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见 第六期:「变量」重建集体生活


听见 第六期:「变量」重建集体生活


各位听见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跃犇,感谢你听到我。从这期开始,我们的节目开始固定在每周五更新,期待和你在每周五的见面。这是我们的第六期节目,也是分享《变量》这本书的最后一期。这期的主题是:重建集体生活。


为什么要说集体生活呢?这要从我们走过的2018年说起,2018网友戏称他为“轨道交通霸座元年”,热搜话题上我们隔三岔五就能看到霸座事件。这让很多人开始思考,是社会变得越来越糟糕了吗?这可能是种误解,虽然从表面看,恶劣事件的频频发生折射出的是社会问题。但事实上,这恰恰说明了社会的有序运行。负面的事件能被及时的报道并为人所知,无形的社会力量就这样聚集了起来,引发更多人对事件当事人的谴责。巨大的舆论攻势面前,霸座的成本陡然升高,也就更少会出现这样的事情。这就是当代的“集体生活”,群体的力量可见一般。但同样在今天,我们人与人的距离之远前所未有,同时对集体生活的需求也前所未见。


1830年,25岁的法国贵族青年托克维尔萌生去意。这一年,法国爆发了七月革命,公爵路易·菲利浦加冕为法国国王。托克维尔对菲利浦充满了厌恶,当时的托克维尔在政府任职,他实在不愿意去伺候这样一位国王。就叫来了好友,商量找个借口暂时离开法国。他们就给上司打报告,说是要去美国调查监狱制度。


1831年,托克维尔和他的朋友从甲板上远远眺望,美国就在对岸。他们兴奋的睡不着觉,等待上岸休整后,马上就开始了这趟旅行。当时的美国还没有今天这么大。除了原有的国土之外,多了从拿破仑手里买的路易斯安娜,和西班牙手里抢来的佛罗里达。这趟行程一共用了九个多月,回到家后,29岁的托克维尔就写出了名著《论美国的民主》。


作为一个法国人,托克维尔对美国的一切都感到新奇。当时的法国就像一个失败的政治试验场。法国大革命给人民带来的不是真正的民主,从平民皇帝拿破仑到波旁王朝复辟,再到路易菲利浦上台,法国变的越来越专制,法国人也变的越来越自私。而在美国,托克维尔看到是一群乐观自信的人。最早逃到美国的人,大都是政治、宗教上遭受迫害的人,他们向往一个平等自由的国家,这里也就埋下了民主的土壤。托克维尔发现,这里的人很喜欢一起做事情,不管是大事还是小事,他们都会组织一个俱乐部。抽象的政治对他们来说并不重要,他们更乐意去参加社区的公共活动。托克维尔认为,正是他们这样的偏好,让美国人更容易超越个人私利。人们能多关心小事而少操心大事,他们就会更关心公益。


这个结论在我们生活的案例中并不少见,就像是年轻人和老年人对待居住的需求,老年人对房子更加挑剔,遇到鸡毛蒜皮的小事,他们首先想到的就是维权,动不动就要打倒奸商。而相反,如果这件事发生在年轻人身上,很多年轻人就不会这么想。他们能意识到地产商和自己的利益是一致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住户与地产商的目的都是为了让这里的住房增值,这样更符合双方的利益。所以住户之间会抱成一团,并且和开发商的关系不再水火难容,而是更愿意给开发商提出更多有建设性的意见,他们会更重视互动,会自发的形成社群。


那像这样的自发形成的集体,我们在哪里还能看到呢?朋友建议我们去阿那亚看看。阿那亚是河北秦皇岛海边的一个楼盘,原本是个烂尾楼,但现在你能看到,满眼尽是繁华。是什么拯救了这里呢?我们去里面一探究竟。八月的海滨人流不息,坐落在海边的阿那亚更是少不了喧闹。街边有一家咖啡馆,里面的感觉让人很舒服。这个咖啡馆里很少有聊工作的人,大都是聊天的街坊邻居,这很容易看的出来,忙于工作人的脸上很难看到悠然的神态。在这里接触的久了,人们会很自然的建立信任。很多人闲来没事,都喜欢这里坐坐。会有人在这里办书画摄影展览,也会有很多人在这里聊聊八卦,甚至还有把孩子放在这里让老板帮忙照看的。店老板在来这里之前,一直在北京上班,工作很忙压力也很大,搞得总是很容易生气,她试过很多办法,但都不见什么效果。直到她下定决心要离开那里,来到阿那亚开了一家自己心心念念的咖啡馆。这里的生活明显比北京慢了很多,她早上就去开店营业,等下午没什么人了就去练练琴,或者去到海边的图书馆走走。


这里的人,大都是北京人,年龄偏大,他们把这个地方当作村庄,他们就是这里的村民。这里的人们很喜欢凑在一起,自发的举办一些活动,或者组织一些公益社群。起初先是一小部分人,但后来他们发现,自己做的事情很受大家欢迎,并且希望加入这个集体的人不在少数。就这样,来参与的人越来越多,展现的内容也就越来越丰富,像是诗社、戏剧社、器乐社、合唱团等等。这里的社团越来越多,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也就越来越频繁,重新找到的集体让人们打破了彼此的那层隔膜,他们说自己很享受这里的人和生活。


