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列國格局之下的春秋戰國時代，在外交場合，古人們發展出了眼花繚亂的外交辭令，為後人提供了寶貴的修辭學案例，下面的這些例子就是春秋時代外交辭令的典型案例。

比喻

比喻手法的運用通常能夠把抽象的事物變具體,把深奧的道理變淺顯。早在商王盤庚的訓浩中,就懂得用“若火之燎於原,不可向邇,其猶可樸滅”這樣幾個比喻。而到了春秋行人辭令中,這種手法運用得已經是相當普遍,而且藝術上也更加嫻熟。如魯僖公四年齊桓公率諸侯討平蔡國後,又浩浩蕩蕩地開進楚境。而對中原諸侯的軍事恐嚇,屈完沒有說別的,只是以“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這樣形象的比喻來應對,意思是說齊楚兩國,一個極北,一個極南相隔遙遠,縱使牛馬牡 牡相逐奔逸,雖速而遠,亦不至互相侵入邊界，極言兩國之毫不相干。就近取喻,顯得生動而貼切,所以至今仍然成為人們常用的成語。而方城為城，漢水為池，不僅氣度甚大， 格局廣闊，結合了楚國的地理格局，且暗示楚國戰略縱深極大，南國地區多丘陵水澤，中原軍隊戰車再多也難以施展，“凡用車者,陰溼則停,陽燥則起,貴高賤下”，深入之敵恐怕有來無回，在氣勢上足以回敬齊桓公。

就地取材,源自擅長之事，是《左傳》中行人辭令用喻的一個重要特點。襄公十四年,戎子駒支對晉人責難之辭中,歷數歷次戰役中戎師對晉師的協助,並以一個比喻總結道“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椅之,與晉踏之。”戎狄本來就是農獵民族，射獵是擅長之事，意思是說咱們一起打仗就好比捕鹿,晉國抓住它的角,我們諸戎拖住它的後腿,是咱們合力把它弄倒的。以打獵喻戰事,既表明此中戎人的盡心盡力,功不可沒,同時又喻示著兩者在戰爭中的地位晉為首,戎人從之。這個比喻既義正言辭,又十分切近實際情況,無怪晉最終為其辭所服。

有的比喻就很晦澀神秘了，比如：

“初，聲伯夢涉洹，或與己瓊瑰，食之，泣而為瓊瑰，盈其懷。從而歌之曰：濟洹之水，贈我以瓊瑰。歸乎！歸乎！瓊瑰盈吾懷乎！懼不敢佔也。還自鄭，壬申，至於狸脤而佔之，曰：餘恐死，故不敢佔也。今眾繁而從餘三年矣，無傷也。言之，之莫而卒。”

歸，有死亡，西歸的含義，夢中的歌唱出了貴族潛意識裡的隱憂，對於未來的隱憂。河神贈與其玉珠，總有一日是要還的，歸還有期，歸也有時，命中註定的死亡是逃不掉的，給人以悽婉悲涼的感覺。

引用

《左傳》中的行人辭令而言更是這樣。這一方面是由於春秋行人學識淵博,撰辭準備充分,另一方面也是現實環境的需要,時代風氣使然。從行人辭令徵引的材料來看,主要有以下幾種類型、引《詩》。春秋行人不僅會專門賦《詩》言志,還會在行人辭令中引用其中句子以正其論。如成公二年齊國佐駁晉無理要求那段辭令中：

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玉磬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為。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為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為盟主?其晉實有闕。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慾。《詩》曰『佈政優優，百祿是遒。』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震，師徒□堯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魯、衛諫曰：「齊疾我矣!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仇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我亦得地，而紓於難，其榮多矣!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晉?」晉人許之，對曰：「群臣帥賦輿以為魯、衛請，若苟有以藉口而復於寡君，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

就連引了三首詩首先引《大雅。既醉》中“孝子不匾,永錫爾類”一句,以證霸主需“以孝令諸侯',其次引《小雅-信南山》中“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一句,以證“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最後引《商頌 長髮》中“而政優優,百祿是遒”一句,以發號施令要和緩,才能求得諸侯真心擁戴。雖然行人辭令引《詩》之句,多是“斷章取義”,各取所求,甚至只要和自己想說的話題相關就行,但確實能使自己的言辭顯得有根有據。

再比如 、引古人之言。如文公十七年鄭子家與趙宣子書中,一連引用“畏首畏尾,身其幾餘”和“鹿死不擇音”兩句,暗示鄭屈於大國之命,處境己艱難至極,不願再忍受,如果被逼到絕境,無路可走,只有不惜一切拼死一搏了。隱公十一年魯公子解騰侯薛侯爭長之辭,弓用周諺“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勸薛侯能夠委屈一下,按周禮之慣例長騰侯,只有這樣才能得到到尊敬,顯得理通而辭平。以上的例子可以看出,它們有的莊嚴典雅有的平易活潑,豐富多彩,不拘一格,但無疑都大大加強了行人辭令的說服力。

