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简历是这样的：
考中过秀才（清末），参与过公车上书（戊戌变法），当过满清四品（清末）。和康有为、梁启超（君宪保皇派）、黄兴（革命党）是好友，跟汪精卫（国民党）、蔡锷（云南军阀）、齐白石是同学，怂恿袁世凯（北洋派）君宪，支持孙中山（革命党）共和，营救过李大钊（共产党），北伐时就说毛泽东能得天下，晚年是杜月笙的师爷，一度遁入佛门，参加国民党（国民党），最终由潘汉年介绍，周恩来批准，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75年，在重新修订《辞海》之时，病重的周总理特意嘱咐：“他晚年参加了党，是我领导的，直到他死。”
杨度，湖南人，字皙子，1874年生，年轻时曾中举人，进京考科举期间，参加过康有为的公车上书，后自费留学日本，与黄兴同学。光绪二十九年，参加新设的经济科科举考试，中榜眼，但由于有倾向立宪派的言论，被除名。清廷立宪后，被聘为给皇族讲授立宪课讲习，成为名噪一时的“立宪专家”。
杨度
民国后，杨度积极参与推进君主立宪活动。袁世凯称帝前，杨度带头成立筹安会劝进，为袁世凯复辟帝制大肆鼓吹活动，位列当时著名的筹安会“六君子”之首，一时有“布衣国士”之称。袁氏复辟失败后，杨度是民国政府通缉的首名“帝制犯”。
在军阀混战的年代里，杨度一度在山东军阀张宗昌处做过幕僚，还闹出不少的笑话。张宗昌常以汉高祖刘邦（在儒冠中撒尿的那位爷）自命，而最喜戏呼杨度为张良。杨度有一次笑道：“汉高祖能役功人，公仅能役功狗耳。我固然不足以当张良，公亦非汉高可比。”张宗昌说：“那你就是功狗啦？”说罢，狗肉将军放声大笑不已。最逗的是，张宗昌以杨度为参赞，常戏呼杨为“羊肚参赞”，有人以“狗肉将军”与之相配，亦绝“对”也。
张宗昌
后来北伐军起，杨度密告张宗昌加入国民党，以避免被消灭。张学良得知此事后，问张宗昌：“听说兄台欲为国民党，不知有这事吗？”张宗昌愕然道：“有倒是有。此乃是杨度教我的。”张学良不满地说：“家父与中山先生有旧，与国民党合作应一致行动。如今北伐兵尚未渡河而自相割裂，人必轻我。且家父为吾等团体领袖，如此事宜应由家父出面，才符合规矩。”张宗昌自知失言，只好唯唯答应。
张学良
这时，湖南人薛大可也在座，张学良便扭头对他说：“烦请寄语皙子（即杨度），如果他再饶舌，我到时要他的脑袋。”杨度听说后，大骂张宗昌竖子不足以谋，随后连夜逃走。不久，北伐军如风卷残云般扫荡华北，张宗昌一败涂地，最后遁居东瀛，不免仰天叹道：“悔不用皙子之谋也！”
民国十八年（1929年）秋，在白色恐怖之时，杨度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由潘汉年介绍，伍豪（周恩来）批准，秘密入党，与周恩来单线联系。曾有人讥讽杨度投机多变，他驳道：“方今白色恐怖，云何投机？”作为秘密党员，他一直从事着机密的情报工作，只与潘汉年、周恩来保持着单线联系。个别曾奉命与他联系过的基层党员，根本不知道这个文雅的老者，就是大名鼎鼎的“帝制犯”。直到王冶秋的这个回忆发表之后，几个参加过上海地下斗争的老党员，才知道当初他们联络过的这个老人，就是杨度。很少有人知道，当时在上海地下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奋斗》（相当于后来的《红旗》杂志），刊头的“奋斗”二字，就是出自大书法家杨度的手笔。
《红旗》
杨度晚年的公开身份，是上海青帮人物杜月笙的“挂名秘书”，实际就是杜豢养的清客。杜月笙对杨度很敬重，但杨度对上海小报说他是杜月笙的徒弟不以为然：“我一没递过帖子，二没点过香烛，我称他杜先生，他叫我皙子兄，老实说，我不是青帮，只是清客而已。”他到杜月笙身边，也是经过党组织研究批准的，而这个身份给他个人和家人带来了不少耻辱，一个著名的“宪政专家”和大书法家，曾是科举榜眼的才子，为了钱去在黑社会人物门下当清客，在哪个时代都是要遭人耻笑的。但为了党的事业，杨度忍辱负重，默默地工作，为组织提供了大量情报。为了遵守秘密工作的纪律，他不惜坚决阻止女儿参加学校的进步学生活动，还为此令他所心爱的女儿与自己产生了误解。
杜月笙
据他的妹妹杨少姬回忆，杨度去世的前一年（1930年），身体已经很不好，曾带着她一起去游过太湖。当时她并不知道，杨度并不是去旅游养病，而是身负秘密使命，前去与柳直荀（就是毛泽东《蝶恋花-答李淑一》一词中，“我失骄杨君失柳”的那个柳）等共产党人联系，共同策划太湖武装起义（后因故未能发动）。可以文学性地评价杨度的太湖之游：他为自己共产主义的信仰和共产党的事业，工作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
杨度系共产党员的身份一向鲜有人知，直到四十多年后，此事才被公之于世。1975年冬，周恩来在病重时特意提到，在重新修订《辞海》之时，一定要把杨度晚年参加共产党一事写进去，并叮嘱道：“他晚年参加了党，是我领导的，直到他死。”
《辞海》
杨度死于民国二十年（1931年），后葬于上海外国公墓。去世之前，一向善写挽联的杨度也为自己预备了一副：“帝道真如，如今都成过去事；医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
杨度之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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