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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读者，今天天择继续为大家讲解如何高效沟通与对话方面的问题。高效对话与沟通需要相当的技巧，在这方面，刘伯承元帅是真正的行家，他在任红军大学校长时，非常好地解决了教员与学员之间的沟通与对话问题。
1932年1月，刘伯承由上海经香港、汕头、潮州、大埔（旧县城茶阳）、埔北（青溪）、永定陶坑，来到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首府—瑞金。刘伯承当时绕道香港到中央苏区，由此也可见当时敌情的严重。
刘伯承到苏区后被任命为红军大学（红校）校长，因为当时红军学校代理校长何长工被调到红五军团第13军当军政委。刘伯承主持的红校第二期于2月1日开学。但是当刘伯承就任后，他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学员的文化功底太弱。
刘伯承让人统计了一下，红学大学有15名专职教员。学校教职学员1380人，其中学员783人，分三个科：步兵科，编三个连。政治科一个连。特科三个连，即：机枪连、工兵连、炮兵连。
而这些入学的红军干部文化水平普遍非常低，不识字的有35%左右，少识字的有45%左右，少识字的标准是可以写自己的名字，但是写不了简单的家信，通常识字在50个字以下。可以说，入学学员文盲达到了80%。能写简单书信账目的不过20%左右。而且这些学员多数听不懂专业术语。
所以教员在上课的时候，如何用简单易懂的语言把教学内容讲明白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这就涉及到高效沟通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刘伯承采取了三个办法：
一是重点内容多讲。他要求教员课前提出纲要发问，课后提出中心问题组织学员讨论，中心段落重复讲解，以加深学员的了解程度和记忆效率。
二是多用辅助手段。特别是军事教学，多用沙盘。比如讲军事地形学的时候，多用模型和沙盘。比如等高线，学员们听不明白，教员就在沙盘上比比划划，学员们一看沙盘就明白了等高线的含义。
三是多举例子。很多军事理论是枯燥的，学员们根本听不懂，刘伯承要求教员多举例子，把理论形象化。
当时有一门课叫《步兵教程》，里面涉及到射击原理，讲到弹道是弧形的，也就是弯的而不是直线，这在现在看来是个很简单的道理，可当时很多学员就是不明白，明明举枪射击的时候是直线瞄准，咋弹道就是弯的呢？他们总觉得弹道应该是一条“直道道”。这堂课恰值刘伯承在场旁听，弹道是弯是直，见教员学员争论不休，刘伯承当场就站起来举例说:
“你们观察过顽童撒尿吗？你看那个‘弹道’是一条直线呢，还是弧形的呢？”这个妙趣横生的例子把大家逗得哈哈大笑，这一个例子一下子把问题说明白，疑难之点也就豁然贯通了。
还比如讲战术问题，战术讲起来非常枯燥，也不容易听得明白，于是刘伯承就举例说明：当前我们对敌作战有三种战术，一是牛的战术。牛和牛对战时抵角，谁的力气大，谁的角硬谁就会赢，牛的战术是硬对硬的战术，目前显然不适用于我军。二是马的战术。用后蹄踢。马的战术比牛高明，但是也不适用于我军，因为我军相比较于国民党军，人少武器装备也差，并不兵强马壮。三是狼的战术。乘人不备，突然袭击。
为此刘伯承讲了一个故事：成都附近有条坡道，狼就躲在坡道附近伺机而动。当推车人载着重物上到半坡，正需要扑下身子吃力的时候，狼就窜出来照准他的屁股狠咬一口。此时，推车的人放也放不下，跑也跑不脱，只能乖乖地让狼得手。所以“狼的战术”比牛马都高明，你要想“吃肉”，就要避免“牛抵角”，就要始终使自己处于机动的态势。
指挥员们听了眼睛一亮，可以说刘伯承确实抓住了游击战术的精髓，那就是：主动性、突然性、隐蔽性和直接性。
刘伯承通过这些方法和手段有效解决了教员和学员之间的高效沟通问题，使学员们受益匪浅。根据当时的资料统计，经过3个多月的军政训练，学生达到的水平是:“有20%可以当连长、连政治指导员，60%可以当排长，只能当班长的不到20%。”由此可见学习的效果。而步兵科第3连的连长是粟裕，后来成共和国的大将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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