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我國當代文學史上第一部正面描寫知識分子鬥爭生活的優秀長篇小說，《青春之歌》以“九一八”事變到 “一二·九”運動時期的愛國學生運動為背景，通過青年學生林道靜“從一個個人主義的知識分子變成無產階級革命戰士”的艱難歷程，塑造了青年知識分子的群體形象，表現了一代青年在黨的領導下的迅速成熟。作家楊沫曾坦言：“林道靜革命前的生活經歷基本上是我的經歷，她革命後的經歷，是概括了許多革命者的共同經歷。”因而，作品具有一定的“自敘傳”色彩，是作家關於紅色青春的深刻記憶。
那麼，這部伴隨新中國幾代人成長的紅色文學經典，究竟是如何創作出來的，其前後情形又怎樣呢？
叛逆走上革命路
楊沫於1914年8月25日出生在北京一個富有的地主家庭。但她幼年時卻得不到家庭溫暖，這反倒使她有了接觸下層人民的機會。她同傭人睡一盤炕，放學後，和拾煤渣的窮孩子一起玩。她還常被母親帶到灤平鄉下去收租。她在《我的生平》一文中回憶說：“在這裡，我看到世界上最悲慘的事——看到了地主是怎樣殘酷地壓榨農民，怎樣吸乾了農民最後一滴血汗的真實景象。”這種貧與富的鮮明對照，使楊沫對黑暗的封建社會憤慨不滿，從此在心中埋下了叛逆的種子。
1931年春，當時正在西山溫泉女子中學讀書的楊沫因反抗母親包辦婚姻，被家裡斷絕了一切供給。她靠著幾個同學的接濟，勉強維持到暑假。9月，經同學介紹，託北京大學學生張中行幫忙，楊沫終於在河北省香河縣立小學謀到一份教職。但不久，她便辭職回家照顧病危的母親。母親病故後，楊沫與張中行相愛並同居。儘管生活貧困，她仍堅持到北京大學旁聽、學習。
◆楊沫
1933年1月25日大年除夕，楊沫應邀來到妹妹楊成芳（著名演員白楊）的住所——宣武門頭髮衚衕的通順公寓。其時，作為聯華電影公司演員的楊成芳，正在北平（今北京）演話劇。她家聚集著一群革命青年知識分子，他們多是外地人，又都是左聯領導的共產黨外圍組織“苞莉苞”（即俄文“鬥爭”之意）劇社成員，其當時的負責人是地下黨員於伶和宋之的。他們在通宵達旦的聚會中，抨擊時弊，激情洋溢。其中有人還向楊沫推薦了《怎樣研究馬克思主義》等進步書籍。楊沫在《青春是美好的》一文中回憶說：“聽到他們對於國內國際大事的精闢分析，使我這個正在尋求真理，徘徊歧途的青年猛醒過來——啊，人生並不都是黑暗的，生活並不都是死水一潭！原來，中國共產黨人為了拯救危亡的祖國，為了一個美好的社會的誕生正在浴血奮戰！”正是這個除夕之夜，徹底改變了楊沫的人生，為她指明瞭新的生活道路。
從此，深受影響的楊沫冒險到獄中去看望被捕的革命同志，為他們做事，同時還拿起筆來進行鬥爭。繼處女作散文《熱南山地居民生活素描》之後，她相繼創作發表了控訴日本侵略者和反動勢力摧殘勞苦大眾罪行的《某家庭》《死與逃》等4個短篇小說。其中《怒濤》寫的是女知識青年美真為人民大眾的幸福而犧牲個人感情，投身於火熱革命鬥爭的故事。主人公美真有作者自身遭際的影子，也是《青春之歌》主角林道靜的雛型。這篇小說無疑是《青春之歌》最早的胚胎。
◆1942年晉察冀邊區文協第一次代表大會，前排左四為楊沫。
1936年6月10日，渴望擺脫小家庭束縛的楊沫，毅然與張中行斷絕關係，嫁給中共黨員馬建民。12月底，經丈夫介紹，她光榮加入中國共產黨。
