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對老師們的教誨終生不忘，一直以來都尊如父母，關愛敬重有加，尤其是在他成為世人矚目和敬仰的新中國開國領袖之後。且不說革命戰爭年代毛澤東對徐特立和符定一的“尊師情”、建國後對塾師毛宇居（未出五服的堂兄弟）“敬老尊師，應該應該！”的師生之誼以及對徐特立與黎錦熙等的尊敬之情早都被傳為佳話，就是對其他的老師，毛澤東也都十分關心，經常慷慨解囊予以捐助。
張幹是當年毛澤東在湖南省立一師讀書時想開除他的老校長。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與這位老校長多有書信往來。
建國後，當年的老校長張幹貧病交加，最困難的時候，竟無米繼日。他幾次想給自己的學生毛澤東寫信，請求援助，但幾宗往事卻使他實在難以啟齒。第一件，就是1915年的“驅張運動”，即毛澤東帶頭對校長張幹因額外徵收學雜費有過激烈鬥爭。第二件是，經過土改，張幹被劃為“地主”。一個地主，怎麼能向國家主席請求援助？第三件，1945年張幹在邵陽市省立六中當校長，見報載蔣介石兩度拍電報給毛澤東主席，請他到重慶進行和平談判，自己也曾拍了一封電報給毛澤東：“延安，毛潤芝學弟勳鑑：抗日獲勝，建國彌艱，萬懇應召赴渝，贊襄國政，幸勿固執，致失人望。張幹1945年8月21日。”“萬懇應召赴渝”，召者，皇帝的聖旨也。這不明明把蔣介石當成“皇帝”，把毛澤東當成“下臣”嗎？“幸勿固執”，還不好像在說毛澤東不願和平而老蔣則竭誠希望和平嗎？唉！毛澤東能原諒自己嗎？
1951年10月，中南海豐澤園毛澤東的客廳裡洋溢著歡聲笑語。這是毛澤東舉行家宴，歡迎自己青年時代敬重的師長徐特立、謝覺哉、熊瑾玎和同學周世釗等。席間大家憶一師時自然談及當時每一位清苦的老師。毛澤東問到了張乾和羅元鯤等老師。周世釗有點難過地說：“張幹一家六口，現在十分困難。他身患重病，整日臥病在床。一家人的生活全靠他微薄的工資，有時竟幾天無以為炊呢！”毛澤東站起來，用略帶責備的目光望著自己的老同學，“惇元，你怎麼不早說？對於張幹這樣的老教育家，應該照顧，應該照顧！“以後一連幾天，毛澤東都約周世釗（時任湖南一師校長）到家中歡聚。每次，毛澤東和周世釗都談及老校長張幹。幾天後，周世釗寫信向張幹說了毛澤東對他的關注。周世釗哪裡知道，毛澤東已直接致函湖南省政府主席王首道酌情給以資助：
首道同志：
張次倫（張幹別號）、羅元鯤兩先生，湖南教育界老人，現年均七十多歲，一生教書未做壞事。我在湖南第一師範讀書時張為校長，羅為歷史教員。現聞兩先生家口甚多，生活極苦，擬請湖南省政府每月每人酌給津貼米若干，藉資養老。又據羅元鯤先生來函說：曾任我的國文教員之袁仲謙先生已故，其妻七十歲餓飯等語，亦請省政府酌予救濟。以上張、羅、戴三人事，請予酌辦見覆，並請派人向張、羅二先生予以慰問。張、羅通訊處均是妙高峰中學。戴住新化，問羅先生便知。順致
敬意！
毛澤東
一九五一年十月十一日
王首道接信後，立即先後兩次給張幹一家送去救濟米1200斤和人民幣50萬元（舊幣，摺合新幣50元）。張幹看到毛澤東給王首道的信，又接到王首道送來的米和錢，激動得雙手顫抖，淚流滿面。
1952年，毛澤東盛情邀請老校長張幹、當年的歷史教員羅元鯤及少年時代的老師李漱清、同學鄒普勳（毛澤東在韶山的第一個塾師鄒春培之子）到北京家中做客，請自己最敬愛的老師們長敘別後之情。
