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总说过去中华文明一直处在世界的最前方，我们技术最厉害，我们有四大发明，我们的宋元时期的枪炮是世界最前端的。并且，中国当年造船技术也非常先进，熟悉的郑和下西洋。而且其他各方面技术都非常完备，包括火药、热兵器，包括指南针、罗盘，包括造纸印刷都是中国发明，而且西方的技术也是随着成吉思汗突进到欧洲和非洲带过去的，比如造纸术技术传过去使得古腾堡活字印刷得以发生。

火药是热兵器的来源，罗盘是早年蓝色贸易和海洋文明的基本工具，没有罗盘就不可能远洋。造纸是整个人类文化勃兴的先决条件，而活字印刷在欧洲导致宗教改革，导致欧洲整个神学文化变更，最终使科学得到发展。

可是为什么中国没有发生工业革命，为什么没有开启近代文明的秩序呢？这些东西在中国宋代实际上全部基本具备，可却没有带来任何社会变革的效应，别忘了我们是有海洋的。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奇怪的问题，本期内容，将帮助大家从东西方文化各个方面进行对比从而对我们提出的这个问题进行解答。

大陆国家和海洋国家—中华文明与古希腊文明

北部：西伯利亚高寒冻土地带；西部：帕米尔高原；西南部：青藏高原；南部：云贵高原+横断山脉；东部太平洋

中华民族的农业社会与经济类型（东亚封闭地貌）

先讲中华民族的农业社会与经济类型，或者叫文化构型。古代中国和古代希腊生活于不同的地理条件，我们是封闭地貌（北部：西伯利亚高寒冻土地带；西部：帕米尔高原；西南部：青藏高原；南部：云贵高原+横断山脉；东部：太平洋；）在这样的情况下，农业文明为主流基调。所以相应的社会类型和经济条件也是一种适应匹配关系，所以中国作为大陆国家，古代中华民族基本只有以农业为生，在民国时期，中国人口中从事农业的占比达70％。

无论是埃及还是中国，土地和人口是所有财富的根本基础和来源，同时也社会财富的主体构成成分。所以贯串在中国历史、社会、经济、文化等思想和政策的核心总是围绕着土地如何利用和分配，所谓阶级也是这其中产生的。正因为土地和人民在农业文明中如此重要，这才有了孟子所谓：“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西方你听不到这样的话。

《吕氏春秋》是一本很重要的典籍，是由秦国丞相吕不韦集合门客编撰的一部杂家巨著，于秦始皇统一中国前夕成书，算是中国的第一本百科全书。其中一篇题为《上农》。你听这个名字就能听出褒扬农的意思。在这期内容中，不知道是谁对比了农和商两种人的生活方式。但我要提醒，这里的农不单单指农民，而是一切和农业有关的内容，这里的商也不单指商人，而是一切商业行为都叫商。古人是没有多少复合词的，所以请注意。

原文的意思是农很朴实，所以非常顺从且容易调动。还认为农是不自私，这是从性格来说。然后从经济来说，农民很爱自己的土地，并且他们的财物都很大物件不容易搬动，如果国家有难了，他们不会轻易的弃家而逃。夸完农之后，开始数落和批判商。

《上农》中讲：商的心肠很坏，从来是不顺从的，并且他们诡计多，非常自私。由于他们的财产比起农来说很简单，他们对于土地没有任何感情，于是一旦国家有难，这些人就会举家逃离，总是逃往国外，在那时人口很重要，这就相当于人口流失。

《上农》于是断言：不仅在经济上农比商重要，因为一切生产来源于农，而在品德上来看农也比商高尚。所以叫上农。不知道作者是谁，但是你要明白，这不是一个人那样想，而是那个时代人们的生活方式受其所处的经济背景的影响，致使目光受到限制，于是大家都得出这样的评价。

我们经常用一个词叫做“本末倒置”。这从哪里来？就是《上农》中对比农和商所产生的，“本”是指农业，“末”是指商业。《上农》里说：农业关系到生产，而商业只关系到交换。商业交换也得是生产才可以交换。为什么中国古代重农抑商、重本轻末，就是因为在农业文明体系之下，所有的生产，农的主要形式，所以中国历史中，社会、经济的理论和政策几乎全部都是压抑工商业。

所以历朝历代，从事末作的人是什么人？是商人。这就是熟悉的四个传统的阶级“士、农、工、商”。在古代“士”是指读书阶级，但是他们通常就是地主，古代的财富结构就是土地，所以他们跟土地挂钩，收成的好坏意昧着他们命运的好坏，尽管不亲自种田，却也是高尚。所以你在古代的文学、诗歌和艺术中赞美农的不胜枚举。

