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星鱼2008 2020-03-11 17:43:14
关于“国企和民企”的讨论从未停止过，担心“国进民退”的人，主要是担心国企效率底下，私有财产能否受保护等。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担心？可能是因为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假设：理性经济人和有效市场假设，认为如果每个人都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市场才能像一只“看不见的手”，推动整个社会财富的增加。所以大家潜意识里觉得，民企利润高于国企，所以民企效率更高；国企属于国家，民企属于私人，所以民企才能保护个人的财产。
然而民企真的更有效率么？私有制真的能保护个人的财产么？我们来看看事实：
私有制市场经济的大本营-美国，过去50年，美国前1%的人群，收入增长要快于余下的99%人群，尤其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后，顶尖1%的人掌握了全社会主要的财富和增长，而另外一部分人被果断抛弃了，这另外一部分人是社会的99%。更严重的是产业空心化，由于第三产业的失利，美国的传统制造业已经全线崩溃，以前繁荣的芝加哥，底特律等正在变成“鬼城”，有些地方的贫困人口居然高达1/3，毒品和枪支泛滥。贫富差距扩大和产业空心化正是特朗普当选的原因。而美国的亲戚，欧洲，贫富差距也在扩大，但由于高福利制度捆绑了选举，他们只能发债，这又引发了债务危机。再加上难民危机，英国脱欧等，欧洲也是摇摇欲坠。
再来看看日韩，学习市场经济后，确实在上世纪60年代迎来了大发展。然而非常短暂，90年代日本就进入了“失去的几十年”；韩国更是不乐观，沉重的生活成本让韩国妇女的平均生育率低于1，牛津人口研究所更是警告，韩国可能成为地球上第一个消失的国家，经济已经发展到让社会不繁衍了。
最后看看发展中国家拉美，委内瑞拉，阿根廷等国，货币轮番贬值。不过让人欣慰的是，被扣上“发展中国家陷阱”标签的他们，终于看到“发达国家”也开始进入陷阱了。
这些例子好像和经济学原理相反，怎么越强调私有制自由市场的地方，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反而是下降？例子中的国家有个共同点，就是贫富差距。以前我们总说：“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好像公平会妨碍效率。然而公平和效率真的矛盾么，不公平的地方好像效率也高不起来。
要从根本上解释这个问题，我们还得回去看看西方经济学基本假设的根源。
一、《国富论》的历史背景
1.启蒙运动
亚当斯密出生于1723年，当时的时代大背景是欧洲的启蒙运动，这点很重要。启蒙运动是启蒙什么的？不是读书识字，而是反抗当时西方的宗教特权。我们知道，欧洲中世纪一千年都是处于宗教的统治当中，教权大于政权。我们中国历史上没有经历过宗教时代，可能很难理解，当人们处于蒙昧时，宗教是很有力的。古代欧洲人无法理性地认识世界，需要借助一个外物来解释所有现象，所以宗教就出现了，“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
而中国在几千年前，先贤们已经通过自己的智慧认识了世界，解决了蒙昧，所以我们没有宗教的问题。但宗教在西方是很必要的，充当了科学的角色，对保障人们的生存起了很大的作用。圣经里描述人有七种重大罪行-傲慢、嫉妒、愤怒、懒惰、贪婪、淫欲和暴食，如果放纵这些欲望，人类就可能灭绝，所以人们需要强大的力量来约束。正是这样一种“他律”，让西方人免于许多灾难。
