來的研究成果數量幾乎呈線性上升， 這也預示著在線信息隱私問題正隨著互聯網的深度使用而變得越來越顯著。在早期，該領域的研究成果主要來源於密碼學和情報學，後續法學、信息管理學和計算機科學等學科亦開始跟進；這些研究成果主要關注隱私倫理、政策、法律和條例等方面，少有研究涉及到用戶的個體動因。因此，除去隱私防護技術的應用，相關法律政策的完善，以及行業自律的提升之外，我們還需要了解個人用戶對待隱私的態度和行為，以及它們如何被其他因素左右。這不僅是信息系統科學的一大重要領域，也是當今傳播學應當關注的問題。
（一）日益嚴峻的信息安全形勢
當用戶數據成為一種資源，能夠通過計算產生價值，並帶來可期的商業利潤之後，這一問題正變得愈發棘手。近年來，危及信息安全和數據隱私的惡性事件時有發生。對於普通用戶而言，日益嚴峻的網絡安全和信息安全形勢令他們不得不生活在潛在的風險之中。
（二）被動的保護：法律政策、安全技術和行業自律
迄今為止，西方學術界對於在線信息隱私保護這一領域的研究成果日趨豐富， 以法學、圖書情報學、倫理學為代表的社會科學同以信息系統學、軟件工程學為代表的自然科學一道為該領域做出了許多貢獻。雖然包括中國大陸在內的世界多國地區、組織和機構仍在不懈努力地完善立法或政策以保護個人在線隱私，但數據濫用等現象仍層出不窮。
還有研究者基於行業自律的角度提出應當讓安全市場充分競爭以達到資源的相對平衡，形成某種行業自律，這包括需要更明確的向用戶彈出他們的個人信息如何被使用，以及向用戶展示更易用的控制手段等。事實上，問題的關鍵正在於，用戶的個人信息完全被掌握在服務提供商手中， 對於它們如何在後臺被使用，多數用戶並不充分理解或知情。綜上，目前的行業自律對於國內用戶而言並不可靠。
（三）主動的保護：從個人層面理解隱私態度與隱私行為
前述證據顯示，諸如法律、技術和行業自律所提供的被動的保護在當下數字環境中還不足以將我國個人用戶的信息安全提升到滿意的水平。因此，本研究側重於關注用戶對信息隱私的主動感知，通過探索隱私相關態度、信息表露意願以及發送社交推文行為等多個層面的關聯，來理解個人的隱私決策行為，並進一步討論這些信息所包含的意義。
在衡量社交網絡用戶的信息分享時，本研究同時獲取了自我表露意願和他們自我報告的社交推文發送行為，二者均為這一研究領域常見的因變量，並被認為相互密切關聯。通過獲取研究數據並對這些變量的關係進行梳理，我們找到了它們之間的影響方向和作用機制，這進一步支持了早先公佈的某些研究結論，即自我感知的防護表現的提高可能會令用戶在社交網絡中更加活躍。
二 文獻回顧
本研究所參考的全部學術文獻均來源於研究者的主動搜索，學科範圍大致以Communication限定，關鍵詞以連續或有序的方式設置為“信息隱私”“隱私關注”“自我表露”“隱私悖論”等；由於中國社會科學研究者在信息隱私這一領域涉獵相對較少，國外研究成果多數來自信息系統科學，故檢索操作未限定時間和區域；結合使用文獻計量工具和人工閱讀方法，本研究在這一部分對部分文獻和相關概念進行了簡要梳理，並據此提出研究問題。
（一）隱私關注
就概念而言，隱私關注是一種與隱私洩露相關的一系列特殊的信息意識和感知，是個人針對隱私環境的主觀感受（Campbell，1997）。作為經常採用的潛在變量之一，研究者們針對隱私關注的測量結構、維度以及量表題項都有著較好的共識（張玥，朱慶華，2014）。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變量之間的關係並非總是穩固（Smith，Dinev & Xu，2011）。甚至是同樣的測量過程發生在發達程度不一致的國家或地區，結果也可能發生令人矛盾的更改。據此，本研究提出如下研究問題和（或）研究假設：
H1：更多的網絡使用經驗會帶來更高的隱私關注；
H2：隱私關注同自我表露意願負向相關。
（二）自我表露意願