所以你会发现，农业文明其实建立在一个血缘结构中，也就是周围都是你的亲戚，只有这样大家才能和以所谓的道德和伦理压制种内竞争，只有这样才能精耕细作，互相协作，方得温饱。这叫农业文明的协同方式，这是农业文明的基本特点，于是强烈压抑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提倡集体主义，这叫血缘族群结构的稳定，孔老夫子的那一套才会有效。如果周围都是陌生人，这事情就办不到了。

刚才说《吕氏春秋》发生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前，那么试想秦朝也应该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受到影响。所以，秦朝说白了也是这样的农业经济观念，秦朝的发展就是通过一些对人口和土地的合适的分配与相应制度改革焕发了强大力量之后实现统一。

其实不仅是秦国，那时候各国都在变法，比如吴起、李悝等人都是变法的最先发起者，所以，战国时期(公元前480一前222年)，很多国家都高度重视当时所谓的“耕战之术”。只是看谁真正能够落实，把原本的利益结构打破，重新洗牌焕发精神面貌，所以你看变法者的下场都很惨，比如商鞅，但是他们对国家的贡献确实是无比的。

秦国在七雄争霸的过程中，因为在耕和战两方面都获得优势，从此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统一并且由秦王嬴政开启了帝制集权时代，称秦始皇，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破除分封制度，诸侯、贵族和氏族大家全部被打破，建立郡县制，中央直接任命各地长官，这是中国的第二次社会大转型，称之为周秦之变——封建社会转变为帝制集权社会。

古希腊的工商业社会与经济类型

（环地中海开放地貌）

古希腊的工商业社会与经济类型为什么和中国古代差别这么大？或者说古希腊地区工商业为什么发达？其究极原因有两个。

• 环地中海地区的开放地理地貌，大家看地图，那里没有如上面我介绍的东亚的封闭地貌；
• 那里的地理环境不适合发展农业且在环地中海地区适合航行，由于早期腓尼基人进行航海贸易启发和带动工商业贸易的发展，古希腊人只需要学习他们的这种方式完全可以达到很富足的经济社会，不需要自己在石头山上种粮食，它可以借助地中海的狭小海道可以进行物质交换，可以制造工艺品去小麦盛产的北非尼罗河流域以及近东两河流域换取粮食。

这样一来农业文明早期的那种聚集性群居，也就是类似中国的血缘宗族结构被打破了。有点类似今天的城市化，乡村城镇的青年都外出打工，然后发达了之后家里人也都去城里居住，逐渐大家族拆成了小家庭，我们想想几十年前周围都是自己的亲戚，而现在去趟亲戚家都要跨区开好长时间的车。

所以商业结构和农业结构是完全不同的，因为商业结构无法以血缘方式力行。所以你看西方历史在荷马时代时期，以至于之后的环地中海附近的人，他们是散布在整个环地中海周边，互相之间缺乏血缘关系，所以在那个时期，人们得有一个共同的出处来帮助自己重新构建除了血缘之外的人际关系。

比如《史记》就是给中国人定一个老祖宗炎黄，是一样的道理。所以那时候的得以神来作为人类维系自身关系的中介。在那个时期神学和法学发展令人惊讶，但是古希腊的神和其他地方的神不一样，这也就是说他们因为早已打破氏族部落的血缘关系，所以对于神的理解和其他地区不一样。

所以古希腊地区因为贸易的频繁致使陌生人大规模的涌入到发达的城邦，与至于后来的罗马时代，产生了罗马公民这么一说，人民为了争取公民的身份而努力。所以你会发现，这样的陌生人大规模聚集的环境中，什么民族的人都有。互相之间你不认识我，我不认识你，咱俩做生意凭什么信你？所以得有贸易规则和体系。

你要知道在古代货币经济不发达，不像今天都是数字货币。你俩做生意不可能是你拿着一船物资，我拿着几车货币来交换，而是俩人写一份合同，把双方的分成以及方方面面内容写在纸上，然后撕开各一半，最后等到结算的时候，俩人拿出合同一对撕开的缝隙，这谁也做不了假，这叫“合同”，所谓“合则同”。

契约精神与政治制度

希腊人生活在海洋国家主要是靠商业维持其繁荣。在他们的社会商人才是主流，但是他们也不排斥农民。刚才我们讲过，商人要打交道的不是具体的货物，而是用于商业帐目的抽象数字。直到谈妥了可能才看到具体的货物，如何将一船内的全部货物清点明晰，唯有通过数据才能直接掌握这些具体的东西，然后大概估算出其价值或者贸易的利润。这个其实可以说是由假设然后得到的概念。