9月21日，羅元鯤、張幹一行興高采烈地來到北京。這次師生久別重逢，毛澤東感到由衷的高興，並始終對老師們盡到了尊敬禮讓、躬謹謙和的弟子之禮。將客人請進客廳後，他一定要羅元鯤和張乾等坐上座，自己坐在下座。敘談間，毛澤東又把自己的女兒李敏、李訥喊出來，介紹說：“你們平時講，你們老師怎麼好，怎麼好，這是我的老師。我的老師也很好嘛！”他接著詼諧地說：“我的老師，你們要喊太老師。”毛澤東的話把大家逗笑了。頓時，師友之間的拘謹氣氛全消除了，心裡有說不出的溫馨和慰藉。毛澤東又說：“次倫先生和元鯤先生，都沒有加入蔣匪幫，是好的。沒有聽人講你們的壞話。”張幹內疚不安，想到當年那場學潮，他眼裡噙滿淚水，終於向毛澤東說了憋在心裡幾十年的話語：“一師鬧學潮那陣，我曾主張開除你，真對不起呀！”毛澤東緩緩地擺擺手，說：“我那時年輕，虎氣太盛，看問題片面。要是現在這樣學點猴氣，就不會發動那場‘驅張運動’了！陳年舊事，過去就算了，不要再提它了。”
接下來，毛澤東又詳細地詢問起羅元鯤先生解放後的生活和工作情況。當他聽說羅元鯤因小有家資、當地有人主張將他的成分劃為地主時，毛澤東擺了擺手說：“您解放前一直是靠知識、靠教書吃飯的，還受了不少苦，屬勞動人民，給您把成分定那麼高不公道，您是自食其力嘛！”
毛澤東興致勃勃地請他們共進午餐。席間，毛澤東頻頻站起來給老師敬酒，他還引用了一句古詩“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來表達自己的感恩之情，還說：“我這顆‘寸草心’，是怎麼也難報答老師的‘三春暉’啊！”羅元鯤和張乾等聽了，深受感動。
最後，毛澤東對幾位老師體貼入微地說：“你們年紀大了，就不要再教書了。學校應當優待，照送薪水。”羅元鯤聞言，更加感激莫名，他給毛澤東敬了一杯酒。
午餐過後，毛澤東陪同羅元鯤等師友一道參觀遊覽了中南海，直至盡興方散。
在難得相聚的美好時光裡，毛澤東與四位老人愉快地敘舊談今，笑聲陣陣，其樂融融。毛澤東憶及求學往事時，對幾位恩師的幫助和教育之情每每溢於言表，感謝栽培恩育受益匪淺。11月8日，毛澤東設宴為四位老人送行。之後又請幾位師友一起合影留念。在京逗留期間，羅元鯤還將自己的自傳和寫好的《第一師範時代的毛主席》，託付李漱清交給了毛澤東。毛澤東閱後回信說：
翰溟先生：
十月十九日賜示敬悉。李先生交來兩件，均已拜讀，極為感謝！自傳興會飆舉，評論深刻，可為後生楷模。另件所述“特色”諸點，得之傳聞，諸多不實，請勿公表為荷。兩件奉還。袁先生墓文遵囑書就，煩為轉致。新化古寺有所毀損，極為不當，此類各地多有，正由政務院統籌保護之法，故不單獨寫字，尚祈諒之。僧尼老者守寺，少壯從事勞動，此論公允，已轉政府有關機關酌處。此復。
敬頌旅安
毛澤東
一九五二年十月二十二日
毛澤東此番發自肺腑的評價，甚為中肯。羅元鯤讀後，為毛澤東的謙恭和尊師之舉而備受感動。
毛澤東極為讚賞羅先生自食其力的言行風範，為此，後來當羅元鯤離京回鄉時，他專門給老師羅元鯤親筆題寫——力食居。
不僅如此，他還允其作為家宅的匾額，以此肯定羅元鯤“自食其力”的歷史，並對老師寄寓了用勞動創造新生活的厚望。
的確，羅元鯤一向主張自食其力。而且一慣儉樸，總是穿著深藍色粗布大褂，外出時草鞋步行，不忍坐轎子和人力車。他還常常教育兒輩：“要吃飯，得流汗，自己的事自己幹；靠天，靠地，靠父母，都不是好漢。”羅元鯤的這些做人主張，與崇尚艱苦樸素、自力更生的毛澤東不謀而合，更加贏得毛澤東的欽佩與敬重。
