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在酒泉成功发射，开创了中国航天史上的新纪元。50年来，从“东方红一号”到“神舟一号”，再到“天宫一号”，一颗颗卫星、一枚枚火箭、一艘艘飞船，中国航天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如今，“天宫”“慧眼”“墨子”“悟空”等一大批重大科技创新成果相继涌现，代表我国卫星研制与发射能力已步入世界先进行列。我国航天事业在短短的几十年中做出如此辉煌成绩，离不开我国航天人艰苦奋斗、迎难而上、坚持自主创新的精神，更离不开“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正是在钱学森的指引和带领下，我国的航天事业才能在创建初期攻克难关，实现一个又一个航天梦。特发此文，以作纪念。
身在异乡，心系祖国
钱学森一生中做出的许多选择都与祖国的需要和命运息息相关。高中毕业时，他选择了当时国内最好的工科学校——上海交通大学，进入机械工程系，所学的专业是铁道机械工程专业。目的就是将来给祖国造铁路，使落后的中国能够迅速发展。“一·二八”事变发生后，钱学森见证了飞机作为武器的威力后，意识到科技发展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性，于是毅然决定改学航空工程。大学期间，他利用业余时间阅读了与航空专业相关的所有书籍。大学毕业后，他考取中美庚款留学生，远渡重洋，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系学习飞机设计与制造。钱学森离开中国之前，见到了在上海交通大学时的好友，曾经郑重地表明：“现在中国政局混乱，豺狼当道，我到美国去学习科学技术是暂时的，学成以后，一定回来为祖国服务。
钱学森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的时候，一些美国人对待中国人的傲慢态度令钱学森非常气愤。钱学森怀着一颗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通过勤奋和刻苦的学习取得了优异的成绩。1936 年，钱学森转学到加州理工学院，师从著名航空科学家西奥多·冯·卡门（Theodore von Kármán）。
钱学森回忆说：“在这里，你必须想到别人没有想到的东西，说别人没有说过的话。拔尖的人才许多，我要和他们竞赛，才能跑到前面。这里的创新还不能是一般的迈小步。那不行，你很快就会被别人超过。你所想的、做的要比别人高出一大截才行。”钱学森通过在加州理工学院的刻苦学习，3 年后获得了航空、数学博士学位。他开展了高速飞机的气体力学、固体力学的研究，参加了由马林纳（F. Malina）组织的加州理工学院火箭研究小组，并运用他掌握的知识对发展火箭技术的有关问题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和分析，为日后发展我国航空工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归途坎坷，决心毅然
钱学森从1948 年就开始做回国的准备，他申请辞去美国军队科研项目咨询团和海军机械局的职务，脱离和美国政府的联系。
1949 年10 月1 日，钱学森和罗沛霖得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他们决定在10 月6 日（也是中秋节那天）来庆祝新中国的诞生。那天晚上，钱学森、罗沛霖、庄逢甘、郑哲敏等10 多位在加州理工学院的中国留学生一起到学校门口的街心公园举办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中秋晚会。钱学森抬头遥望天上的月亮，深情地朗诵了李白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然后兴奋地说道：“故乡解放啦，祖国新生啦！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在天安门城楼宣告成立。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向全世界庄严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真是鼓舞人心啊！我们这些海外游子可以扬眉吐气了！”钱学森回到家后，打开一本中国地图，激动地对妻子蒋英说：“咱们回中国去，那里需要我。”
