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明宣宗（1425—1435年）后，明朝的军事防御思想成为主体思想。在其中有一种思想非常特别，以“大树为兵”将种树、长城、守卫视作抵御北方蒙古势力南下的“基石”。
自弘治朝起，明朝植树数百万棵。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是隆庆年间，在密云道、蓟州道、永平道三道广种树木百万棵。其主要思想就是“用大树抵挡蒙古骑兵南下”。
那么，明朝的这种军事思想有何来源呢？其中也并非是“无厘头”的思想，其中有不少闪光点。
宋朝开始出现“以树御敌”的思路，但基本上没有形成被认可的理念。毕竟宋朝的一贯理念是“花钱买太平”，别人打你，宋朝给钱行贿就是了。种树这种费力的事情，宋朝人是不干的，有时间权势阶层还搞“回易”（贸易）呢。
到了明朝因为朱元璋建九边和朱棣将北平定为京师，使得“种树”问题成为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了。明廷就要求宣府十七卫的官兵们在打仗之余承担砍柴任务，使得军人们比较劳累。
明仁宗面对疯狂砍树现象，在有限的皇帝在位期间，一上台就着手解决这一问题
永乐二十二年，朱高炽一登基（八月戊午，1424年9月8日）就下了多道旨意。主要是军队柴薪拖欠问题进行蠲免，对百姓禁止砍柴的地区逐渐松禁。
九月癸酉，朱高炽便以“京师人众而荛薪往往取给千数百里外”为由，要求“工部弛西山樵采之禁”。但兵部尚书李庆表示反对，认为西山禁止砍柴的松弛，应该由官府执行，由官府进行采用。《仁宗实录》
朱高炽其后又下旨解释自己为何要这样做：
古山林川泽皆与民共，虽虞衡之禁，取之有时用之有节，其实亦为民守，非公家专有之。京师军民数百万家，薪非山出何所取给？人君于民有父母之道，苟可惠民，皆当施之。况山泽天地所产，以利民者。其居庸关以东与天寿山相接宜禁樵采，勿禁。《仁宗实录》
老百姓一方面是为了解决自己的烧柴问题，一方面是为了卖钱。所以，对于允许砍柴的行为，就采用了比较激进的方式。在西山不是砍柴了而是开始拔树了！听闻这一消息后，朱高炽立刻下旨禁止再在西山砍柴了。
不允许北京周边地区砍柴，那么柴火问题怎么办？要知道百姓日常柴火比较大，宫廷其实更大。
以正统七年（1442年）为例。其中一般木炭三千万斤、红螺炭（红炉炭，产于易县）一二千万斤。如果木炭和木柴比例按1:3的话，那么这4千多万斤的炭需要多少木呢？
为了解决燃料问题，从仁宗开始“九边种树御敌”思路
不断在河北各个地区建山厂，专门生产薪炭，其中易州山厂规模最大。整个河北地区都在种树，为京师提供柴炭。
到了弘治朝广为“种树”思想在九边也兴盛起来，成为“御敌”思路。
弘治朝开始以树为兵，作为对付蒙古骑兵的主要方法之一：长城、种树、守卫、弗朗机
到了弘治元年，九边地区种树问题终于被提上日程。
吏部尚书丘浚在1488年上呈《大学衍义补》中的《守边议》（《守边固圉之略》）中提出以下几点：
第一：九边山险、树木林立，对于蒙古骑兵进突起到了妨碍；
第二：宫中、百姓所用薪炭四处砍伐树木，造成险隘没了。万一敌人再来，我们这个优势也就没了。
第三：京城军民百万户，如果继续下去九边的树木没了，柴薪的价格恐怕会倍增。所以，希望把京城的柴薪以石煤替代。
第四：东起山海关向西，从现在开始应该“沿山种树”。
丘浚提出这一观点后，陆续有多名文臣武将应和丘浚的主张。
嘉靖朝开始“以树御敌时代”
嘉靖四年，浦鋐在《陈言边务事》言及居庸关至龙泉关一带，补栽过杂木2万8000株。
到了嘉靖中后期，九边种树成为风尚。因为隆庆年间，种树思维已经影响了边关将领。植树、长城、军兵守卫、军事武器。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蓟辽总督刘焘、都御史耿随卿、巡关御史杜从易、兵备佥事张问仁、守备太监张保山奉命巡边查看栽树情况。在昌平、黄花、横岭三路，栽植了柳木等树6万3662株。
隆庆年间，刘应节题报密云道、蓟州道、永平道栽过榆柳树株数，种过桃杏等种子石数，总计共栽植榆柳928万487株，桃杏等种子556石5斗。
可以说，从弘治到万历，“九边”地区植树非常多，几百万棵是有的，而且带动了民间种树的行动。虽然树种得很多，但似乎对北方的竞争对手没有什么阻碍作用。正如长城从来没有阻挡过同一中华民族内的竞争者一样，大树也从来没有成功“御敌”过。
明朝将领将长城、守卫城堡烽火台的士兵、大树作为“防御战线”的基石。嘉靖朝是这一思想的顶峰，再加上向欧洲仿造“佛郎机”作为“战时主体”。嘉靖朝的“防御体系”似乎很完善。
但“最佳的防御”永远是进攻！
閱讀更多 坐古談今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