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和《左傳》究竟誰是我國第一部編年史史書？本來在印象中是沒有疑問的，但查閱相關資料後發現，確實還不是三言兩語能夠說清楚的。
《春秋》命名了一個時代
上古觀象授時，見草木榮枯而知有春秋，遂以“春秋”指稱年歲。
從西周起，周天子專設太史一職，專門記錄國家大事，所以“春秋”又特指史書。
進入東周後，各諸侯國各寫各的歷史，也就是各寫各的《春秋》史書。但，晉國名曰《乘》，楚國名曰《檮杌》。可惜，東周列國開始禮崩樂壞，開始戰亂頻仍，諸侯紛紛忙著爭霸，戰火連燒數百年，列國編撰《春秋》，幾乎散失殆盡。
魯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3年），漂泊十四年之久的孔子終於回到故鄉，他有感於周道衰微，壯志難酬，便將滿腔心血都傾注在整理“六經”上，刪《詩》《書》，正《禮》《樂》，序《周易》，作《春秋》，以寄寓自己的理想。
孔子歸魯後，以“國老”問政，大量接觸到宮府檔案，便依據魯國史官所編《春秋》加以整理修訂，不僅成為儒家“六經”之一，而且成為彌足珍貴的史冊。
《春秋》記錄了從魯隱公元年（前722年）到魯哀公十四年（前481年）共242年的大事。由於它所記歷史事實的起止年代，大體上與一個客觀的歷史發展時期相當，所以歷代史學家便把《春秋》這個書名作為這個歷史時期的名稱。
（《春秋》與春秋這個歷史時期，時間跨度大體相同。春秋時期開始於公元前770年（周平王元年）周平王東遷東周開始的一年，止於公元前476年（周敬王四十四年）戰國前夕，總共295年。）
《春秋》結束於魯哀公十四年春，至“西狩獲麟”一事，便戛然而止。其時孔子已七十一歲，大限將至，心境滄桑，又剛剛失去了最鍾愛的弟子顏回，後繼堪憂。這一日，叔孫氏的車僕鉏商，到曲阜之西的大野打獵，捕獲一隻怪獸歸來。叔孫氏見此怪獸，以為不祥，便棄之道旁。孔子聽聞，往而觀之，悲道：“麟也！胡為乎來哉！胡為乎來哉！”邊說邊掩面大哭，涕淚沾襟。
麟乃仁獸，盛世方出，與龍、鳳、龜並稱“四靈”。而今正逢亂世，出非其時，反遇其害，是以孔子哀慟若此。
相傳孔子降生之時，有麟吐玉書而來，豈料臨終之前，又見麟死，冥冥中似有天意，故孔子不無預感地嘆道：“吾道窮矣！”並寫下一首輓歌：“唐虞世兮麟鳳遊，今非其時來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自此絕筆，不再著書。《春秋》也因此之故，又被稱為《麟經》。這輓歌是為麟而唱，也是為他自己而唱，更是為他無法實現的理想而唱。
《春秋》用於記事的語言極為簡潔、簡練、洗練，每一件事往往不過片言隻語，注重交代結果，鋪敘能免則免。然而幾乎每個句子都暗含褒貶之意，被後人稱為“春秋筆法”。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春秋筆法空前絕後。並由此，引申出了“春秋大義”。
《左傳》對《春秋》進行了工筆細描
《春秋》或許因為太過執著於微言大義，摒棄浮辭，極簡至上，多一字嫌煩，少一字覺闕。對今天的讀者來說，文言古文之艱澀難懂已經讓人望而卻步，然孔老先生之《春秋》，不僅惜墨如金，而且言簡意賅的程度，簡直到了極致。
實話說，人們是看不懂的。《春秋·隱公八年》原文：春，……。夏，……。秋，……。螟。冬，……。
《春秋》中，隱公八年（前715年）全年國際大事的記述共101字，但秋天除過其餘記敘，還有一個“螟”字。各位看官，只有一個“螟”字。一字千金，已無法形容其珍貴了。這場螟蟲之災發生於何時何地，情形嚴重與否，殃及範圍大小，等等，一概不提，後人無法知曉。因此，王安石嘲諷《春秋》為“斷爛朝報”。梁啟超揶揄《春秋》為“流水賬簿”。雖不免有些刻薄，卻也不無道理。
要讀懂《春秋》，真的不容易，或者也是不可能的。再來看，“鄭伯克段於鄢”。
《春秋·隱公元年》原文：春，……。夏五月，鄭伯克段於鄢。秋，……。冬，……。
如果說魯隱公八年記述之“螟”，尚且可以推斷是一種螟蟲自然災害。那麼隱公元年記述的“鄭伯克段於鄢”，究竟是什麼意思？如果沒有其他史料，後人就可能有成百上千種解釋，而成為一段“公案”。
可能是，左丘明先生自己也有點看不下去了。據史記，老人家已經失明，但人家硬是給《春秋》作了詳細解釋，撰寫了《左氏春秋》。戰國時，詮釋之作相繼出現。到漢代時，已有《左氏春秋》《公羊春秋》《穀梁春秋》《夾氏春秋》和《鄒氏春秋》五種之多。《夾氏春秋》和《鄒氏春秋》後來亡佚，只有《左氏春秋》《公羊春秋》和《穀梁春秋》流傳下來，合稱“春秋三傳”。《左傳》是寫實派，重在補充史料，詳述史實；而《公羊傳》和《穀梁傳》是寫意派，重在抉隱探幽，闡發微言大義。