那既然宗教这么有用，启蒙运动为什么还反对呢？因为宗教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危险的一面。由于宗教的蒙昧，人们无法全面正确了解世界，会产生一种状态- 迷信。而迷信的人很容易丧失自己的理性，受到他人的蛊惑，成为他人的附庸，宗教里有解释权的神职人员极有可能形成一个特权阶层，奴役他人。启蒙反对的正是宗教附带的愚昧及特权，所以启蒙的意义在于“祛魅”，就是要把这个有点蒙昧的，迷信的宗教“他律”，变成可以清楚认知的，理性的“自律”。启蒙的核心思想是“理性崇拜”，理性针对的是宗教崇拜，而不是提倡我们自私自利，理性恰恰是要把“他律”的道德变成“自律”的道德。
这样一种由“宗教”到“理性”的转化正是启蒙时期这个大时代的核心，启蒙的“理性”针对的是对基督教的管制，启蒙的“自由”也是指摆脱宗教束缚，而不是我们现在理解的“纵欲”。如果启蒙变成了“纵欲”，那人类岂不是辛辛苦苦几千年，一夜回到宗教前（丛林社会）？不仅如此，“纵欲”的后果一定是宗教的回归，而且是更加变本加厉，因为宗教就是专治各种因“纵欲”带来的灭顶之灾。
2. 科学的产生
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了科学，它正是采取了理性的态度，希望把宗教里神的法则，变成自然的法则。比如牛顿的力学、天体物理学，使人们对太阳的理解不仅仅只是“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同样，在斯密之前，人类的社会经济活动是上帝安排的，《国富论》的意义正在于把神祗的经济活动，解释成自然的，人类理性可以理解的经济规律。在《国富论》之前，他写的是《道德情操论》，《道德情操论》是他的思想基础，也是《国富论》的基础，不研究《道德情操论》就不能理解《国富论》在说什么。
二、如何理解“理性经济人”和“自由市场”
1.“利己”的来源-基督教的“原罪”
大家认为《国富论》讲的是利己。其实人性自私是当时人们的普遍想法，这来源于基督教的原罪论，基督教认为人性是自私的，邪恶的，这是人类的原罪。第一个不从宗教原罪出发，而从人类自身来讨论人性的自私，是马基雅维利。他认为人类愚不可及，欲望难填，自私自利，没有公道，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他其实秉承了宗教对人性本恶的看法。中国的思想底色是孟子的“性善论”。
基督教世界观的根基就是“原罪”，人是怎么来到世界的，因为亚当夏娃偷吃了禁果，这奠定了欧洲人的世界观。有罪怎么办？赎罪。基督教认为，上帝赐予了人们“自由意志”，来行善救赎自己的罪。所以“原罪”和“赎罪（自由意志）”构成了基督教最基本的二元。
2.《道德情操论》中“利他”-“赎罪”
正如基督教中用“上帝给与人自由意志”来“赎罪”，亚当斯密用了"道德情操"来救赎“利己”的“原罪”。他认为人们除了自私外，还有公正的“利他”心，这并非上帝的给与，而是人的本能。
《道德情操论》里描述了人性的另一面：“人，天生就希望被人热爱，而且希望自已是一个可爱的人。他天生就害怕被人憎恨，而且害怕成为可恨的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辛苦劳作，来回奔波是为了什么？所有这些贪婪和欲望，所有这些对财富、权力和名声的追求，其目的到底何在呢？归根结底，是为了得到他人的爱和认同。”
亚当斯密那里的理性经济人，先是有“利己”的原罪，然后有“利他”来赎罪，而今天的主流经济学几乎从来不提《道德情操论》中的“利他”，
把自私当成“理性经济人”，这就相当于没有“救赎”的“原罪”。
3.“自由市场”的来源
今天人们奉亚当斯密为自由（利己）市场之父，认定只有“利己”的市场是完美的，因为“理性经济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自动调节着市场，使资源达到有效配置。然而这个“有效”却只有“利己”一个纬度。
