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窃听风暴》是2006年最成功的德国电影，荣获第79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奖，而且它在享有“德国奥斯卡”之称的“金萝拉奖”评选中获得了十一项提名，并获得最佳影片、最佳编剧、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最佳男配角、最佳摄影、最佳美术设计等七项大奖，平了1999年《罗拉快跑》的纪录。
《窃听风暴》还获得了第三十二届洛杉矶影评人协会最佳外语片奖，以及第六十四届美国电影电视金球奖最佳外语片奖。
《窃听风暴》主要讲述了前东德“斯塔西”情报工作人员维斯勒对著名右派剧作家和诗人德雷曼及其夫人克丽丝塔的生活实施监听，却在监听的过程中逐渐被作家的真性情、真爱、才华所感染和打动，从而转为保护作家的度过那个“危险时期”的故事。
导演弗洛瑞·亨克尔·冯·多纳斯马克是一位有着文学、政治学、哲学和经济学素养、年仅33岁的年轻电影人，《窃听风暴》是他的电影处女作。
西方评论界一致认为，《窃听风暴》最成功的元素是冯·多纳斯马克耗费四年时间撰写的剧本。
他的剧本继承并发扬了德国戏剧结构严整、情节集中和叙事从容的传统，通过窃听事件的层层推进，恪尽职守的特工完成自我人性的救赎，影片兼具政治悬念和人性剧情的双重特质，悬念丛生，跌宕起伏，引人入胜。
《窃听风暴》获得成功的另一重要元素在于重现真实历史。影片将东德“斯塔西”情报工作予以了戏剧化再现。
“斯塔西”当时是全世界最强大的情报机构，据德国柏林国家图书馆东德史料库记载，该机构一度曾拥有90000名机关工作人员，120000名谍报人员，1000名专职电话窃听人员和2000名邮件秘密检查人员，被誉为“情报皇冠上的珍珠”。
前东德有1800万人口，有600多万人被建立了秘密档案。既每三个东德人中，就有一个被监控。
所以，监视和告密成为甚至成为了人们生活的一部分，影片凸显了白色恐怖年代人性自我完善的这一艰难历程。
电影评论界认为，《窃听风暴》的电影视角独到而且尊重历史事实，生动刻画了“斯塔西”天罗地网般高压控制的银幕形象。
美国《纽约客》杂志这样评价《窃听风暴》：“如果说世上有正义存在的话，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就应该把最佳外语片颁发给《窃听风暴》，因为这是一部描述正义缺乏的世界的影片。”
这当然是西方舆论媒体的一家之评，而事实上，影片中的每一个主角在面临生活的抉择时都有自己选择的权力，不同的选择意味着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规范，这也是片名《The Lives of Others》的思想意蕴。
对于维斯勒而言，就是职责与救赎的选择；对于德雷曼而言，就是妥协与良知的权衡；对于克丽丝塔而言，就是爱情与背叛取舍。
每一种选择都昭示出各自的人生观念与价值取向。
恪尽职守与人性救赎
影片有两条叙事线索，一条是特工维斯勒（HGW XX/7）的窃听工作，另一条是剧作家德雷曼夫妇的日常生活。
影片一开始，就把维斯勒当年审讯犯人的情景与授课场面进行穿插，表现出他的工作严谨一丝不苟。
当学生提出连续审讯不够人道时，他马上在座次表上对该学生做下记号，描摹出了他的高度警惕和尽忠职守。
到德雷曼家安装窃听设备及被邻居无意中发现时，凸显出他经验丰富且冷酷无情。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久经考验、信仰坚定的特工在窃听的过程里，内心开始发生了变化。从一个彻头彻尾的窃听者，逐步转变为践行公理的参与者和维护正义的保护者。
影片通过四组影像刻画了维斯勒职责与良知、人性与救赎复杂心路过程。
“门铃事件”
德雷曼的妻子克丽丝塔是著名的舞台剧演员，优雅端庄美丽迷人。为了心爱的丈夫和艺术却不得不屈服于文艺部长的淫威。