1950 年9 月7 日，美国移民局的两名特工以“企图将秘密科学文件偷运回国”为由拘留钱学森。钱学森被带到了圣佩德罗郊区的港湾的一个名为“特米那岛”的监狱。钱学森被单独关押，开始时与外界完全隔绝，不能与任何人联系。冯·卡门曾试图在欧洲与他通话，但是遭到监狱方面的拒绝。拘留中心的看守不让他睡觉，夜间每隔一刻钟就要把他房间里的灯打开一次，看他在干什么。这使他的精神和身体受到了极大的折磨。在短短15 天内，钱学森的体重就减少了13 千克。
钱学森被抓以后，蒋英立刻打电话给加州理工学院的领导。钱学森的同事和好友们开始帮助蒋英营救钱学森，终于打听到钱学森被拘留的地方。在拘留中心，蒋英看到被关在昏暗小房间里的丈夫已经被折磨得快认不出了。此时的钱学森面容憔悴，基本丧失语言功能，问话也无法回答，只能挥挥手。9 月20 日，钱学森在律师库珀（G. B. Cooper）陪同下，与美国军政代表在岛上移民局的办公室举行了一次会议。按照库珀预先理好的几条信息，钱学森在会上逐一说明情况并澄清了事实。最后按照司法部的要求，钱学森在缴纳了15000 美元的保证金后获释。移民局禁止钱学森离开他居住的洛杉矶市，并且规定他每月到美国移民局报到，对他进行软禁。同时他所居住的房屋和办公室都有特工严密监视，电话和信件受到检查，与他接触的人都要遭到调查。这年9 月，钱学森辞去了加州理工学院古根海姆喷气推进中心主任的职务。
由于美国政府考虑到驱逐钱学森可能会损害美国的安全和核心利益，到1953 年初，美国政府也没有真正驱逐钱学森，而是做出了假释的决定，要求钱学森每个月到美国移民局报到。直到回国前，钱学森都要按时去美国移民局登记。同时，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人还会半夜到钱学森的家中看他是否在家，有时会突然闯入他的办公室对他的工作进行调查。钱学森的电话受到监听，和他有过接触的朋友和同事也受到美国联邦调查局人员的审问。为了不让朋友和同事受到牵连，钱学森开始很少与人打交道，也不怎么参加社交活动。
就是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下，钱学森的身体和心理都遭受严重的摧残，但这更激发了他的创新精神和做科学的动力。钱学森在此期间发表了许多的论文，《美国科学人》（Scientific American）杂志希望对钱学森的科学贡献做专题报道，也希望将钱学森的名字列入美国科学家团体。钱学森得知后明确拒绝，希望将自己的名字从杂志中删除。钱学森在给杂志社编辑卡特尔（Jaques Cattell）的回信中说：“（一）虽然我对美国许多的科学家充满崇敬之情，但是如果把美国科学家作为一个整体来看的话，我难有同感。换句话说，如果把我确定为美国科学家团体中的一员，我感到很羞耻。（二）事实上，我并不是美国科学家，我是一名中国科学家。目前只是由于美国政府的命令将我暂时滞留在这个国家而已。我希望你能理解这些理由，将我的名字从即将编辑出版的《美国科学人》中删除。”
1955 年6 月的一天，钱学森和蒋英摆脱特务的纠缠，在一封寄给在比利时的妹妹蒋华的书信中，夹带着转给陈叔通先生的信，请求祖国帮助他们早日回国。陈叔通时任全国工商联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同时也与钱学森的父亲关系密切。陈叔通很快将信辗转送给中央。中美大使级会议就此展开了四次会谈，在第四次会议上，美国政府不得不允许钱学森离开美国。作为交换条件，中国政府释放了美国11 名军事人员。钱学森夫妇收到可以回国的通知后，立刻买了最近的一班邮轮“克利夫兰总统号”的三等船票，准备回国。
1955 年9 月17 日，钱学森登船返回祖国的日子终于来了，记者围着钱学森提出各种问题，钱学森针对记者的提问做了简短的回答：“我很高兴能回到自己的国家，我不打算再回美国，我已被美国政府刻意延误了我回祖国的时间。其中的原因我建议你们去问问你们的国务院，我对美国人民没有怨愤，我的目的是追求和平和幸福。你们的国务院和我本人两方面相比而言，我受到的困窘是最少的。我打算尽我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中国人民建设自己的国家，使我的同胞能过上有尊严和幸福的生活。”就这样，整整花了5 年的时间，钱学森终于踏上了回国的旅途。
克服困难，迎难而上
这个时候的新中国，一穷二白，百废待兴，创建导弹航天事业更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工程。当钱学森真正了解到中国当时在科学、教育和国防方面的落后时，他感到有些茫然。他曾经写道：“既没有研究工具，也没有研究设备，这时候，我的思想转了180 度，从乐观一下变为悲观，真是觉得做科学研究寸步难行，简直急死人……我不知道在艰苦的环境中怎样奋斗、找出路，白手起家。”
