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今天想跟大家討論的主角是羅曼·波蘭斯基？相信不少人已經聽說了。
在此先為大家重述一下事件的原委，再進入正文部分。
2月28日，在第45屆凱撒獎舉辦頒獎典禮上，猶太裔導演羅曼·波蘭斯基憑《我控訴》獲最佳導演獎，《燃燒女子的肖像》導演瑟琳·席安瑪與主演阿黛拉·哈內爾當即退場表示抗議，另有幾位女性電影人退場。波蘭斯基以及《我控訴》的其他所有主創均未出席頒獎典禮。
網友將波蘭斯基和德雷福斯p在《我控訴》海報中
《我控訴》獲本屆凱撒獎含導演、男主角、男配角、改編劇本在內12項提名領跑名單。名單公佈後，法國電影藝術與科學院面臨投票機構內部及學院內部性別組成失衡、多樣性透明度缺乏的指控，此後，含演員蕾雅·賽杜、製片人薩義德·本·薩義德在內超400位法國電影人通過《世界報》發表公開信，呼籲對該組織進行徹底改革，部分法國民眾在頒獎禮舉辦地普雷耶音樂廳外示威。
而波蘭女導演阿格涅絲卡·霍蘭則力挺波蘭斯基，表示曾接受並向波蘭斯基授獎的美國及法國電影學院因社會情緒變化態度突轉，批評電影行業在對待波蘭斯基的問題上“表現虛偽”。
更有趣的是，《我控訴》的網盤資源還未出現時，一些中國網友和豆瓣用戶就直接給了該片1星，目前豆瓣評分6.3分，也成了波蘭斯基導演作品的歷史最低。
下面廠長給大家推薦的這篇文章，通過還原波蘭斯基桃色事件全過程，來跟大家探討一些波蘭斯基之外，更值得探討的問題。
波蘭斯基可以說是現今歐洲為數不多在世的電影大師。
他就是真人版的X戰警萬磁王，同樣是猶太人，家人都在納粹集中營被殺，成年後命運多舛，同有一種迷人的邪性魅力。
童年的波蘭斯基
波蘭斯基的長片處女作《水中刀》就很驚豔，憑藉最廣為人知的代表作《鋼琴家》拿下過奧斯卡最佳導演、金棕櫚獎。
最喜歡的波蘭斯基電影是《苦月亮》和《苔絲》，前者可以列入我的愛情片十佳。1968年，他的《魔鬼聖嬰》因邪教題材成為一時話題，也導致了妻子遇害的轟動慘案。
波蘭斯基與亡妻莎朗·塔特
繞不開的話題還有他當年的性醜聞事件，在Metoo運動興起和歐洲保守主義復萌的今天，批判的擴大化讓一件事有了更深的延展程度，批垮一個人容易，提出質疑彷彿成了件難事，人們喜歡看到結果，而忽略了過程的複雜性。
波蘭斯基犯了強姦罪麼？如果是犯罪或行為失當應該受到怎樣的懲罰？懲罰的法律程序足夠公正麼？波蘭斯基應該被原諒麼，起碼他還有權進行被公眾認可的藝術創作麼？
帶著一層層問題，並且根據兩部最有發言權的波蘭斯基紀錄片《羅曼·波蘭斯基：傳記電影》和《羅曼·波蘭斯基：被通緝的與被渴望的》製作了這場43年前懸案的思維導圖，圖中加星號的部分會在後文展開。
你也可以先讀完文章，再回來看整個案件的流程。（請將手機屏幕橫置，可以局部放大。）
罪者波蘭斯基
波蘭斯基是個的風流情種，他的身高只有一米六五，操著波蘭口音，但因為才華橫溢，在英國和美國輕而易舉的就打入了上流社交圈。
天才多自卑，因為才華和基礎條件比相差太大，也因此會在其他方面有補償性的需求，以浪蕩不羈的方式作為填補先天不足的反饋。
從莎朗·塔特到現任妻子艾瑪紐·塞尼耶，無一不是美女明星。
波蘭斯基和約翰·列儂、小野洋子
波蘭斯基和阿佳妮
在案件的相關人物中，波蘭斯基的亡妻莎朗·塔特在表中被我列為次要人物，為什麼這個當時已死的人和案件有關聯？
這並不是為罪者翻案，而是有必不可少的因素在。在塔特死後的新聞發佈會上，波蘭斯基哽咽著說：“和她在一起是我人生中最幸福的時光”，與童年母親死於納粹毒氣室相比，這無疑又是個毀滅性的打擊。
莎朗·塔特為孩子準備的小襪子
波蘭斯基承認過，在莎朗·塔特去世當年的晚些時候，曾與瑞士格施塔德女子學校的少女們發生關係，以此尋找“安慰”。在後來的採訪中他表示：人在面對悲劇時會有任何不同的反應，都是理所當然的，“有人選擇了宗教，我選擇了性”。在妻子去世4個星期後他就與一名女子發生過性關係。