袁吉六（即袁仲謙）是毛澤東在“湖南一師”讀書時期的國文教員。他對鍾愛文史、文思敏捷、學習刻苦的毛澤東非常喜愛。“驅張運動”後，幸有徐特立、袁吉六等知名老師的多方活動和極力抵制，才使毛澤東免於開除學籍，能夠繼續完成學業。1918年夏天毛澤東從“湖南一師”畢業後，積極投身於革命，殫精竭慮，四處奔波。但他仍然設法和袁吉六老師保持著聯繫。只是到了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二人才不得已中斷了音訊。
直至建國後，毛澤東才知悉恩師袁吉六已於1932年去世，不由得憶及在“湖南一師”的崢嶸學習時光，感念恩師對自己的傾心關愛，深感悲傷。
為了表示對老師的懷念和敬意，1950年“五一”勞動節，毛澤東專意邀請袁吉六的愛人、師母戴常珍到北京參加觀禮，讓老人享受到新中國新生活的幸福時光，聊盡一點做弟子的孝道。
後來，有人寫信告知毛澤東說戴常珍生活有些困難的情況後，毛澤東馬上給湖南省政府負責人王首道寫去一信，懇切提出“請省政府酌予接濟”。當毛澤東得知戴常珍老人患結石症剛做完手術的消息後，又立即從自己的稿費中拿出400元錢，託周世釗帶給戴常珍作營養費用。
1952年，當毛澤東得知地方政府決定為袁吉六這位名師重修墓地的消息後，他情不自禁揮毫潑墨，對恩師的無限追念和敬謝之情凝於筆端，欣然親筆題寫了七個大字的碑文——袁吉六先生之墓。毛澤東在給羅元鯤的回信中說：“袁先生墓文遵囑書就，煩為轉致。”
毛澤東對老師的牽掛是綿延不斷的。1963年3月24日，毛澤東致函周世釗時，信中有三分之二內容述及的是張幹老師，這部分意思如下：
老校長張幹（忘其別甫，是否叫作次倫？）先生，寄我兩信，尚未奉復。他叫我設法助其女兒返湘工作，以便侍養。此事我正在辦，未知能辦得到否？如辦不到，可否另想方法。請你暇時找張先生一敘，看其生活上是否有困難，是否需要協助。敘談結果，見告為荷。蔣竹如兄處，亦乞見時代為致意。他給我的信都已收到了。
5月26日，毛澤東獲悉張幹年老多病，特託時任湖南省副省長的周世釗帶去2000元錢和一封信。
次倫先生左右：
兩次惠書，均已收讀，甚為感謝。尊恙情況，周惇元兄業已見告，極為懷念。寄上薄物若干，以為醫藥之助，尚望收納為幸。
敬頌早日康復。
毛澤東
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六日
1950年7月19日，毛澤東在致其在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讀書時的數學老師王立庵的兒媳、長期在無錫師範學校附屬小學任教的吳啟瑞的信中寫到，“五月來信收到，困難情形，甚為繫念。所請准予你的三個小孩加入蘇南幹部子弟班，減輕你的困難一事，請持此信與當地適當機關的負責同志商量一下，看是否可行。找什麼人商量由你酌定，如有必要可去找蘇南區黨委書記陳丕顯同志一商。我是沒有不贊成的，就是不知道該子弟班有容納較多的小孩之可能否？你是八個孩子的母親，望加保重，併為我問候你的孩子們。”
1962年7月，長沙市稅務局幹部張人價和湖北財經專科學校教授張人惕二人致信毛澤東，向他報告父親張有晉故去的訊息。毛澤東在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讀書時，張有晉擔任過該校數學教員。7月19日，毛澤東覆信：“驚悉有晉先師因病逝世，不勝哀悼。謹此致唁。另奉薄儀一份，聊助營奠之資。”這次，毛澤東為先師故去所備的“薄儀”，是300元人民幣。
1957年2月，石景山鋼鐵廠（首都鋼鐵公司的前身）洗煤車間工程師黃筱三來到黨委秘書室找廠幹部即石鋼黨委秘書室負責人徐炳忠。他將寫滿一張紙的一封信放到徐炳忠的辦公桌上展示給看。這封信筆走龍蛇，字跡遒勁，信末落款是“毛澤東”三個字。