回国第一年，钱学森致力于建立一所专门研究应用力学和国防用途的高速空气动力学的研究机构。1956 年1 月5 日，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正式成立，钱学森担任所长。创建初期，研究所的设施相当简陋。整座大楼只有一部电话，铃声不断，都是找钱学森的。他的办公室位于四层，电话装在一层，为了接电话，钱学森不得不跑上跑下。所里几乎没有什么可用的设备，只购买了一些必须依靠手摇操作的台式计算机。钱学森是个生活非常自律的人，也是研究所最勤奋的人之一。每天早上7 点30 分，他准时到达办公室，通常比别人早到半个小时。他常常奋笔疾书数小时之久，要不就是埋头研读技术专著，只有午饭和晚饭才短暂离开。晚上7～10 点，他常常还要回到办公室工作。他的办公室布置得非常简单，只有一张大写字台、几把椅子、一个摆放电话的小圆桌、一个金属文件柜、一台打字机及两个顶着天花板的大大的书架，上面塞满了数学家、物理学家、生物学家和音乐家的著作和传记。
钱学森参加了《1956 年至1967 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的制定，钱学森担任了由12 名科学家组成的综合组组长，规划制定了57 项重大研究项目，其中特别把发展原子能、导弹、电子计算机、半导体、无线电电子学和自动化技术作为重中之重的急需任务，为新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奠定了基础。
1956 年1 月30 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在这次会议上，回国仅3 个月的钱学森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钱学森首次在政治讲坛上发表讲话。
投身航天，矢志报国
不久之后，中央筹备组建了火箭导弹研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钱学森担任院长。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在创立之初，设施非常简陋，只有由一座旧医院和两所疗养院改造成的办公室。人员配置也只有100 名仅有初中文化的工人、100～200名因仰慕钱学森名声而投至其门下开始学徒生涯的大专毕业生，钱学森是研究院里唯一一位火箭专家。钱学森迅速意识到培训的重要性，于是在院里开设了一系列非正式的工程学课程，教授“火箭概论”。许多学生由此成为中国太空项目的骨干人才。
1959 年1 月，苏联科学家到中国帮助中国科学家生产导弹。钱学森意识到，在导弹制造的每个相关领域，中国的条件都极欠缺。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甚至难以获得最基本的原料——橡胶、不锈钢管和铝板。他们尝试通过进口一些材料并自行制造另一些材料来解决这个问题。此外，他们也尝试用相似的材料取代最稀缺的品种。在中国仿苏联技术制造的火箭中，最终使用替代材料的比例高达40%，因此导弹也存在一些缺陷。
钱学森遇到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工具短缺。为了制造导弹，科学家们需要大型钻孔压力机、车床、焊接设备和拼装机器。因为没有能够完成这些工作的设备和机器，第一代国产火箭的箭体焊接工作是由工人们手工完成的。后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也继续让受过训练的技师和焊接工人来完成火箭拼装焊接工作。为了改善这种情况，苏联启动了一个焊接培训项目，帮助中国人掌握复杂的惰性气体弧焊接法及其他必备的技术。当时的住房条件非常艰苦，一些科学家就住在办公室里或睡在临时的帐篷或军营中。大家在食堂里吃大锅饭。这种情况贯穿了20 世纪50 年代中国发展第一枚液态推进探空火箭的整个过程。1960 年11 月5 日上午9 点，中国自制的使用无线电控制的R-2 型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成功。
20 世纪60～70 年代，钱学森对中国的导弹项目做出重大贡献。他启发并引导一大批人工作，向他们介绍关键的理论公式并应用到实践中去。钱学森开创的管理系统让官僚主义的影响最小化，并塑造了中国第一代导弹的组织和技术指导模式。
在领导国防科技工作期间，钱学森经常深入地处沙漠戈壁的实验基地。那里虽然自然条件恶劣，却创造了我国航空史上的一个个奇迹：“东风1 号”地对地导弹、“东风2 号”地对地导弹发射成功，“东方红一号”人造卫星发射成功……钱学森出色地完成了国家赋予他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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