数学和数理推理起点也是由于这里。以至于为什么古希腊哲学有对本体论的探讨以及为什么他们会有知识论，而且语言的逻辑体系必须严格，不然语言若不明晰，生意无法做。原因就在此。

在他们这样的环境下 必须得讲契约精神、必须讲规则，不然无法正常进行贸易。只有规则能压抑工商业文明的种内竞争，如若不然全成抢夺和掠杀了，规则被破坏大家生意都做不成的，所以每个人都是严守规则，一旦有人肆意破坏规则，必然群起而攻之。

在那时候对待海盗，这帮商人经常是拿出巨额的财富来召集敢死队去消灭海盗。并且这种讲规则，讲契约的社会导出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选举投票，古希腊与雅典政治就是这样，包括刑法也是公民来拿黑白石头去投票，决定一个人到底有没有罪，至今他们的参审团制度也是如此。

所以一个人制定规则让其他人必须遵守的强权和霸权必然不会长久，得是全部人都来参与制定这个规则，或者说全部人的共同观念最终形成规则，这也是他们后来必然走上那种民主制度的原因。

在环地中海地区，各城邦之间的政治结构不断地发生变革，古希腊哲学家们一直在探讨这些问题，著名的苏格拉底之死一直被探讨到现代，就是在说民主制度。还有就是亚里士多德他们探讨的各类政治制度之间的好坏区别。

以及西方很重视的伯罗奔尼撒战争，这是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与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联盟之间的一场战争，探讨的就是斯巴达农业文明集权和雅典为傲的民主以及其他制度之间的优劣，你会发现他们有探讨的余地，但是中国古代这边是无法探讨的，因为农业文明没有这么多变化，毕竟血缘结构没有被打破。

雅典学院

他们因为地缘关系被打破之后你若想进行工商业交换频繁，最重要的是和陌生人沟通。就好比今天的人到处乱跑，城市化之后周围全是陌生人，这不同于过去的村子和小镇，周围没有了亲缘安和血缘结构对你的强烈压抑，那你如何获取安全感？

试想你周围不是你亲戚，不是你爹妈，都是一些陌生人你能信任谁？或者说一个自由的个体人生地不熟的，怎么会接受随便来一个人用强权统治他？亦或者在没有规则的情况下随意进行工商业交换？你一点是不放心的。

拼音文字的产生

而且，咱们刚才提到了拼音文字，这就是工商业发达、开放地貌下不同民族的互相交流的必然导出，也就是将具象化文字向语音拼音文字过渡，就好比你从老家出来进入大城市，可是你的口音没有几个人听得懂，于是你必须学习标准的普通话才可以方便交流。而这个标准的普通话是有一套方法的，这就是西方语言中的语法逻辑体系。做一个类比帮助大家理解拼音文字的产生。

十二铜表法与罗马公民

提到希腊和雅典，最典型的就是公元前六世纪发生在雅典的梭伦变法。那时候叫首席执政官，他做了一项重大的改革，有点类似我们这边的唐宋之变 （豪族社会到平民社会），但不是一回事。梭伦以执政官的身份作为制定和仲裁角色在贵族和平民的利益矛盾中寻求平衡，不然阶级矛盾愈演愈烈。他用新法废除了贵族在政治上的世袭特权，确立了公民和公民权利这样的文化概念。

接着还确立了公民大会这样的政治制度，在今天看来依旧并不公平，因为他把公民按财产的多寡分四个等级，各自的权利并不平等，可重大意义就是，这种办法是第一次尝试去平衡了各派利益之间的关系，难道直接一次彻底？那成了共产，在古代是不行的。

商鞅等人变法都是那么惨的下场，所以梭伦大胆的尝试，这个做法很值得称赞，因为他使得所有自由民在利益上有了妥协和让步的余地。契约社会由此才建立，前面我只是说了人们需要契约，但是这只是前期，真正的契约社会真正建立，一定是落实到法制上去的，但是那时候还没有所谓的成文法制，但是这个做法等于一个不成文法的法治社会。

古希腊和雅典等地被蛮夷所灭，直到后来他们的这些文化被古罗马继承，古罗马虽没有文化，但是他们很喜欢学习，尤其是希腊文化，很多罗马人是希腊迷，且在政治制度等方面效仿希腊，所以出现了历史书中鼎鼎大名的“十二铜表法”（公元前五世纪中期）。