从这采访中我们不难看出人们心中对重建集体和亲近关系的期待。城市化在带动经济快速崛起的同时,人们内心与人交流和沟通的愿望被压抑的太久了,阿那亚体现的就是压抑背后的能量。像这种崇尚集体,和谐生活的社区不光只有这里,在中国,这样的社区还有很多。他们的出现并不是自然发生的,而是有一些力量的推动。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回过头来从商品稀缺时代和经济高速增长时代说起,这两个时代,流行的观念是狼性文化,大家都要尽力去拼抢更多的资源,以此来收获更多。直到后来,人们才发现,在这个物质丰裕的社会,私人的财富虽然增加了,但明显的公共产品减少了。人们总是在满足物质欲望之后,就会开始寻求精神满足。有了和谐、友善的集体生活才能让人们的生活幸福指数变的更高。


很久以前,一次搬家可能是为了改善生计。而现在,择邻而居则成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孟母三迁就是在说这个问题,当外在环境发生变化,人的行为也会随之改变,和高尚、纯粹的人相邻那是每个人都乐意去做的事情。


对于已经过去的2018来说,重建集体生活是极其重要的。因为2018,出现的负面事件不在少数。当年2月,北京西单事件,35岁的失业青年持刀砍死砍伤13人。4月,陕西一所中学外,凶手持刀追杀学生,死伤28人。凶手平时与周围的人没有任何交集,附近的人几乎都不知道有这个人。这些令人震惊的事就真切的发生在我们生活的家园,我们没有办法去深入背后,去探寻真相背后的故事。但我们需要知道,当一个整体出现问题的时候,个体的悲剧就不可避免。当然,出现这样问题的原因一定是多方面的,但不可否认的是,这里面一定存在着集体生活的缺失或者畸形的集体生活。今天的我们已经能够意识到,只有重建集体生活,才能更好的发现自我。


这个世界一定不会越来越糟糕,但通向美好生活的道路,一定是一点一点铺成的:他可能是人们随手捡起的垃圾,邻居见面时的一声问候。一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但身边的小环境会因为有这样的人存在而更有活力。


接下来我们要去的是一所山区小学,里面大都是留守儿童。家里的父母出去打工了,家里只留着他们和老人。以往提起留守儿童,要谈到的基本都逃不过他们生活现状、心理疾病和未来的就业问题。但在我们今天看到的这所小学,你找不到一点沉闷和压抑。这所学校的学生只有70多个,而且还分布在不同的年级。外出打工的父母陆续把孩子接走了,剩下的人也就越来越少。结果就是老师和学生的比例越来越高,这就能让老师给予每个学生更多的关注。反观城市里的学校,都是大班大校。实行的都是军事化管理,恨不得每个学生教出来都一个样,这样教起来才简单。不过小班才是未来的趋势。学校的最佳规模是师生相识,还要看老师和学生的关系。这里的老师和学生的关系非常融洽,由于有限的师资,每个老师都要身兼多门科目。于是,老师们就必须得想法设法设计综合性的课程。无意间,我们发现,他们的教学方法很像被各国效仿的芬兰项目式教学。教学资源不足,他们就利用起村子里的现有资源。组织学生参加庙会、调查村子里的老井、参观水电站、上山采蘑菇和中药材。学校对孩子的要求是,学生要有阅读的爱好,能写一手漂亮的好字,能流利的朗读,能当众表达自己的想法,保持积极向上的态度,形成爱卫生的好习惯,有两项体育爱好,一项艺术爱好。最后才是,课业发展良好。


曾经在这里读书的一个女孩子,他的妈妈患有精神疾病,常年卧床,生活不能自理。他的爸爸无法忍受就抛下了他们。10多年里,再没有回来过。女孩就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除了在学校读书,她还要给妈妈端水喂饭、洗衣洗澡,帮爷爷奶奶扫地、洗碗、干农活。一个11岁的女孩比我们大多数成年人都更懂得坦然接受命运,既不抱怨,也不抗拒。这所学校给与了她积极的引导,让这个孩子没有消沉,身上依然充满阳光和自信。


心理学家朱迪斯·哈里斯说过,对孩子的成长影响最大的社会环境是由同龄人组成的社群,而不是父母。孩子们一起长大,他们更在意自己在同龄人中的社会地位。他们向同龄人学习的更多。而父母的建议,他们只会有选择性的接收。这里的老师之所以能够影响孩子的成长,不单单是因为他们是老师,还因为他们是孩子们的朋友、玩伴,他们能够影响孩子们的行为和规则。虽然这个小学里的孩子大多都来自残破的家庭,但这所学校教会了孩子们最需要的东西:一个平等包容的集体生活。集体生活的力量已经开始在我们忽视的角落里发挥作用,就像是在乡村的留守儿童,他们的成长将不再是我们需要担心的问题。甚至他们可能比城市教育的产物更加能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


这就是我们分享《变量》的最后一期节目,我们也即将为大家准备接下来的书籍解读。要是你有好的数目可以推荐给我。今天是2020年2月26日,工作、上学的朋友也要陆续复工、复课,疫情情况有所好转,但还是请朋友们做好防护,勤洗手、戴口罩。希望疫情早日散去,我在山西晋中,为武汉祝福。


以上就是第六期的节目,如果对你有所帮助,也希望你能用评论、关注和我互动,我们下期再见。


听见 第六期:「变量」重建集体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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