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福克納系1949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在約克納帕塔法世系小說中，他演繹了清教主義影響下的美國南方社會近一個世紀的發展歷程。福克納的宗教思想複雜而多元，他既與基督教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又清楚地看到它與南方舊的文化傳統融合過程中衍生的腐朽和註定消亡的命運。
這裡，我們從福克納的背景寫作、代表作品中宗教批判的主體構建以及批判的本質蘊涵等方面做了分析，力求能夠對這位南方作家宗教批判的力度和尺度有一個客觀的認識。
《聖經》地帶與作家的背景寫作
福克納一生中大部分時間是在美國南方一個叫奧克斯福的小鎮上度過的，它周圍遼闊的腹地被稱為是“聖經地帶”。南方人獨特的歷史經歷和南方文化的集體無意識積澱是造成基督教文化在南方長期盛行的主要原因。
南方基督教的基礎是以加爾文主義為核心的新教，從殖民地時期開始新教一直在南方佔有主導地位，它鼓吹原罪和宿命論等清教教義，以禁慾主義壓制人的慾望，譴責任何形式的享受和娛樂。生活對於南方人而言成了把自己不斷釘在十字架上的苦熬過程。
尤其是內戰失敗以後，南方人在精神上遭受到強烈的挫敗，他們沒有皈依北方資本主義的自由呼吸，而是處於自我辯護的狀態，選擇更加緊密地依靠宗教來實現自我解脫，希望神能夠幫助他們解決遇到的問題。大部分教徒都信仰加爾文主義的基本教義，這種“比清教徒的新英格蘭更為清教化”的宗教控制著南方人的思想和生活，特別是它從教義上支持奴隸制和種族主義，無可爭議地成為庇護南方等級社會制度的精神堡壘。
福克納生於南方一個基督教家庭，父母都是虔誠的清教徒，而他從小就在教會學校接受教育。在這樣的環境中成長起來，基督教對他的影響不言而喻。福克納在一次演講時說過：“記住，作家必須從他的背景出發進行寫作。他必須寫自己知道的東西，基督教傳說是任何一位基督徒背景的一部分，尤其是一個鄉下男孩，一個南方鄉下男孩的背景。我的生活、我的童年是在密西西比的一個很小的小鎮上度過的，那就是我背景的一部分。我在這種環境里長大的，我消化了它，不知不覺吸收了它。”作為一種重要的文化沉澱，基督教的精神成為了福克納人生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在他的21部重要作品中，福克納對《聖經》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引用，次數多達379處，其中源自《舊約》和《新約》的引用大體各自參半，分別有183處和196處。僅《喧譁與騷動》一書對於《聖經》的參照就高達55處。
福克納對基督教和《聖經》情有獨鍾，但他絕非篤信基督教。在一次接受採訪時，福克納就自己的信仰做過回答，“我想說，並且我希望，我唯一屬於的，我願意屬於的流派是人道主義流派”。他告訴人們他是在寫“人”，而不是寫“神”，“因為人有靈魂，有勇氣、榮譽、希望、自豪、同情、憐憫之心和犧牲精神”。
基督教與舊南方傳統——宗教批判的本源解構
福克納開啟了在清教主義的深刻影響下對清教主義進行批判和進行人性化的道德探索這一南方文藝復興中最有影響的文化傳統。他利用自己的小說，對各種摧殘人性的教會和宗教思想進行了嘲諷和鞭笞，特別是暴露了清教主義同南方傳統的核心組成部分：父權制度、南方婦道觀以及種族主義等方面的內在關係。
福克納在小說中塑造了一系列“上帝”般的父親形象。《押沙龍，押沙龍！ 》中的薩德本從窮困潦倒、受人歧視的窮白人變為“百里地”莊園的奴隸主，他發跡的模式以及家庭的變故與《聖經》中的大衛王有著眾多相似之處。他集父親、拓疆者和莊園奴隸主三重角色於一身，小說中多處地方都影射到他具有“上帝”般的高大形象和某種“超自然”的力量。
清教傳統賦予了父親無上的權威，卻把婦女變成了“影子”人物。宗教淪落為奴役女性的權杖是福克納小說中關注的重點。《喧譁與騷動》中的康普生夫人則是南方婦道觀迫害下的犧牲品，“當我是一個姑娘時……我受到的家教是這樣的，對於一個女人來說沒有中間道路，要麼就是當一個規規矩矩的女人要麼就是不當”。南方婦道觀規約了她的言行舉止，泯滅了她的母性，成為促使她“去女性化”的罪魁禍首。
南方的種族主義者同時擁有基督徒的身份，他們堅信黑人是諾亞的兒子含的後代，理應受到詛咒，成為奴隸。福克納的18部長篇作品都涉及到種族問題。黑人奴隸被當作牲口一樣買賣和使用，逃跑時又被當作獵物追趕；而女奴們的命運更是悽慘，她們隨時可能成為主人洩慾的工具和亂倫的對象，結果留下了福克納小說中關注的一個特殊群體——黑人混血兒，典型的有《八月之光》中的喬和《押沙龍，押沙龍！》中的邦恩、克萊蒂等等。在南方，混血奴隸的數目一度有41萬之多，這對於一個有著亂倫禁忌的宗教社會是一個莫大的諷刺。
宗教與迷信——文藝復興視野下的宗教批判
福克納的創作是20世紀初“南方文藝復興”的重要組成部分。南方啟蒙作家的一個共同點在於他們能夠立足於現在，重新審視過去這段歷史。脫胎於舊的傳統之中，他們從內部清楚地看到了宗教與南方舊傳統相結合而衍生的現實問題，並毫不留情地將其揭露出來。
為基督教褪去神聖的光環是福克納的精妙構思之一。福克納的多個小說人物明顯具有耶穌的特徵，然而這些不斷重構的現代基督形象已經不再是濟世度人的上帝之子，而是活在南方被嚴重扭曲變形的世俗化形象，他們有的是像班吉一樣的白痴，有的是像喬一樣的南方種族主義的受害者，無不是處於蒙難之中等待救贖的南方凡人。
在福克納的代表作《喧譁與騷動》中，黑人保姆迪爾西在禮拜儀式上感悟道：“我看見了初，也看見了終。”這句話出自《聖經·啟示錄》：“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戛；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後的；我是初，我是終。”“俄梅戛”是希臘文字的最後一個字母，為末尾、結束之意。經文預言了世界末日的情況，包括魔鬼被消滅、人們接受最後的審判等。
福克納在小說中引用這一《聖經》引語不但喻指迪爾西親眼見證了康普生家族的盛衰過程，而且更隱藏著一層隱喻舊南方末世的含義。作為舊南方的叛逆者，福克納以自己為“藝術上帝”，以人為出發點和歸宿，批駁了《聖經》以及基督教中延續的壓抑和迫害人性的渣滓，旨在為那個失去了道德秩序的南方和南方人指引光明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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