2005年，波蘭斯基曾打贏了一場誹謗官司，原因是《名利場》雜誌刊登了一篇報道，稱波蘭斯基在當年奔喪期間與一名瑞典女子調情，並說過：“我會讓你成為另一個莎朗·塔特。”後來此事被證明是子虛烏有。（via：英國《衛報》（The Guardian）：Polanski wins libel case against Vanity Fair.）
由此可見，明星性侵案有一些別於常人的特殊之處：他們更容易用才華的收益去掌控社會地位、性資源，更容易造成弱勢對象的不平等。
他們也同時更容易被反噬、碰瓷。和普通人相比，明星的好與壞都會被放大。
納博科夫在《洛麗塔》中用到一個詞：
nympholepsy，意為“性慾增盛”，波蘭斯基應該就是這類人，也因此在道德上並沒有很高的底線。童年經歷、早年成名、妻子被殺等無疑讓他在道德上更沒有什麼約束，加上恃才放曠，1977年的桃色醜聞即使在判決上沒有定論，在道德上也是一個不可開脫的汙點。
女孩薩曼莎·蓋利
在這場性侵害案件中，我們要有一個區分，就是當年13歲的薩曼莎·蓋利和當下的一個未成年女孩是不同的。
第一、在當時的嬉皮士年代，性解放是整個時代風潮，也算是一個越戰後移風易俗、自由猛烈衝擊道德框架的大開放時期。
《好萊塢往事》中主動搭車，要跟皮特發生關係的嬉皮少女
娜塔莎·金斯基此前和波蘭斯基同居時，她只是個15歲的未成年少女。即使是雙方情願的情況下，嚴格上來講，在現在的道德觀念裡也是被詬病的，但這在當時的社會、演藝圈是被默許的，人們接受這一種契約下你情我願的忘年戀。
第二、從主觀上講，薩曼莎·蓋利是一個較為開放的少女，曾有過安眠酮服用的經歷。
為了尋求演藝事業發展而與波蘭斯基結識，而且她明確知道，在娜塔莎·金斯基被捧紅的前提下，這無疑是一個捷徑。
不過這對於一個未成年少女來說仍舊是非常不公平的，從法庭的問詢記錄可以看出，法官在試圖求證13歲的薩曼莎是否能明確認知這件事，但許多問題都沒有得到明確回答，這些觸目驚心的問詢，對於一個心智未成熟的孩子來說還是過於殘酷。
由於案件的明星效應，法國媒體曝光了她的個人資料，她的青春在起跑線上就徹底被改變了。
命運裁決：法官裡特·邦德
可以肯定的是，波蘭斯基沒有犯下強姦罪刑，“非法性交”在性質上和強姦是有差別的。
這在判罰上就有了很多難點：第一、在此前並沒有人因“非法性交”而獲罪。第二、此罪在判決上非常模糊，刑期是6個月還是50年，在量刑上相差巨大。
假釋官/緩刑監督官（probation officer）建議波蘭斯基假釋。期間由兩位精神醫生鑑定其不屬於“精神錯亂的性犯罪”，之所以排斥精神病後仍予假釋，說明案件在程度上是比較輕的。
此時，整個案件最大的操控者法官裡特·邦德起了決定作用，他曾受理過貓王離婚案，經常在上流圈交遊，樂於收集自己被媒體報道的剪報，是一個喜歡出媒體風頭的執法人員。
不接受假釋報告的裡特·邦德決意要把波蘭斯基送入州立監獄。
既然無法判刑，法官給出了一個解釋——送入州立監獄進行為期90天的醫學觀察，但這明顯是多此一舉。
其中一方面我想更多也是出於媒體壓力，公眾人物犯罪被假釋，明顯對執法者口碑不利；另一方面從縣立監獄移交到州立監獄，這也減輕了自己的責任。整個過程中裡特·邦德都建議重判，關鍵在於在量刑上無法達成一致。
裡特·邦德導演了一場雙簧戲，在得知假釋幾乎既成事實的前提下，要求波蘭斯基的律師達爾頓站假釋一方，讓地方檢察院公訴人古遜建議判刑，而自己則建議醫學觀察，這遭到了兩個律師的反對。
為此他和兩方律師達成了“認罪協議”，只要波蘭斯基認罪（非法性交罪）就同意假釋觀察。事實上，波蘭斯基從開始到幾十年後，一直對非法性交罪都是供認不諱的。
波蘭斯基得到假釋觀察，一部分原因還是有明星效應在內的，當時他正在導演一部名為《颶風》的戲，他的入獄會導致劇組停擺、資金虧損。
但就在這個解釋節點上，他的麻痺大意成了案件中的致命傷。當時去倫敦拍戲時，波蘭斯基和電影工作人員取道德國慕尼黑，在朋友的邀請下參與了啤酒節，一張和美女合影的照片被媒體傳出。
這真是成也明星身份，敗也明星身份。
假釋犯“花天酒地”，不管具體原因如何，在風口浪尖時刻仍然有種“瓜田李下”的不合時宜。這令法官十分沒面子，給你假釋，你一個性犯罪者還和女性一起喝酒，在口碑上對於執法者相當於打臉。