自我表露意願作為衡量用戶隱私信息表露的重要方面，常常作為後果出現在信息隱私的實證研究之中（Bélanger & Crossler，2011；Clarke，1999）。社交網絡用戶會主動地評估他們所處的環境來決定自我表露行為。對於中國社交網絡用戶而言，微信或微博是他們最常接觸和使用的媒介之一，儘管無法還原固有的使用場景，但考量這些用戶在社交網絡使用過程中產生的推文數量，以及推文發送同自我表露意願和隱私關注之間的關係，對我們理解用戶隱私態度和隱私行為的前因後果仍有幫助。因此本研究同時獲取了自我表露意願和自我報告的社交網絡推文發送行為，本研究提出如下研究問題和（或）研究假設：
H3：自我表露意願同社交網絡推文發送數量正向相關；
H4：隱私關注同社交網絡推文發送數量負向相關；
H5：更多的網絡使用經驗會抑制社交網絡推文發送行為。
（三）自我感知的防護表現
由於社交網絡用戶在真實數字環境下面對包括信息竊取、歷史紀錄追蹤等攻擊手段在內的隱私風險的表現難以直接觀測，因此研究者往往會採用自我效能來替 代表示用戶在面對隱私挑戰時的表現，即用戶認為他們是否能夠較好地保護個人在線隱私。研究發現，自我評估的意願與能力之間的互促性，以及自我效能的兩個重要維度——成果期望和自我效能期望：它們分別代表個人對確定的行為會產生確定的結果的信心和麵對問題時取得更好表現的信心。在此，通過結合中國互聯網環境的信息隱私現狀，本研究設立“自我感知的防護表現”量表，並提出如下研究問題和（或）研究假設：
RQ1：對所設自我感知的防護表現量表進行因子分析；
RQ2：驗證隱私關注、自我表露意願與社交網絡推文發送之間的因果方向；
RQ3：探索自我感知的防護表現同社交網絡推文發送之間的關係；
三 設計與方法
（一）變量設計
基於已有文獻和本研究所設具體研究問題與研究假設，本研究在線問卷調查部分大致由人口統計學特徵、社交網絡用量信息、隱私關注、自我表露意願和自我感知的防護表現五個部分構成，變量類型包含名義、有序和連續變量三種；其中有序變量題項全部採用李克特五級量表方式，並予以每個選項賦值以1~5分，分值從低到高代表著從極不認同到極其認同；隱私關注、自我表露意願和自我感知的防護表現三組變量分別包含6個測量題項，在進行統計分析之前運用Excel將它們各自求得平均值，以此代表所測變量的水 平；由於題項中無逆向存在，故最終結果不必進行逆值化處理。上述五個部分的變量組成與參考來源如表1所示。
根據本研究設計，社交網絡推文發送數量是我們重點需要關注的部分，用戶將根據提示選擇一個單位時間內發送社交推文數量的範圍，隨後輸入一個在此範圍內的非負數，即近似地代表社交網絡推文發送量。為了降低參與者對試題的理解難度及降低錯誤估計幾率，參與者將被提示僅需平均估計每兩週的社交推文發送情況，並且會接收到詳細的彈窗說明以幫助解讀每個選項。此外，本研究重點關注人口統計學中的網絡使用經驗所帶來的種種影響。
在三個態度量表的設置方面，本研究通過整理已有實證研究採用的測試題項，基於初始的經典量表，結合中國社交網絡環境和特殊語境對量表題項進行了適當調整和修改。
（二）樣本收集
本研究的樣本收集程序採用在線問卷調查的方式進行，問卷共包含36道選項或問項，依據變量類型自然地分成6個部分供參與者有序填寫。問卷開放填寫時間為48小時，最終回收問卷358份；通過雷同答卷、填寫速率、境外IP等多種方式剔除無效樣本3份，得到有效樣本355例。樣本的基本統計信息顯示， 全部355名社交用戶中，男性114人佔比32.1%，女性241人佔比67.9%；高中及以下學 歷者11人佔比3.1%，大專或本科178人佔比50.1%，碩士研究生107人佔比30.1%，博士研究生及以上59人佔比16.6%。從答案來源分析來看，除湖北省用戶佔比35.7%稍大外，其餘24省佔比均在10%以下且較為平均，由此判斷問卷的擴散性較好，樣本整體的平衡性可以接受。
（三）描述統計
針對四個連續變量和三組態度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如表2所示，這些統計包含均值、標準差、偏度、有效性和可靠性等必要檢驗。其中，三組態度量表即隱私 關注、自我表露和自我感知的防護表現全部由有序題項構成，故三者需進行有效性和可靠性檢驗。本研究更改幅度較大的“自我感知的防護表現” 量表信效度反而較高，表明該量表題項可以進行探索性因子分析，RQ1得到初步探索。需要注意的是，社交推文發送數量出現了均值小於標準差的情況，需對其進行正態化處理後才能納入迴歸模型。我們對其採用了取10為底的對數進行計算的轉換方式，轉換後的數據能夠被認為近似地滿足正態分佈（M = 1.515，SD = 1.107， Skew = 0.378）。