意义如下：

1. 是第一部罗马的成文法典。
2. 开辟了西方法治的先河。
3. 奠定了罗马法系的基础.
4. 是当今世界现代法律的渊源。

要知道公元前五世纪之前，罗马的法律还是习惯法，它的解释权操在贵族法官手里。法官利用这个权利为贵族谋利益。平民要求制定成文法，经过长期的斗争，于公元前449年逼使贵族成立十人委员会（十人团）制定和公布了成文法。因这个文法刻在十二块牌子（铜表）上而得名。

十二铜表法基本上仍是按旧有习惯法制定，还是维护贵族奴隶主的利益，但它对奴隶主私有制、家长制、继承、债务和刑法、诉讼程序等方面都作了规定，限制了贵族法官随心所欲地解释法律的权力。十二铜表法反映了罗马奴隶制的发展和奴隶主阶级国家的形成过程。

中国的家法、法家与罗马的城邦法的区别

这个十二铜表法定的过程并不由执政官制定，而是在贵族中选取五个代表，再在平民中选取五个代表，组成十人制宪会议和委员，但是商人也就是城里人。他们的活动需要他们在城里住在一起，这都是一帮陌生人，所以社会组织形式不是以血缘家族的共同利益为基础，如果都是张姓一家人坐在那制定法律，那一定是偏向于他们家的，而这些陌生人之间制定，则是力求公平，并且出发点是以城市的商业贸易的共同利益为基础。

这是极其重要的！希腊人就围绕着城邦而组织其社会，直到今天的美国也叫美利坚合众国，这与中国古代的血缘宗法性传统伦理社会制度形成鲜明的对照。咱们的社会制度可以叫做大家族。

而在西方的城邦里，社会组织不是独裁的，也就是说同一个市民阶级之内没有任何道德上的理由认为某个人应当比别人重要，或高于别人，不同阶级之间存在这样的，但是市民阶级不存在这个问题。可在一个古代宗族家庭中，社会组织形式是独裁的，人是分等级的，哪怕是有血缘关系，父的权威天然地高于子的权威，丫鬟、家仆和家奴的生死甚至都全部掌握在大家长的手中，这个有些时候是可以不通过法律的，比如如果家仆犯了通奸的罪，你将其浸猪笼是不受法律的制裁。

我们有所谓的家法，但是家法是一个人制定而其他人遵守的，这叫祖宗之法不可违背。可是他们的这个法律就不一样了，大家为了工商业和城邦制定法律，在第九表功法中有一条规定，“不得为任何个人的利益制定特别的法律。”，这是第一次确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为何西方需要神学观念

而中国需要三纲五常？

（压抑种内竞争）

在西方的神学观念下，人跟神是不可能平等的，也没有人想和神平等，在古希腊也是如此，神虽然顽皮、没下限，但是神始终是高于人的存在，但也仅限于神的地位比人类高而已，神住在奥林匹斯山，神呼吸的空气叫做以太，这仅是人和神的区别而已，古希腊中经常有人侵犯神的权威从而得到惩罚，为什么？因为避免人们作恶。它为什么要建立这个以神为最高中介，以法为整个纽带的一个平衡结构？西方为什么神学很重要？因为血缘结构消失，人际关系不通过契约协商、不通过法律和神至高无上的三种方式无法维系。所以在西方你很难见到什么事情跟你讲道德，因为他们没有血缘聚集并且有神学，我之前说过道德这个东西是只发生在血缘关系内才有效的。

类比就好理解了。我们这边有天然父压子，官员压老百姓，君王压臣子，所以你叫官员父母官，皇上叫你叫子民，你看，这都是血缘关系，就算没有血缘关系，也非要弄成血缘关系，至今我们都经常说兄弟班级，兄弟公司，子公司等等的。我们如果没有这个压抑，没有这个血缘和伦理等关系的纽带作为社会平衡结构，一定是人与人之间互相残杀。

所以西方的神学、思想、文化、法治以及后来的民主社会体系，都是与生存紧密相关的适应性匹配关系。就像中国的血缘家族结构体系和忠孝体系是农业文明的适应性匹配关系，它也不是谁想创立就创立，谁想遵守就遵守，如果中国不是封闭地貌，一定不可能上千年始终如一，不同的地理地貌环境会缔造的不同文化构型，这叫地理发生学渊源。

西方为什么出现地心说？不是他们比我们爱思考，而是他们把人当人，什么是地心说？是指“人是上帝的宠儿”，“地球是宇宙的中心”，“人是上帝之下万物之长”等等，而中国古代是“盖天说”，你从中国的神话就能看出来，我们从来没有把自己当作人，把自己当作宇宙的中心，我们是崇拜自然的。由此东西方就出现了两个完全不同的“人”的概念，这就是西方的公民“”和中国的“老百姓”的区别。我在法制和法治那一期节目有说过，不知道的请回听，这里不赘述。