受基督教世界观影响的斯密，他的“有效”一定是通过二个纬度来实现的：“原罪（利己）”和“救赎（利他）”。这个“有效”是人类不用附庸宗教，而是依靠自己的利己心和同情心，就能过上幸福富裕的生活。他的“自由市场”是针对宗教枷锁来说的，而我们现在把“自由”理解成不择手段的追求利益，恰恰是斯密反对的。
比如《国富论》第四章说的“政府不应指导投资”，针对的就是“重商主义”，而不是反对国家维护公平正义。当时欧洲的国家重商主义到了什么程度呢？并不是简单的国家贸易就叫重商，那是西方最血腥的原始资本积累阶段。重商主义认为是一个国家积累的的金银越多就越富强，所以当时许多欧洲国家变成了商人，禁止进口，强迫出口来挣取金银，甚至去国外投资（抢金银），国民也必须按照国家的指导来投资。与之伴随的是欧洲无休止的内部战争（三十年战争和威斯特伐利亚制衡体系），和对外殖民战争，大家还记得做中国鸦片贸易的东印度公司吧，国家之间的战争居然是为了做生意。正是这样一种思想给殖民地国家带来沉痛伤害。
面对利己这只“看不见的手”，亚当斯密构建了另一只“看不见的手”-利他道德。他借助了人们的“同情”心，“同情”不仅仅是怜悯，更是当事人与旁观者之间产生了同感。比如一个人在悲伤、喜悦时，作为旁观者，能理解他的情感，那么他便能从中获得抚慰。与此同时，自己的努力得到了认可，自己也得到了满足。这样，另一只“看不见的手”，或者说另一个“有效市场”就产生了：同情是人类最原始的一种情感特质，它不仅是人与人之间建立联系的纽带，同时也制约着人们对个人财富和名声的过度追求。
“利他”心这只手，和“利己”心一起，来实现人类社会的幸福，这才是一个完整的有效市场。这种智慧和善意都极大地超越了当时的那些重商主义经济学家。我们今天总看到“市场失灵”，经济危机越来越频繁。没有《道德情操》的《国富》是跛子，市场怎么会不失灵？
亚当斯密的经济学其实是基督教文化的产物，体现的是基督教的世界观。基督教的“原罪”和“上帝给与的自由意志”，正是亚当斯密思想基础-“利己”和“利他”的来源。亚当斯密的意义在于，把宗教的教条转化成了人性的理论。只有“利己”这个原罪，没有“利他”来赎罪，这才是经济危机的根本。只有“原罪”，没有“赎罪”的宗教，是荒唐的，因为宗教的关键在于救赎。
破除迷信
而且更加荒唐的是，这种经济思想只是一个基督教脉络下的思想，我们许多国人不了解它的基督教背景，却认为它是唯一的真理，这种迷信其实反映了我们对西方文明的迷信。西方文明的重要来源是基督教文明，而基督教文明并不是世界上唯一的文明，世界还有印度文明，阿拉伯文明，中华文明等等，我们却把西方文明当成唯一的真理，这就像西医和中医。中国的文明从一开始，就走的是另一条路，我们在两千年前诸子百家时代，就已经完成了“祛魅”的工作，人们并没有诉诸一个人格化的“神”，而是用自己的理智来认识世界，所以中国从来都不存在一个宗教极权时代。没有宗教的束缚，我们已经是“自由”的了，还要什么“自由”？
中国人认识世界不是从“原罪”和“赎罪”开始，而是从“道”开始的，在这个脉络下，我们有一套自己对经济的理解。整理出中国自己的经济理论，才是我们需要去做的事情。如果我们需要全盘接受西方的经济学，那我们是否首先要全盘接受基督教，然后再模仿一个宗教革命？
中国的启蒙早在两千年前就已经由孔子完成了，孔子和儒家以“仁”为核心的道德理性和道德实践取代对武力和霸权的迷信。儒家没有宗教那样的绝对教义，也没有基督教圣经那样的绝对神圣文本，儒家的所有经典都是人间的，都是用“你自己的理智”可以把握的。
但20世纪开始，中国的思想主流不断强化对西方启蒙的全面认同，并创造了新的迷信，即认为西方的月亮都比中国的月亮圆，中国现在最大的迷信就是对西方的迷信，使得现代中国人几乎不会用“自己的理智”去思考，因为他们认为必须求助“西方人的理智”。
回到文章开头，国企被指责利润低。而这恰好它的意义所在，因为国企的目标不是逐利，而是公平，保护更多人的利益。如果一定要用西方思想解释，那就是在这个充满原罪的市场中，国企扮演了救赎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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