四 分析與結果
對於本研究而言，隱私關注（Privacy Concerns）、自我表露意願（General Willingness to Self-Disclosure）以及自我感知的防護表現（Self-Perceived Protective Performance）是三個關鍵的獨立變量，也是由諸多測量項目描述的潛變量。根據 RQ1，本研究首先對自我感知的防護表現進行探索性因子分析，由Pearson係數呈現的題項間相關矩陣由表3呈現；進一步的主成分分析顯示，自我感知的防護表現量表能夠提取出2項特徵根大於1的主成分，得到的碎石圖如圖1所示；由於所得因子含義無法被準確概括，故對其進行正交旋轉，旋轉後的成分矩陣如表4所示。故該量表從整體上滿足研究設計預期，內含的兩個維度較好地反應了研究預設，RQ1得到了較為理想的探究。
先前研究指出，網絡使用經驗可能也同隱私關注、自我表露意願、自我效能感以及社交網絡信息分享行為存在相關性；同時為了檢視各變量之間的總體相關，且由於本研究所獲取的網絡使用經驗、隱私關注、自我表露意願、自我感知的防護表現以及社交推文數量等數據均為連續變量，故採用Pearson係數初步檢視它們之間的相關性，結果如表5所示。自我感知的防護表現同社交網絡推文發送無顯著相關，但同自我表露意願和隱私關注呈正相關，並且由於自我表露意願和隱私關注均同社交網絡推文發送存在相關，故仍需進一步探索間接效應，RQ3得到初步探索。
由於網絡使用經驗為社交網絡用戶固有的特質之一，為進一步探究隱私關注、自我表露意願等態度同社交網絡推文發送之間的關係，我們假定社交網絡推文發送 行為為後果，將所設全部變量納入模型，建立迴歸方程y = ∑βixi + δ，採用擬合方法找到解釋力最佳的變量組合，雖然仍不能完全驗證變量間的影響方向，但能夠進一步瞭解隱私態度、個人特質與隱私行為之間的相關關係。迴歸方程信息及各項係數如表6所示。至此H5得到更確切的支持，H3得到進一步支持，H4得到拒絕。
為了進一步判斷隱私關注、自我表露意願同社交網絡推文發送之間的影響方 向，我們需引入第三個輔助變量來幫助判斷。在本研究中，我們同時採用了係數乘積檢驗方法和自助抽樣方法，以更嚴格的驗證中介路徑的穩固性。基於樣本規模，本研究將自助抽樣次數設置為1000，係數乘積檢驗採用索貝爾方法，更多詳細信息如表7所示。至此，RQ2和RQ3得到進一步探索，在自我感知的防護表現作為參照要素的條件下，隱私關注和自我表露意願均會同嚮導致社交網絡推文發送的變化。
五 討論
本研究的部分發現呼應了早先研究者的一些猜想，包括社交網絡用戶的隱私關注並不會導致自我表露意願的降低，甚至可能是推文發送行為的重要誘因，以及自我感知的防護表現同隱私關注水平呈穩固的正向關係等等。本研究獲取的數據顯示，自我感知的防護表現同社交網絡中的推文發送沒有穩固的正向或負向關係，但存在一些間接效應。而隱私關注的 升高，則有些令人意外的刺激社交推文發送行為，而這種行為也會被網絡使用經驗抑制。除此之外，自我表露意願仍然是導致社交網絡推文發送增多的主要因素。這些研究發現一方面為我們展示了隱私態度和隱私行為關係的某些不確定性，它們可能受到了被忽略的因素的影響——這些因素在研究進行設計時便被忽略了，因此它們也需要後續研究者持續的補充和再驗證。另一方面，我們可以根據這些先驗經驗並結合自己獲取的研究數據來重新思考這些問題，並發現研究設計中的侷限，找到被忽略的潛在因素，並據此展開討論和後續的研究。
（一）隱私關注和自我表露意願的刺激作用