原來，這是毛澤東寫給黃筱三父親黃宗溍的一封信（這封信末尾所署日期為1956年1月26日，其中年份有誤，可能與春節臨近，歲末年初，新法舊曆容易混淆有關。據黃宗溍兒媳伍法祉女士提供的有關資料，實際日期應為1957年1月26日）。黃宗溍是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的地理教員，曾是毛澤東的老師。1953年，黃筱三將父親從湖南接到北京贍養，和自己共同生活。從那時起，黃宗溍就作為職工家屬，住在石鋼蘋果園五區的家屬宿舍裡。黃宗溍平時除咳嗽外並無大病，他覺得自己精神尚佳，因此給毛澤東寫過幾封信，詢問可否到中央文史研究館去做點工作。
在這封回信中，毛澤東首先對沒有及時給黃宗溍覆信表示歉意，他寫道：
黃先生：
多次惠書均已收到，遲復甚歉！
文史館事，已將尊函轉去，成否不一定。
送上人民幣一千元，聊佐杯水之資。敬頌教祺。
不幸的是，黃宗溍已在十多天前病故。
黃筱三表示，毛主席寫給他父親的這封信，他要用綢緞包起來，作為傳家寶，放在箱子裡好好保存。至於毛主席送給他父親的1000元，是一筆不小的數目，是一份厚禮。由於老人已不在世，這份厚禮他不能收，他想把錢退還給毛主席。他還說，自己不是黨員，但是覺得這件事似乎應當經過黨的組織系統來辦。他來找徐炳忠，是想向黨委彙報這件事，請問黨委這件事應該經過怎樣的程序去辦理。
當時，徐炳忠立即把黃筱三來訪的情況向黨委書記作了報告。黨委書記讓徐炳忠打電話報告中共北京市委工業部，反映一下黃筱三的意願和要求，請示如何答覆。
隔了幾天，市委工業部回話，轉達市委領導同志的意見說，毛主席給老師寫信和送錢，這是他們師生之間的事。黃筱三提出的問題，可以通過寫信呈送給毛主席的渠道去辦理。
徐炳忠把這個意思轉告給黃筱三，他立即表示明白了。原來，黃宗溍給毛澤東寫信，是通過老友經毛澤東的秘書田家英轉呈的。
又過了些日子，黃筱三告訴徐炳忠，毛主席在得知他的意見後，說了幾句感人肺腑、讓他終生難忘的話。毛主席說：“老師走了，師母還在，還有師弟師妹，這錢留給他們用吧！”黃筱三接著說，他的繼母和妹妹還在長沙鄉下，弟弟剛參加工作不久，想不到毛主席還把他們的冷暖掛在心上。
後來，黃筱三收到了田家英的來信，信中說：“已將黃老先生逝世一事報告主席。主席要我代他表示對於宗溍先生的哀思。”“主席的意思，把上次送給宗溍先生的一千元，移送黃老太太，作為家用補助。”
田家英的這封信，是寫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辦公廳”信箋紙上，交給石鋼黨委會轉送給黃筱三的。
這件事足以使人們看到毛澤東作為黨的領袖身上閃耀著中華民族尊師重道的傳統美德，以及自覺遵守黨的紀律、毫不自視特殊的崇高風範。毛澤東送給黃宗溍1000元的厚禮，足見師生情深，師恩難忘，但是對於黃宗溍謀職的請求，只是“將尊函轉去”，“成否不一定”。在此之前，也有人請毛澤東出面向文史研究館推薦人選。例如，1954年，毛澤東在給秘書田家英的信中，就提到有人求他舉薦李淑一進文史研究館、他婉言謝絕一事，信中說：“李淑一女士，長沙柳直荀同志的未亡人，教書為業，年長課繁，難乎為繼。有人求我將她薦到北京文史館為館員，文史館資格頗嚴，我薦了幾人，沒有錄取，未便再薦。”通過這些事例人們可以看到，在毛澤東那裡凸現著怎樣涇渭分明的公權和私誼的界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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