上司要求维斯勒对这一事件忽略不计，当他从监视屏上看到克丽丝塔乘坐部长的车驶来，他毅然接通了德雷曼的门铃，让德雷曼亲眼目睹事件的真相。
这时的维斯勒虽然有些许的恻隐之心，更多的却是一种冷眼旁观，一种对德雷曼夫妇私人生活的审视。
然而，卧室里克丽丝塔颤抖地请求着丈夫，“你能抱着我吗？”为了延续自己和丈夫的艺术生命，她违心出卖了自己。
德雷曼痛苦地安慰妻子，紧紧地抱住了她......这样的情感，是维斯勒所陌生的。
“酒馆相劝”
德雷曼夫妇真挚的爱情生活、先锋派的艺术沙龙和灵光四射的思想火花，这一切悄悄改变着维斯勒。
他从德雷曼家里偷了一本诗集，回到家里细细品读，流连沉醉。
当德雷曼夫妇为与文艺部长的约会争吵不休时，维斯勒已渐渐融入他们的生活，他不再置若罔闻，他要制止这种肮脏与丑恶的继续，让处于迷茫与彷徨的克丽丝塔迷途知返。
于是他以一名普通观众的身份劝说克丽丝塔相信自己艺术的价值，不要为了艺术而出卖自己，鼓励她做出了正确的决定。
此时的维斯勒对于窃听任务和自我身份产生了怀疑，善良的人性开始复苏。
“隐藏报告”
当维斯勒得知德雷曼写了一篇关于东德真实自杀人数调查即将送到西德发表，他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打算向上司汇报。
可当他听到上司滔滔不绝讲述他是如何抓捕那些激进人士，如何在他们即将做出举动时，以任何理由抓捕他们的一番谈话时，维斯勒意识到了这个时代的正义被任意的欺凌和践踏，没有人是安全的，任何情感的真实流露都会招惹杀身之祸。
他考虑到德雷曼的安危，藏起了原本要上交的报告，并建议上司撤掉了另一名窃听同事，全权由他自己一个人负责。
维斯勒实现了由窃听者到保护者的转变。
他的转变也完成了自己作为一个人，一个真实自我的转变，他从这一刻起实质上就已经脱离了“斯塔西”这个身份。
“拯救德雷曼”
克丽丝塔在维斯勒的审讯下供出了打字机的藏匿位置，维斯勒在安全局搜查之前偷偷取走了那台作为重要物证的打字机。
对于德雷曼的调查因为缺乏证据而以失败告终。
维斯勒的出手相救不仅使德雷曼得以幸存，更使得自己的人性得以彻底救赎。维斯勒因此被贬为去做查验信件的工作，以后的二十年都要重复这种简单而枯燥的工作。
为了一个素不相识的人，他不求回报，放弃了体面光鲜的生活和前程似锦的未来，他的选择是对于公理正义的维护与美好人性的救赎。
妥协强权与良知不泯
影片中德雷曼生活态度的转变无疑是对黑暗现实的抗争与回答，也是影片呈现出的希望与亮色。
他的转变脉络清晰、真实可感，完成了从一个奉公守法、对社会现实采取回避妥协态度的剧作家，在经历了一系列的家庭和亲友变故后逐渐出离愤怒，听从良知，走向反击的斗争者形象。
德雷曼最初是一名官方认可的剧作家。热爱祖国，才华横溢，名冠一时。
德雷曼习惯于顺应形势，低调处事，不断地告诫他的艺术家朋友们谨言慎行，即便如此，他也难逃被窃听的命运。
他的新作公演之日，引起了文艺部长赫姆夫的“关注”，不可一世、压制言论的赫姆夫咄咄逼人，德雷曼被迫说出了自己的创作底线：
“人是听从自己的良知的，而不是因为工作需要而改变，人应该有所企盼。”
正因如此，德雷曼的生活被斯塔西组织全方位监听，维斯勒开始掌握他生活的全部，此时的德雷曼奉行的是回避与妥协的策略。
赫姆夫垂涎于德雷曼的妻子克丽丝塔的美貌与才华，凭借自己的权势要挟克丽丝塔满足自己的情欲。
维斯勒的暗中相助让德雷曼得以知悉真相。德雷曼躲在楼梯间目睹衣冠不整的克丽丝塔上楼，心中的苦痛与悲哀不言自喻。
当处在白色恐怖的现实社会之下，声名远播的剧作家却不能保护自己最爱的人，让人为之扼腕。
当克丽丝塔再次要出去与赫姆夫约会的时候，面对克丽丝塔所需要的自由与生存，德雷曼的妥协策略在赫姆夫的巧取豪夺之下显得不堪一击。
艾斯卡的自杀式德雷曼性格发展的转折点。
艾斯卡是深受德雷曼尊敬的舞台导演，由于思想激进被禁已经六年，被禁对于艺术家而言意味着剥夺艺术生命，也就失去了人生存在的价值和快乐的源泉，思想被政治阉割，思考变成一种痛苦。
在特工、密探和告密者罗织的铜墙铁壁中，除了自杀别无他路，艾斯卡选择以死抗争。
艾斯卡之死让德雷曼悲痛难抑，丧失了写作状态，寝食难安。德雷曼开始遵循自己的良知，从事真正的艺术创作。