隱私關注始終是這一領域研究者首要考慮的中介者之一。它會受到前序包括一系列個人特質在內的諸多因素的影響，並作用於隱私保護行為或具有危險性的隱私行為。本研究發現，那些號稱更加關注信息隱私的社交網絡用戶雖然不會表現出更強或更弱的意願去表露個人信息，但他們卻可能在社交圈中更加的活躍——更多的社交推文會被主動地發佈出來。雖然這種關聯的強度較弱，但這仍向我們揭示了一種現象，即用戶擁有更高的隱私關注時， 他們可能會因為了解自己已經足夠關注自身信息隱私而不會改變他們的信息分享意願，但卻最終在朋友圈或微博等社交媒體中表現的更加活躍。這些信息表明，僅具備更高的隱私關注態度可能不足以幫助用戶意識到在複雜的社交網絡環境中表露更多的信息是一種具有風險的行為，這與隱私悖論現象的解讀思路一致，即由於一些影響風險和收益計算的因素存在，用戶的隱私關注在抑制表露行為時變得不再有效。
與隱私關注相關機制的複雜性不同，自我表露意願和社交網絡分享行為之間的關係總是十分穩固，一方面這是由於分享意願與分享行為存在固有的內在關聯，另一方面，在信息隱私研究中，二者均為最常考慮的後果變量。早先便有研究同時獲取這兩項數據，並發現了二者之間十分強烈的正相關。本研究獲取的數據同樣支持這一穩固的結論，並且相對於隱私關注和網絡使用經驗，在這二者被控制的情況下，自我表露意願的升高所帶來的社交網絡推文發送行為會更加頻繁。我們可以理解為，當社交網絡用戶擁有相似的隱私關注程度和相近的網絡使用經驗時，更高的自我表露意願會更容易導致更多社交推文的發出，這也意味著更多個人信息在社交網絡中暴露。因此，控制個體的自我表露意願仍是降低社交信息分享的重要途徑。
（二）網絡經驗的抑制作用與自我效能的間接效應
雖然年齡未在數據分析部分展開討論，但本研究獲取的數據顯示年齡同網絡使用經驗之間有著很強的正向關聯，而更多的網絡使用經驗會抑制社交網絡推文發送這一行為。我們無法即時地更改社交網絡用戶的隱私關注程度或是自我表露意願，更多情況下我們能做的僅僅是一種呼籲，同樣，網絡使用經驗也是一項逐年積累的要素。但值得社交媒體注意的是，在控制用戶其他某些條件的情況下，網絡使用經驗對社交媒體的運營者反而成為了一大“阻礙”——這些用戶可能更少的在社交網絡中分享推文信息，從而更難建立用戶畫像。但從社交用戶的角度來看，經驗是令他們採納某種隱私風險規避行為的重要先導性因素，這種行為便是減少社交推文信息發送。
除此之外，本研究還發現了自我效能對社交網絡推送行為的間接影響。自我感知的防護表現在本次研究中更多的是作為一種驗證因果路徑的工具存在——它同隱私關注和自我表露意願均有著正向關係，並且同社交網絡中的推文發送行為無直接相關性。但中介檢驗顯示，若是自我感知的防護表現的變化能夠對社交網絡推文發送產生影響，這種影響很有可能會通過隱私關注或者自我表露意願發生。因此，隱私關注或者自我表露意願是產生社交網絡推文發送的前因，而後者則作為一種行為成為關係之中的結果。本研究獲取的數據顯示，當社交網絡用戶擁有更高的自我效能時，他們往往會表現出更高的隱私關注水平，這種隱私關注水平的升高可能最終會在某些條件下刺激他們的表露行為；同樣的，雖然自我效能的提升所帶來的自我 表露意願的提升較為微弱，但由於自我表露意願與社交網絡推文分享行為之間的關聯很密切，因此自我感知的防護表現也可能通過這一路徑最終導致社交網絡用戶分享更多的推文信息。
通過上述結論我們能夠發現，自我感知的防護表現雖然能夠較為明顯地提高社交網絡用戶的隱私關注，但隱私關注並非是減少包括信息分享在內的隱私風險行為的充分保障。自我表露意願則是社交網絡推文分享行為的主要驅動力，這一過程也能夠經由自我效能的提升而得到影響。因此，如同前述文獻所展示的研究發現，自我效能感的增強可能會在一定程度上導致用戶在社交網絡環境中變得有些過度自信，這種狀態表現為更多的社交推送信息的發佈和分享，增加網絡使用經驗則可能是抑制這種行為的有效方式。基於本研究設計的侷限考慮，未來關於自我效能的間接影響以及通過隱私關注的中介路徑研究將更多地關注用戶固有的隱私知識和隱私技能的作用，以便更好地瞭解社交網絡用戶自身要素在這一過程中的作用。
本文系簡寫版，參考文獻從略，原文刊載於《國際新聞界》2019年第12期。
本期執編 / 庫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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