於是波蘭斯基被法官立刻召回，進入奇諾州立監獄進行醫學觀察。這是個關押重犯的危險地帶，法官想搞垮波蘭斯基的意圖已非常明顯了。
然而波蘭斯基在進入州立監獄後，又被假釋官建議假釋，90天醫學觀察縮減到了42天就出獄了，法官裡特·邦德再次顏面無光，他決意表現出判刑的態度，並撕毀了之前的“認罪協議”，私下表示“我要讓這個波蘭侏儒永無翻身之日”。
我的理解，由於媒體的壓力，法官在沒有證據做出依法判決的前提下更像是在做一場媒體秀。
不過其實最後是法官默許釋放了波蘭斯基，代價就是將其驅逐出境，終結了他在美國的事業。而且在法律判決明顯不利、法官無法公正的情況下，連公訴人都表示，對於波蘭斯基的“出逃”毫不意外。
以上，我們梳理清楚了幾個問題：
波蘭斯基沒有犯強姦罪，沒有棄保潛逃，他承認了非法性交罪。而且受害人薩曼莎·蓋利已與波蘭斯基完成了庭外和解，她都已經認為波蘭斯基付出了應有的代價，並選擇了原諒。
剩下的討論就是在道德層面了。
波蘭斯基在2002年憑《鋼琴家》拿下金棕櫚獎、奧斯卡最佳導演；2010年憑《影子寫手》獲柏林電影節最佳導演；這次備受抵制的凱撒獎最佳導演，他也在2014年憑《穿裘皮的維納斯》就已經獲得一次了。
甚至在2009年9月27日，瑞士蘇黎世電影節組委會宣佈，遵從美國為期31年的通緝令，逮捕波蘭與法國雙重國籍的波蘭斯基。但此時，公眾和行業並非是譴責的態度，而是由
意大利女明星莫妮卡·貝魯奇發起，100多位世界知名電影人聯名上書要求釋放波蘭斯基。十年已去，同一個人物，同樣的事件，卻受到了雙標的公眾反響？這究竟是為什麼？
如果說反對者是當下女權me too運動的時代必然產物，那麼波蘭斯基也是童年納粹經歷、七十年代嬉皮生活、好萊塢名利場的產物。道德，在不同時代、不同人的“道”之下，“德”往往難有一個正確標杆。
詩人王爾德在19世紀搞同性戀，就是雞姦罪，被打入大牢，在當代就沒有任何道德問題。
同時在整個案件裡，媒體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他們傷害了小女孩，左右了法官態度。即使在當今，凱薩琳·德納芙、昆汀、法國文化部長都曾為波蘭斯基說過話，但因為不符合當下的“政治正確”，只好向媒體屈服。
必須承認的是，波蘭斯基是有道德汙點，但一來，要不要區分私德和藝術成就？二來，要不要承認道德的追訴期，當他付出代價四十年後，仍然需要被舊事重提而掩蓋他個人的一切？
私德至上可以凌駕藝術，如果你持有這種觀點仍舊保持鄙夷，我也認同這是你的自由。
不過去豆瓣給《我控訴》刷低分的行為，這並非是一個理智的行為？那部電影只屬於波蘭斯基？不屬於製片人、出品公司、演職工作人員麼？這對他們是不公平的。
把一個人視為一塊密度穩定不可分割的整體，把人性粗暴的定義成一個平面，會讓我們錯失很多觀察世界的機會。
在紀錄片《波蘭斯基：傳記電影》中，通過他的敘述，可以看到《鋼琴師》裡很多觸目驚心的畫面，都來自其親身經歷的歷史。
在談到自己父母、妻子的不幸經歷時，年近八十的波蘭斯基還是忍不住會落淚，我想這些也是人性中值得被觀察的一面吧。
童年時期的波蘭斯基，他曾幻想並設計了一種人力潛水艇，可以渡過德國和波蘭之間的河，外表以木樁偽裝
波蘭斯基是一個二戰受害者、歷史講述者、衝破種族國籍走向世界的非凡人物、精明強幹的交際能手、好色之徒、戀童癖、罪犯、世界一流的導演。
道德是一面鏡子，但在如此多的人性角度面前，絕不是平面鏡，而應該是一塊稜鏡。有時候道德更像是一種情緒，極容易被煽動，道德是隨著時代氛圍的不同而波動的，是隨著媒體趨勢搖擺的，也因為信息不對等會產生截然不同的偏差。
我花了一個星期時間去搞清整個案件的脈絡，然而站隊只需要一秒鐘。
我們要控訴的，究竟是波蘭斯基這個人本身，還是更應該控訴道德上的懶惰和狹隘？
紀錄片《波蘭斯基：被通緝的和被渴望的》2008
紀錄片《波蘭斯基：傳記電影》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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