1937年7月抗戰全面爆發後，楊沫夫婦參加了冀中抗日遊擊戰爭。她曾在安國縣婦救會、冀中區婦救會、冀中十分區婦救會和十分區抗聯會擔任宣傳部長，也在十分區黎明報社做過編輯，經常帶領幹部下鄉宣傳抗日，或是跟隨八路軍120師兼程行軍，與日寇周旋。關於這段血與火的生活，她在《我的生平》一文中回憶說：“這些生活給了我對人生比較深刻的‘理解’，給了我改造小資產階級靈魂的機會，也給了我豐富的創作源泉……”
病痛中寫出小說
1939年春，作為冀中區婦救會宣傳部長的楊沫，在跟隨120師日夜行軍打仗的過程中，因勞累過度、營養不良而染上了黑熱病。後雖然被一位農民用偏方挽救了生命，但未徹底痊癒，從此落下了經常頭痛的病根。北平和平解放後，她回到闊別已久的故鄉，先在一家報社工作，後調入市婦聯。
1950年11月，楊沫因病痛折磨無法正常上班，便以病休為名辭去工作。養病期間，在寂寞孤獨之中，冀中十分區血與火的抗日生活，那些壯烈犧牲的許許多多的戰友，時不時浮現在她的腦海。
難言的病痛，使楊沫總感到自己來日無多，應抓緊時間寫出一個大部頭作品。1951年9月，在讀了蘇聯作家奧斯特洛夫斯基的長篇小說《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之後，她深受鼓舞，決心要儘快把盤旋在腦海中已經很久的書稿寫出來。於是，她在9月25日那天動筆，草擬了全書提綱。作品最初名為《千錘百煉》，不久改為《燒不盡的野火》。
楊沫還患有較嚴重的關節炎，每每天氣潮溼陰冷，徹骨的疼痛總牽扯著她本已無暇的精力。為了能安心寫作，楊沫特意花錢請人在小西屋盤了個熱土炕，每天睡在上面，這樣她的關節炎病就不再犯了。歷經十多天時間，她終於改完了全書的提綱。
◆楊沫在寫作。
因楊沫常常下午頭痛，胃也不好，故每天只能寫四五個小時，約兩三千字。她邊寫作邊治病，1952年春，由於身體極度不適，楊沫一連幾天到協和醫院，請林巧稚大夫給她會診，林診斷她的卵巢有腫塊，已病變。對於楊沫這種由內分泌缺乏而導致的婦科疾病，林大夫也沒有更好的辦法。楊沫一度幾乎天天要打荷爾蒙，否則就支撐不下去。
在寫了一部分之後，楊沫才發現自己對很多事情體驗不深，很多基本的材料也沒收集全，有時難免心虛、洩氣。後來她想起了解放軍戰士高玉寶，文化程度很低，認的字還不如自己多，不是也寫成了自傳體長篇小說嗎？於是，她又有了堅持寫作的勇氣。
1952年底，她調到國家電影局劇本創作所當編劇。為了集中精力做好本職工作，她暫時中斷了小說創作。1953年初秋，她又被單位派到京郊通縣田家府村蹲點。直至1954年春返京後，她才得以繼續寫作。1955年4月，約35萬字的長篇小說《燒不盡的野火》全部完成。
姍姍來遲的出版
中國青年出版社（以下簡稱中青社）搶先從楊沫手中要去《燒不盡的野火》稿。但看完後，卻拿不定主意，又要求作者自己找一位名家給看看，若肯定了這部稿子，就馬上出版。
楊沫不認識名家，就由妹妹白楊介紹，一同去找了中國文聯黨組書記、秘書長陽翰笙，請他審看這部稿子。然而直到12月9日，在楊沫再三催問下，陽有些不好意思地說，實在沒時間看稿子，但可以把稿子介紹給中央戲劇學院教授歐陽凡海看。楊沫經徵得中青社同意後，便答應由歐陽凡海審閱這部稿子。
1956年1月27日，歐陽凡海看完書稿，給楊沫寫了一封長信，只肯定了書稿語言簡練、人物生動、結構活潑而緊張的優點，卻指出了許多缺點，其中最成問題的是作者對主人公林道靜的小資產階級意識未給予足夠的分析和批判，還有涉及江華和戴愉的許多地方要重寫。同時對“左”傾機會主義的揭露也不夠。楊沫向歐陽凡海談了自己的意見，並表示將來修改後，再請他給看一下。
