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簡歷是這樣的：
考中過秀才（清末），參與過公車上書（戊戌變法），當過滿清四品（清末）。和康有為、梁啟超（君憲保皇派）、黃興（革命黨）是好友，跟汪精衛（國民黨）、蔡鍔（雲南軍閥）、齊白石是同學，慫恿袁世凱（北洋派）君憲，支持孫中山（革命黨）共和，營救過李大釗（共產黨），北伐時就說毛澤東能得天下，晚年是杜月笙的師爺，一度遁入佛門，參加國民黨（國民黨），最終由潘漢年介紹，周恩來批准，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1975年，在重新修訂《辭海》之時，病重的周總理特意囑咐：“他晚年參加了黨，是我領導的，直到他死。”
楊度，湖南人，字皙子，1874年生，年輕時曾中舉人，進京考科舉期間，參加過康有為的公車上書，後自費留學日本，與黃興同學。光緒二十九年，參加新設的經濟科科舉考試，中榜眼，但由於有傾向立憲派的言論，被除名。清廷立憲後，被聘為給皇族講授立憲課講習，成為名噪一時的“立憲專家”。
楊度
民國後，楊度積極參與推進君主立憲活動。袁世凱稱帝前，楊度帶頭成立籌安會勸進，為袁世凱復闢帝制大肆鼓吹活動，位列當時著名的籌安會“六君子”之首，一時有“布衣國士”之稱。袁氏復辟失敗後，楊度是民國政府通緝的首名“帝制犯”。
在軍閥混戰的年代裡，楊度一度在山東軍閥張宗昌處做過幕僚，還鬧出不少的笑話。張宗昌常以漢高祖劉邦（在儒冠中撒尿的那位爺）自命，而最喜戲呼楊度為張良。楊度有一次笑道：“漢高祖能役功人，公僅能役功狗耳。我固然不足以當張良，公亦非漢高可比。”張宗昌說：“那你就是功狗啦？”說罷，狗肉將軍放聲大笑不已。最逗的是，張宗昌以楊度為參贊，常戲呼楊為“羊肚參贊”，有人以“狗肉將軍”與之相配，亦絕“對”也。
張宗昌
後來北伐軍起，楊度密告張宗昌加入國民黨，以避免被消滅。張學良得知此事後，問張宗昌：“聽說兄臺欲為國民黨，不知有這事嗎？”張宗昌愕然道：“有倒是有。此乃是楊度教我的。”張學良不滿地說：“家父與中山先生有舊，與國民黨合作應一致行動。如今北伐兵尚未渡河而自相割裂，人必輕我。且家父為吾等團體領袖，如此事宜應由家父出面，才符合規矩。”張宗昌自知失言，只好唯唯答應。
張學良
這時，湖南人薛大可也在座，張學良便扭頭對他說：“煩請寄語皙子（即楊度），如果他再饒舌，我到時要他的腦袋。”楊度聽說後，大罵張宗昌豎子不足以謀，隨後連夜逃走。不久，北伐軍如風捲殘雲般掃蕩華北，張宗昌一敗塗地，最後遁居東瀛，不免仰天嘆道：“悔不用皙子之謀也！”
民國十八年（1929年）秋，在白色恐怖之時，楊度申請加入中國共產黨，由潘漢年介紹，伍豪（周恩來）批准，秘密入黨，與周恩來單線聯繫。曾有人譏諷楊度投機多變，他駁道：“方今白色恐怖，云何投機？”作為秘密黨員，他一直從事著機密的情報工作，只與潘漢年、周恩來保持著單線聯繫。個別曾奉命與他聯繫過的基層黨員，根本不知道這個文雅的老者，就是大名鼎鼎的“帝制犯”。直到王冶秋的這個回憶發表之後，幾個參加過上海地下鬥爭的老黨員，才知道當初他們聯絡過的這個老人，就是楊度。很少有人知道，當時在上海地下出版的中共中央機關刊物《奮鬥》（相當於後來的《紅旗》雜誌），刊頭的“奮鬥”二字，就是出自大書法家楊度的手筆。
《紅旗》
楊度晚年的公開身份，是上海青幫人物杜月笙的“掛名秘書”，實際就是杜豢養的清客。杜月笙對楊度很敬重，但楊度對上海小報說他是杜月笙的徒弟不以為然：“我一沒遞過帖子，二沒點過香燭，我稱他杜先生，他叫我皙子兄，老實說，我不是青幫，只是清客而已。”他到杜月笙身邊，也是經過黨組織研究批准的，而這個身份給他個人和家人帶來了不少恥辱，一個著名的“憲政專家”和大書法家，曾是科舉榜眼的才子，為了錢去在黑社會人物門下當清客，在哪個時代都是要遭人恥笑的。但為了黨的事業，楊度忍辱負重，默默地工作，為組織提供了大量情報。為了遵守秘密工作的紀律，他不惜堅決阻止女兒參加學校的進步學生活動，還為此令他所心愛的女兒與自己產生了誤解。
杜月笙
據他的妹妹楊少姬回憶，楊度去世的前一年（1930年），身體已經很不好，曾帶著她一起去遊過太湖。當時她並不知道，楊度並不是去旅遊養病，而是身負秘密使命，前去與柳直荀（就是毛澤東《蝶戀花-答李淑一》一詞中，“我失驕楊君失柳”的那個柳）等共產黨人聯繫，共同策劃太湖武裝起義（後因故未能發動）。可以文學性地評價楊度的太湖之遊：他為自己共產主義的信仰和共產黨的事業，工作到了生命的最後一刻。
楊度系共產黨員的身份一向鮮有人知，直到四十多年後，此事才被公之於世。1975年冬，周恩來在病重時特意提到，在重新修訂《辭海》之時，一定要把楊度晚年參加共產黨一事寫進去，並叮囑道：“他晚年參加了黨，是我領導的，直到他死。”
《辭海》
楊度死於民國二十年（1931年），後葬於上海外國公墓。去世之前，一向善寫輓聯的楊度也為自己預備了一副：“帝道真如，如今都成過去事；醫民救國，繼起自有後來人。”
楊度之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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