中国古代的人只是血缘关系中的家人和亲戚，任何人都只是君王的子民。只是家族中、血缘纽带中的一个成员。孔子给曾子说过一句话：“参乎，吾道一以贯之。”。他的意思是说：我的整个理论其实就是一个基本核心和线索，这叫“一以贯之”。

曾子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我之前节目介绍过什么叫“忠恕”指的就是“推己及人”，“己之所欲，亦释于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谓为人忠诚而宽恕，叫“忠恕”。当然也有一种叫法：“系矩之道”。“忠”与“恕”构成了孔子所谓的“仁之方”(实行仁的方法)。仁的意思是“爱人”（道德范畴）。

这个东西不仅能在普通人伦社会上运行，还能推到政治结构上，就演成“与君忠恕”，也就是忠于君父，而且君王所犯的任何错误你都要宽恕。这就是孔子从家人演至为整个社会的结构，非常符合农业文明的需要。

但是我们讲过，这样的构型无法导出法治，古代的法是君王的工具，所谓王在法上。而在一个家庭中，更没有法，家法这个东西是不允许你有任何反抗的，并且家人不讲平等，因为礼有尊卑，这叫压抑，也就是父亲无论如何错，儿子也得顺从，这叫“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君王再犯错，臣子不得犯上作乱，这叫“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再引申到男女关系上，丈夫无论如何错，妻子都必须顺从。

你会发现如鲁迅所说，翻开中国历史，只有俩字：吃人。鲁迅说对了但也说错了，因为我讲过，儒家的出现不是孔子以及后面的儒学家设计的，而是应社会需求，不然为什么墨子留下东西不多？因为他的学说和农业文明的构型不匹配。无论如何，不管是西方的神学压抑人性还是中国这边的血缘关系的天然压抑，都导向一个共同的结果：不允许人与人过度竞争，所有学说都在压抑种内竞争。

比如为什么中国人最讲孝，因为每个人都会老，你都希望有人给你养老，而不是等你老了下一代把你抛弃，所以你必须要压抑下一代以至于最终社会的主流就是压抑，大家都认可。在中国的血缘结构内，不平等不是规定，而是必然，是天然压抑的。这就是家人和公民的区别。不是说给家人给公民的身份就是公民，而是社会构型决定的。

如果我们用这种办法无法压抑住人与人的种内竞争，或者叫人与人协作方式的固定，因为我们农业文明无法生发工商业贸易体系，所以人与人的关系没办法建立在契约之上，只能建立在伦理和道德之上。以至于近代1840年开始的大转型，人与人最大的矛盾就是孩子和家长的矛盾，男人和妻子的矛盾。

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逻辑和科学？

（经验法与演绎法的区别）

中国典型的农业文明类型从开始发生一直持续到了1840年，长达上千年我们的文明主题类型或者大框架都是农，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没有发生工业革命，因为农业体系无法导出工商业体系下的与工业革命相关的内容。

比如力学系统，我们的古代技巧都是应用和实用，并且天文和农业以及生活应用一般不是同一个人来做的，也就是说农民思考农民的事情、工匠思考工匠的事情、钦天监思考天上的事情。

以至于不会有一个人将光学、力学、天文学与数学全部结合提出一套理论模型，并且我们的数学叫算术，算术是用来解决生活问题的，而不是数论体系。只有牛顿这样的人提出了《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而牛顿他们为什么会将这些东西体系化？就是因为西方人的思维方式是推论和逻辑，这是基于演绎法的导出，而农业文明则是经验法，培根在这一点上总结的非常准确。

经验法是不需要抽象到非常高的高度去思考的，尽管是古代哲学家，也只有老子深思天道，其他都在处理人和人的人际关系，即所谓的政治家、社会活动家、法家、兵家、墨家。而古希腊的人是在思考万物质料原因，也就是本体论，比如：人和石头的区别在哪？万物由什么构成？是水还是火，是原子还是数？这是一种基于万物由简答到复杂推演的人文理性精神，也就是还原论基调。世界不是神创，而是由简入繁。

中国古代也有，老子和孔子等人就是这样思考的，老子讲：“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孔子讲：“吾道一以贯之”，包括《易》文化中：“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这就是一种“并列”思想，体现的都是万物由简单到复杂的物演，是人文理性精神的绽放。