反問

反問以疑問的語氣表達與字面相反的意思,說話人的意圖往往要從反面來理解,因而顯得語意微妙,讓人難以捉摸。行人辭令為了加強表達效果,常會用到這種手法。“其豈敢……”式的反問,成為行人辭令中模糊立場,障人耳目的主要手法之一,如魯僖公十五年,秦晉韓之戰後,“秦獲晉侯以歸,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這給一心爭霸的秦穆公出了道難題以其本意,自然是想扣壓晉惠公,以控制晉國,可是晉大夫不依不撓,秦穆公有所顧忌而不敢做得太過,於是讓行人告訴晉大夫“寡人之從君而西也,亦晉之妖夢是踐,豈敢以至”這句話成功擋住了晉大夫的糾纏,但他對晉惠公做何處置,態度仍不明朗,為自己後來的行動留了一手。其他反何形式,如“無乃……乎”、“何以……”這樣的委婉規勸“敢不……”這樣的應承“將焉……”這樣的質疑,皆廣泛運用於行人辭令中,各盡其妙,大大增強了行人辭令的表達效果。

排比

排比手法的運用可以有效地加強語勢,加快言辭的感情節奏。《左傳》中的言辭多散行單句,但在行人辭令中,卻經常會出現大段先代典制和歷史事件的鋪排,特別是其中篇幅較長的,為了“飾辭駕罪”的需要,就會用排比手法來虛張聲勢。

行人辭令中把排比手法推向極至的當數成公十三年的《呂相絕秦》,其中每次戰役中歷數秦之罪,幾乎都會排列句式,如敘河曲之戰“康猶不俊,入我河曲,伐我諫川,俘我王官,聆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這裡同樣是四字工整排列,其結構卻比前例更為複雜,加上每句必帶“我”字,顯得立場堅定,義正言辭。另外,為了避免句式的平板,又會有意識地在末尾增加每句的字數以造成變化之勢,如“無祿,文公即世,穆為不弔,蔑死我君,寡我襄公,迭我淆地,奸絕我好,伐我保城,珍滅我費滑,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傾覆我國家。”以及“君亦不惠稱盟,利吾有狄難,入我河縣,焚我箕、部,艾夷我農功,虔劉我邊睡。”值得注意的是,每次敘寫戰役之名,用語也儘量避免重複,如“而為韓之師”、“是以有般之師”、“以有令狐之役”、“是以有河曲之戰”、“是以有輔氏之聚”,

可以說是錯綜變幻,體現了作者有意識的文字運用，這極有可能是寫史者在整理言辭時的潤色。金聖嘆說得好,呂相絕秦之文“章法句法字法,真如千巖競秀,萬壑爭流,而其中細條細裡,異樣密緻,讀萬遍不厭也。

音義雙關

傳十三年，春。。。乃行。繞朝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既濟，魏人噪而還，秦人歸其帑，其處者為劉氏。晉·杜預注：策，馬檛，臨別授之馬檛，並示己所策以展情。繞朝

這是左傳裡一處經典的音義雙關，因為策馬的竹仗策與 策略的策同字不同意，因此繞朝送給士會竹策，以表示其計謀被看穿了。

預設

所有的循序漸進，步步深入，很多都以預設為前提展開，比如著名的燭之武退秦師：

“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為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惟君圖之。”

一開始就拋出大前提即鄭國要完蛋了，然後再一步步展開，轉而與秦穆公討論怎樣“有益於君”,這個話題自然是秦穆公最愛聽的,於是接下來,他也就能欣然接受燭之武的雄雄大論了。燭之武之說辭,言鄭對秦之害,貫穿全篇,危言聳聽的“舍鄭”之利,則伏於其間,輕輕帶過。其意圖表現得可謂隱晦纖曲,似乎全是為站在秦的立場為秦著想,因而最終成功說服秦穆公退師而解鄭圍。 燭之武的這種策略,很適用於飽受欺陵的小國救亡圖存,它們的行人往往能夠抓住大國爭利求霸的心理,以本國滅亡為假設，利用諸侯矛盾的間隙,以言迎合之,使其作出有益於己的決定。如哀公七年的茅夷鴻求救於吳之辭：

魯弱晉而遠吳，馮恃其眾，而背君之盟，闢君之執事，以陵我小國。邾非敢自愛也，懼君威之不立。君威之不立，小國之憂也。若夏盟於鄫衍，秋而背之，成求而不違，四方諸侯，其何以事君？且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以私奉貳，唯君圖之。

魯師趁吳師返國之際,突然侵犯比自己更小的鄰國邾國。邾國無備而被破,公宮被據,國君被囚,百姓遭掠搶。鄰大夫茅夷鴻奮然挺身而出,使吳求其救鄰。他的這段說辭很是講究開首第一句極言魯的自高自大,目無大國,以此來激怒吳國,而魯欺陵本國的事,則於末句輕描素淡地勾出，還說了一句我們不敢自己憐惜自己，即承認亡國的命運。言“遠吳”,言“背盟”,言“闢君”,似乎魯師這次危害的不是邾國,而是吳國。接下來兩句則徹底拋開救鄰之事,對吳表示鄰國亡了沒什麼,但我們憂懼的是“君威”不立。一副為吳著想的樣子。第四句進一步以危語震之,把這件事的危害擴大到四方諸侯“事君”的層面,正中吳國之痛。最後三句,以魯鄒兩國軍事實力及對吳態度上的對比,讓吳看清其中利害,作出正確的選擇。茅夷鴻的說辭雖多從反而言之,卻恰好迎合了吳急欲求霸中原之意,整句沒有一句求救語,卻以纖曲之論很快打動了吳人之心。