初，鄭武公娶於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佗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
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闢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為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
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為己邑，至於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眾。”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
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啟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於鄢“。公伐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
遂置姜氏於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潁考叔為潁谷封人，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繄我獨無！”潁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遂為母子如初。
君子曰：“潁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
《左傳·鄭伯克段於鄢》大約670餘字，是《春秋》紀事之10倍有餘。講述了鄭莊公因生於難產，從小不受母親喜愛，而他受寵的弟弟公叔段則驕橫放肆，最終釀成了一場兄弟反目、母子失和的人倫悲劇，也留下了“黃泉相見”的典故。這樣波瀾起伏、發人深省的故事，如果沒有《左傳》補充記述，豈不可惜？
再比如，我們熟悉的《曹劌論戰》。
《春秋·莊公十年》原文：春王正月，公敗齊師於長勺。
但在《左傳·曹劌論戰》的記敘則洋洋灑灑有320餘字。不僅如此，而且還留下了平民曹劌自薦，出戰，敵疲，破敵的過程，尤其是“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的精彩論斷。
所以，如果說《春秋》是粗筆勾勒，那麼《左傳》便是工筆細描。
2009年，一批被盜賣至海外的戰國楚簡，由浙大校友出資從海外回購。經過兩年多的整理考釋，浙大古文字學家曹錦炎主編出版了《浙江大學藏戰國楚簡》。該書，使得2300多年前的戰國楚簡正式與世人見面。這批印跡斑斑、長短不一的楚簡與流傳的《左傳》內容基本一致，首次證實《左傳》的成書時間至少在戰國時期，從而破解了千百年來關於《左傳》的真偽之爭。
究竟誰是我國第一部編年體史書
《春秋》的開創之功都是無可爭辯的。它的編年體例，為史學三大體例之一，“系日月而為次，列時歲以相續”，垂範千秋，繼之者眾，《資治通鑑》最稱出類拔萃。
《春秋》之春秋筆法，姑且不論有多少後人穿鑿附會之處，但其本身所彰顯的史學精神卻勿庸置疑，那便是勇敢無畏，剛直無私。中國史脈能綿延至今而不斷，與孔子當初所賦予的那股堅韌之氣息息相關。
然而，由於其紀事太過言簡意賅，簡要到後人基本看不懂，所以，《春秋》是我國第一部編年體史書。而第一部敘事詳細完備的編年體史書，則是《左傳》。兩者的差別，在於是否敘事詳細完備。
左丘明被稱為中國傳統史學的創始人，被史學界推為中國史學的開山鼻祖，被譽為“百家文字之宗，萬世古文之祖”“文宗史聖” “經臣史祖”。孔子、司馬遷均尊左丘明為“君子”。
結言：《春秋》《左傳》都是中華文化的瑰寶，其定位其實並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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