但是中西方哲学的最大区别是什么？我们讲眼见为实，他们讲眼见为虚。也就是说我们这边的经验法使得我们不能够抽象化去思考事物背后的逻辑关系，仅陷入圆形循环，比如名家讨论“一尺之锤、日取其半，万世不竭”，探讨到二分法不能穷尽，但是却没有讨论万物质料究竟是个什么？这就是循环思维造成的，即抽象到一个高度也无法逃避唯物的眼光，还是以具象化的例子去比喻，这叫：

而西方眼见为虚从一开始就不用这种具象化的比例子，而是抽象逻辑、形式逻辑、数理逻辑，什么意思？抽调对象的具体要素，看逻辑形式如何运行，可以说这是纯逻辑的基本，而纯逻辑又是理解物理学和数学或者说理论的基本，为什么形式逻辑很重要，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避免目光受限制，只有这样才能脱离具象化的束缚。

于是你看西方最早期古希腊的时候搞的欧氏几何，那就是一种抽象，用几何的方式去做推演，怎么推？先设定几条简单的不证自明的公理，再在这些公理的基础上推导出整个理论体系。居然严丝合缝到后人再厉害也无法加进去任何一个内容，也无法抽离出任何一条推论。

还有毕达哥拉斯，他说世界本是数，可不是给你举例子，而是他为了解释万物的本源缔造整个毕达哥拉斯数论体系，其难度之高令今人咂舌不已。

可是农业文明不会这样去思考问题，你我现在知道，我们的这个世界不是真实的，你看到的草不是它原本就是绿色，而是绿光的波长不适宜相关的光合作用等反应，故植物不吸收，所以叶绿素呈绿色，含有大量叶绿素的植物是绿色。你看到的一切图像只不过是光量子和波长，你听到的声音是振动波。

但是你曾想过如何能让一个地地道道的农耕文明产出这样的哲科思路吗？一个农民会天天思考自己和石头的区别吗？他连自己的肚子还没有吃饱呢怎么会思考宇宙是怎么来的吗？不会，因为那些问题与胃无关，这些都是而古希腊是那帮贵族们吃饱了撑的在想这些问题。

而古代的天文观测等目的也是为君王服务的工具，于是尽管天文记录很详实，但却没有构成对宇宙的正确认识，以至于没有把地球和太阳的正确天体模型搞出来，原因很简答，没有牛顿力学体系，就无法解释力，惯性力和万有引力等内容，又怎么正确解释天体运行的原因呢？

雅典学院，欧几里得展示平面几何

西方文明一旦走工商业、一旦走民主制度就必须充分地调动智能，这种过度的充分的智能潜力的调动，建立眼见为虚的哲科思维体系，这和人类最基本的眼见为实，或者说农业文明的经验法累计产生技术是大相径庭的。所以你会发现古希腊文明是人类所有文明中唯一一个另类，西方文艺复兴了古希腊的全部内容之后才能在黑暗中世纪开始再度绽放人文理性精神，直到构建今天的现代哲科体系。

所以由这里你会发现东西方的眼见为实和眼见为虚、经验法和演绎法、具象化和抽象化等内容的区别了，所以中国古代只产技术，也就是我们在应用技术和技艺方面在古代以农业文明为主流的时候，屹立在世界的前端，我们无法产生科学和逻辑这种西方的东西，这叫舶来品。中国的逻辑补充是佛教汉朝时期传入之后的作用，对道教和儒家以及文字等方面做逻辑补充。

中国为什么错失现代化？

中国为什么错失了现代化，就是因为以工业革命为手段，才能进入现代世界。下面我们讲一个故事，你一下就能明白，为什么工业革命在我们这里不可能发生。

《列子》里有一个故事，宋国国君有一次叫一个巧匠把一片玉石雕成树叶。二年以后雕成了，把这片雕成的叶子放在树上，谁也分辨不出哪是真叶子，哪是雕成的叶子。因此国君非常高兴。但是列子听说这件事以后，说：“使天地之生物，三年而成一叶，则物之有叶者寡矣！”(《列子·说符》)。这是赞美自然、谴责人为的人的观点。

乾隆年间，大臣向皇帝建议要开采矿山，乾隆对该提议是拒绝态度，原因是山川石岳、自然之藏乃万世子孙后代之福泽，万不可轻易动弹。试问基于如此的思想，如何能开启工业革命？且工业革命必须建立在力学、光学、热力学、机械等理论体系之上，这个中国是没有的，咱们只有技艺而没有知识体系，就算有，也是秘诀，密不外传，只有嫡传弟子才有可能继承师傅的绝学，而且这个绝学不允许轻易创新。