孔子也使用過預設原則來化險為夷：

十年春，及齊平；夏，公會齊侯於祝其，實夾谷。孔丘相。犁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幹盟，兵不逼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闢之。

夏季，魯定公在祝其會見齊景公，祝其也就是夾谷。孔丘相禮。犁彌對齊景公說：“孔丘懂得禮而缺乏勇，如果派萊夷蠻族用武力劫持魯侯，一定可以如願以償。”齊景公聽從了。等危機出現了，孔丘領著定公退出，說：“衛士們，拿起武器反擊！兩國的國君會見友好，而邊遠的東夷用武力來搗亂，這不是齊君所以對待諸侯的態度，邊遠不能圖謀中原，東夷不能攪亂華人，俘虜不能侵犯盟會，武力不能逼迫友好，這些對於神明來說是大不吉祥的，對於德行來說是喪失道義的，對於人們來說是丟棄禮儀，君王必定不會這樣做。”齊景公聽了以後，很快就讓萊地人避開。 這套說辭中，孔丘已經用預設的手法將齊侯假設為有仁德懂禮儀的君王，從而用此反過來要挾齊侯，說他劫持魯侯的行為是令人難以置信的。這樣一來，有強制性的預設起到了綁架聽者的作用，就像推銷員一般使用封閉性的選擇問 （要a還是要b）而不是是非問（要不要）來要挾顧客一樣。而孔丘明知齊侯做法不易卻還要正話反說，明顯違背了合作原則裡的質原則（不說假話），而孔丘有意識地說反話，其言外的嘲諷之意躍然紙上。

而有的話基本上就是無可奈何了，比如：

冬十二月，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餘焉能戰！公與石祁子玦，與甯莊子矢，使守，曰：以此贊國，擇利而為之。與夫人繡衣，曰：聽於二子。渠孔御戎，子伯為右，黃夷前驅，孔嬰齊殿。及狄人戰於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衛侯不去其旗，是以甚敗。狄人囚史華龍滑與禮孔以逐衛人。二人曰：我，大史也，實掌其祭。不先，國不可得也。乃先之。至則告守曰：不可待也。夜與國人出。狄入衛，遂從之，又敗諸河。

珏與決同音，授予其決斷之權；矢是兵權的意思， 族的金文就是旗幟下的箭矢：

早期部族軍事民主制的象徵；而繡衣有君主特命的意思。這一切表明衛懿公已經知道要一去不復返了，既知命不久與世的他在出徵前為自己安排後事；而後面太史的行為則很值得玩味，古人視祭祀與祭器極重，所謂國之大事，惟祀與戎；鼎等禮器是國家的象徵，如果要征服一國，必須獲得其禮器；狄人帶著俘虜史華龍滑與禮孔追殺衛國人，二人也許是想為國人爭取時間，用假投降的方式騙戎狄，告訴他們自己可以先回去當內應；但二人回國後告訴百姓不要守城結果所有人都出城逃難，反而讓戎狄在無險可守的平原上屠殺手無寸鐵的老百姓。

不是說二位史官有錯，這有可能是戎狄的欲擒故縱，引蛇出洞從而避免攻城、將群龍無首的百姓一網打盡。也許這說明了戎狄瞭解中原禮儀，在入侵中國前知曉了相關的禮樂制度，比如左傳用”戰“，伐來描述戎狄，師有鐘鼓曰伐；偏戰，結日定地，各居一面，鳴鼓而戰，不相詐。左傳用描述中國的詞彙詞彙描述戎狄，說明其知曉華夏的禮儀制度，知道中國人重視宗教禮儀，註釋裡所謂的”夷狄畏鬼之故“其實對戰爭雙方都有約束作用，而且衛國的宗廟神器對於本國人的威懾作用更大，所以戎狄可能以此為預設前提，用此打起了如意算盤：如果二人是去當內應獻城投降，那麼自己可以直接得到衛國；如果二人是回去報告敗績，告知衛國人主力已經損失殆盡，只能逃跑，那戎狄可以緊隨其後將衛國人一網打盡。不管如何衛國都要完蛋。

至於更著名的鞌之戰裡滅此朝食、餘勇可賈，則完全是齊侯以滅亡晉軍為預設前提說的話，“餘姑翦滅此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齊侯認為自己大約在朝食、上午九點左右前打敗對手，完全把對方想象的不堪一擊，狂妄可見一斑。；至於餘勇可賈，高固憑什麼就一定認為 其他人的勇氣一定不如自己呢？這種無根據、不基於瞭解做出的結論 本身就是自大自負的體現；而且，挑戰敵陣的任務一般由低級武士而不是高固這樣的上卿、左軍統帥來執行，齊國上下軍心浮躁，可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