这是一种生存还是死亡的选择，德雷曼选择了英雄式的死亡，彻底转变成一个抗争者和反击者。
他开始酝酿有关东德自杀现状的文章，使用从西德辗转而来的微型打字机写作，在朋友们的帮助下，撰写了骇人听闻的“东德自杀人数调查报告”，通过秘密通道，在东德建国四十周年纪念之前送到西德《明镜》周刊发表，向世人宣告了另一种声音的存在，也暗示了黎明的即将来临。
德雷曼通过自己异乎寻常的抗争行为，为自己打开了一扇明亮的人性空间之窗。
柏林墙被推倒了。
在剧院里，德雷曼与前文艺部长赫姆夫不期而遇。在不欢而散的交谈中，德雷曼得知自己曾被严密监控。
他急于知道自己幸免于难的原因。在档案资料里，他发现了暗中帮助他的编号为“HGW XX/7”的特工。
当他找到维斯勒时，德雷曼没有上前相认。两年之后，德雷曼给了维斯勒一个温暖的惊喜。
他写了一本小说《好人奏鸣曲》，里面记录了只知道编号的特工默默助人不计回报的故事。
德雷曼用一本书来表达感激，维斯勒将这本书视为对自己良知的奖励，两人都获得了良知与人性的净化与升华。
爱情的坚守与背叛
克丽丝塔身兼东德著名舞台剧演员和著名剧作家妻子的双重身份，但即便这样一种身份，在国家机器的巨轮之下犹如蝼蚁求生。
她代表的是那个时代背负着告密者恶名的数量庞大的社会存在。
从身体背叛到心灵出轨，由于失去了人世间最后的一点温情的企盼，她只能选择自杀。
专制体制亵渎并粉碎了克丽丝塔原本纯洁和坚韧的灵魂。死亡，是一种最无望的告别。但在那一瞬的碰撞和迷乱里，也是一种对于灵魂和自我的洗涤与救赎。
在克丽丝塔选择身体背叛的一刹那，让她甘于出卖自己的原因在于赫姆夫的威逼利诱：
“你应该明白，什么对你最有利，所以你最好想清楚，权衡一下。”
对于克丽丝塔而言，德雷曼的爱情和自己的舞台艺术是她的精神支柱和心理寄托，自己的安危已置之度外。
当克丽丝塔再次打算去履行她和赫姆夫的约定时，德雷曼对于克丽丝塔的初衷也洞察秋毫：“我知道你是为了我，还有你的艺术。”
克丽丝塔所能做的就是牺牲自己以换得丈夫的生存权力和延续自己的艺术生命。
“你会离开一个比你生命都重要的男人嘛？你会为了艺术出卖身体吗？”残酷的现实生活让她手足无措无所适从。
与维斯勒的一番交谈后她坚定了自身的价值和艺术信念，也捍卫并保有了自己弥足珍贵的爱情。克丽丝塔最终的心灵背叛是那个时代被逼无奈的选择。
面对上司的怀疑，维斯勒不得不去审讯克丽丝塔，当克丽丝塔看到维斯勒时，神情木讷疲惫，克丽丝塔当然无从知道维斯勒被斯塔西逼迫前来审讯自己的内情，她无奈的选择了对于德雷曼的心灵背叛。
当国安局的特工按图索骥找到了德雷曼藏匿打字机的位置，面对德雷曼愤怒和指责的眼神，克丽丝塔羞愧难当若有所思。
失去了德雷曼相濡以沫的爱情，也就失去了她生存的根本理由，此时的她彻底崩溃，于是奔向了疾驰而来的货车。
克丽丝塔以自杀的方式对自己的灵魂进行了清洗和拯救。事实上，克丽丝塔一直试图保持着身体与灵魂的纯洁无瑕。
我们可以从耐人寻味的克丽丝塔洗浴镜头证实。
这类镜头总共出现两次，第一次出现在被赫姆夫凌辱之后，克丽丝塔第一次从肉体上背叛德雷曼；第二次出现在供出打字机位置之后，克丽丝塔从精神上再次背叛德雷曼。
两次背叛之后她都选择通过洗浴来除污去垢，是试图在被玷污之后力图保持内心平衡和心灵纯净的一种尝试。
克丽丝塔的背叛与自杀都是一个时代的悲剧，与脆弱和懦弱无关了，是一种爱在强压下的扭曲和迷失。
影片最后一幕，意味深长感人肺腑，由拆信人变成送信人的维斯勒，途经书店时，发现了德雷曼的新作——《好人奏鸣曲》，扉页上写着“仅以此书献给HGW XX/7”。
他买了一本，书店的伙计问他：“是不是要包起来送人？”他说不用，这书是给自己的。
这本书不仅是作家献给他的礼物，也是他自己在那个寒冷的岁月里留给自己的一份温暖的慰藉！一份洋溢着人性的光辉与爱的美好的礼物！
正是这种爱，将维斯勒从一台冰冷的机器还原成一个温暖的个体。爱不仅是希望所在，也是求得人性回归的唯一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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