试问如此怎么能让社会获得这一技能和知识？怎么把知识往前推进？如此一来绝不可能形成知识体系，而在西方那个阶段，牛顿的那一套基本上大家都明白了，也就是说什么是力已经成了教育需要普及的了，由此而生发出来进一步的探究和研究的人就会很多，于是大家一起推动知识体系往前走。

社会在技术和工业方面的进步就容易的多了。比如他们借中国的航海技术如指南针罗盘等，但是你要知道后期他们将此技术应用之广，研究之深入已经是中国人无法追的上的了，比如航海钟这个东西，在那时候是很高科技的。清朝末年，民国时期，一家人以家中有西洋钟表为荣，以手中有西洋怀表为炫耀，手持西洋棍，头戴西洋帽，身穿西服，脚配西靴，亦或者再来一个西洋领带？这真是咱们文化的尴尬之处啊，曾经被学习的老师，近代却是这般模样，这都是教训，如果今天全盘西化的现代人还是不懂什么叫中华文化，那真是悲哀，真不知怎么谈文化自信、民族自信？我们应该要深层次理解文化，而不是简单的比较。

对两种文化进行比较本质上不是优劣比较，而是对比讲述，因为讲中华文化无法脱离西方，讲西方无法脱离东方，得对比讲述，一旦对比，因为今天西学是主流所以难免会觉得有贬低中华文化之意，并不是，我是告诉大家，看问题不能看表面，要探究不同文明和文化的背后深层原因是什么，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下一个时代节点不再错失机会，民族复兴也才能真正实现，对于中西方文化内容我只做事实陈述。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咱们继续说中国古代这边，农民的生活方式是根据太阳去走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是顺乎自然的，古代人讲逆自然而行是有悖天常，最终会受到惩罚的，所以电灯这东西，就算中国人搞出来，也自然不会主动大规模以商业的方式发生在农业文明的环境中，更何况我们是无法搞出这个东西的，除非社会大转型，文明类型发生变化，我们成为工商业文明，这才有可能。

古代人都是赞美自然，并且严厉谴责人为的，老子就是其中典型的代表，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至于君王也是如此，认为老百姓应该就是可爱的农民，始终于其纯朴天真之中，且不能有任何向上走的心思，始终要恪守严格的三纲五常以及仁义礼智信、忠孝廉耻、并且始终要铭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所谓孔子讲：

在这一情况下，农民就会面对很多不公平，被强权欺负，但是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也就是民性中一个特别奇葩的地方。

鲁迅曾经《灯下漫谈》中写道：我还记得那时我怀中还有三四十元的中交票，可是忽而变了一个穷人，几乎要绝食，很有些恐慌。俄国革命以后的藏着纸卢布的富翁的心情，恐怕也就这样的罢；至多，不过更深更大罢了。我只得探听，钞票可能折价换到现银呢？说是没有行市。幸而终于，暗暗地有了行市了：六折几。我非常高兴，赶紧去卖了一半。后来又涨到七折了，我更非常高兴，全去换了现银，沉垫垫地坠在怀中，似乎这就是我的性命的斤两。倘在平时，钱铺子如果少给我一个铜元，我是决不答应的。

但我当一包现银塞在怀中，沉垫垫地觉得安心，喜欢的时候，却突然起了另一思想，就是：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

假如有一种暴力，“将人不当人”，不但不当人，还不及牛马，不算什么东西；待到人们羡慕牛马，发生“乱离人，不及太平犬”的叹息的时候，然后给与他略等于牛马的价格，有如元朝定律，打死别人的奴隶，赔一头牛，则人们便要心悦诚服，恭颂太平的盛世。”

为什么呢？因为他虽不算人，究竟已等于牛马了。大家可以自行查阅鲁迅的这篇文章，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对于中国古代朝代更替的总结：这是一种循环。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鲁迅在《灯下漫笔》中接着分析说，在暴力社会环境里人们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有谁给他们“略等于牛马的价格”，“人们便要心悦诚服，恭颂太平盛世”；在乱世中，“百姓就希望来一个另外的主子较为顾及他们的奴隶规则”，“使他们可上奴隶的轨道”，然后进入“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灯下漫笔》，pp. 223 ~224)

仁者乐山（东方的仁）

与知者乐水（西方的冒险与创新精神）

咱们继续讲，古代的农民很容易满足。他们不想变化，也无从想象变化。中国曾经有不少著名的创造发明，但是我们常常看到，它们不是受到鼓励，而是受到阻挠。有一个著名的词叫做：“奇技淫巧”。不说发明创造了，就单说跳舞和音乐这事情，在古代是多么受到歧视。如果你是大户人家的女子，你说你想学跳舞，你等待的不是鼓励和支持，而是一顿臭骂。

咱们反观海洋国家的商人，则相反。因为开放地理地貌的原因，各种民族之间互相交流，环地中海地区适合航海，于是他们有较多的机会见到不同民族的人，各自不同的风俗和语言交流，使得他们对于人种之间的对立，有是有，但是没有那么激烈，不会产生激烈如中国儒家特有的这种：“华夷之辩”或叫“夏夷之辩”。

而工商业跑来跑去，血缘结构被打散，社会关系不是中国古代这种大家族周围全是亲戚，于是他们不会产生这种所谓的过于激烈的对外民族的排斥。为什么？因为他在自己的地盘排斥别人，当他贸易去往他人的地盘自然也会受到排斥，于是相对来说，民族之间的矛盾并不是那么激烈。

作为游散在社会中的个体单子是习惯于变化的，他们不怕新奇的事物，比如一个孩子说：“妈妈，我想要去远航贸易，和叔叔他们去挣大钱”得到的回答一般是：“路上注意安全”。而在中国古代甚至到今天我们的思想还是在：“父母在不远游”的观念中。

尽管今天现代化了，可是一时半会大家还难以接受这样观念，尽管中国最远城市坐飞机不过好几个小时，可是孩子外出对父母而言所产生的情绪确实难以消受。另外我们中国不鼓励冒险的，自古如此，今天亦是如此，所谓：“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这都是我们文明的特质或者叫性格。

相反西方人，他们冒险精神很足，甚至今天很多人拿大航海时代来激励中国年轻人要有冒险、拼搏和创新的精神，是不是这样呢？首先航海风险大，如果你胆小，你出不去的，所以基本素质是冒险和拼搏，其次是创新，为什么？因为工商业贸易为了畅销其货物，就必须鼓励制造货物的工艺创新，你去埃及换人家的小麦，如果你的商品不够新奇，埃及人又不傻，为什么要把他的小麦和金币交给你？

只有你制造出的手工艺品让埃及人觉得：“哇塞，太棒了，必须买买买”，他才会愿意支付去购买你的东西，如果你始终不变，总有一天不是埃及人审美疲劳不想要了，就是被同行的竞争所打败，于是得不断地想办法提升商品的新奇程度，并且不断的创造新商品，来刺激人们的需求和消费。所以在西方，工业革命的最初发动在英国，而英伦三岛，这个地方是一个靠商业维持繁荣的海洋国家，他能崛起并非偶然。

试问在中国古代能够创新吗？能，但是这个创新仅限于实用工具方面的制造，一旦制造出来，你若想再制造新的工具去取代或者想去优化，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很多时候会遭受到阻拦。这里就不举例子了。

海洋国家的人他们因为发展工商业，于是很精细、或者说很聪明，但是在中国古代这叫取巧，这叫小人，为什么？孔子说过一句话：“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或者孔子还说过一句话：“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当然后者显然温和了许多。

中国从来不缺技术

至于航海，我们也有郑和下西洋，我们有超越世界技术的船只，但因为那并不是真正的海洋贸易开展，而是炫耀肌肉建立贸易朝贡体系，这个东西跟工商业没有任何关系，并且这样的投入100回报1的事情，也干不长就，所以尽管有海，尽管有这些事件，但却没有开启真正的海洋文明。因为陆地观念太深重了，且进行海洋贸易体系的政治和军事成本太高。

所以尽管宋朝很开放贸易，工商业交换发达到居然出现了人类的第一个纸币“交子”，但是本质上来说还是农业文明的框架，所以不是工商业文明更不是海洋文明。

明朝有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但是朱元璋将中国变成了大农村，不仅海禁，规定人们不能到处移动等等一系列举措，也不可能真正进入资本主义。

至于清朝，它是中华文化的完善化，也就是帝制集权走向了顶峰，叫做君主独裁，明朝叫做君主专制，君王无一例外目光是不会看到海洋的，他们只关注土地和人口，以至于不知道海早被荷兰西班牙等岛国瓜分了，并且由于中国观念重“天朝上国”和“天下”的观念致使对外部环境的关注度以及重视程度不够。所以无论如何这样的体制之下，是不可能开启近代化的潮流，因而错失世界化浪潮，这是近代中华文化衰落的原因。

为什么我们以希腊的地理和文明类型以及文化等各方面做比较？因为上说全部所说的地理、文化、经济各方面的先决条件都与中国的完全不同，于是我们可以构成一个反证，或者对比去看待两种文明类型。单说一边无法尽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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