楊沫給中青社打電話，想再與責任編輯張羽交換一下意見，卻一直沒有回應。顯然，歐陽凡海的意見左右了中青社，楊沫只得把這部書稿放進抽屜。
同年4月，毛澤東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提出，藝術上要百花齊放，學術上要百家爭鳴。全國的報紙廣播立刻開始大張旗鼓地宣傳“雙百”方針，書刊出版也變得寬鬆了。於是，楊沫懷著一線希望，請她早在1942年華北聯合大學文學系讀書時就熟識的老戰友、《人民文學》副主編秦兆陽幫忙看一看書稿，秦慨然允諾。秦兆陽接到書稿後，過了些天，便打來電話，說稿子挺好，沒什麼大毛病，他已經把稿子轉給了作家出版社。1956年5月底，作家出版社責任編輯任大心打電話告知楊沫，說經過認真閱讀，認為這是一部有分量的書稿，只需對個別的一兩處地方進行修改後即可出版。
楊沫根據歐陽凡海的意見，經過認真思考，寫出了一個修改方案。經任大心同意後，楊沫就開始按照該方案進行修改。作家出版社還給作者預支了1000元稿費。歷經20多天，楊沫在6月20日前完成了這部約40萬字的作品，並最終定名為《青春之歌》。
◆1958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小說《青春之歌》。
交稿後，楊沫就開始了漫長的等待。到了12月初，當楊沫再次打電話詢問進展情況時，作家出版社卻說因為紙張緊缺，恐怕要延期。
1957年2月中旬，楊沫從作家出版社要回小說手稿，再作修改。3月，楊沫的丈夫在中央宣傳工作會議上遇見陽翰笙時，陽翰笙關切地問起了《青春之歌》的情況。楊沫聞知此事後，就致信陽翰笙，告知因作品遲遲不能出版而給她帶來的苦惱。
為了使《青春之歌》儘早與廣大讀者見面，她便致信作家出版社總編王任叔（巴人），發洩了不滿情緒，講明出書要守信用。這封信果然奏效，當楊沫再次打電話詢問出版社時，出版社表示今年肯定出書。
1958年1月，散發著墨香的《青春之歌》終於面世了。
國內外影響巨大
與此同時，從1月3日起，《北京日報》開始連載《青春之歌》。不久，北京人民藝術劇院找到北京日報社，表示想把《青春之歌》改編成劇本。作家出版社的責任編輯王仰晨打電話告訴楊沫，說頭一版《青春之歌》已售罄，馬上要出第二版，加印5萬冊。至次年上半年，該小說已印行130多萬冊。
從1958年3月起，楊沫就收到一些群眾的來信，《中國青年報》《人民日報》《讀書月報》以及中央宣傳部主辦的《宣傳動態》等均刊有評價《青春之歌》的文章。其中《人民日報》4月17日發表署名王世德的評論文章，對這部小說給予高度評價。4月下旬的一天，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周揚在文學評論工作會議上發表講話指出，最近有3部好作品出現，一是《林海雪原》，一是《紅旗譜》，一是《青春之歌》。北京大學、北京石油學院、北京無線電工業學校、北京市第29中學和第6中學等學校紛紛致信楊沫，邀請她與學生們見面。其中來信最多的是詢問小說中林道靜、盧嘉川等人物是否還活著。武漢軍區空軍司令部某部甚至公開來函，請求作者提供林道靜的具體地址，以便直接與她聯繫，更好地向她學習。8月，中國評劇院著名演員小白玉霜親自上門找到楊沫，要求將《青春之歌》改編為評劇。外文出版社的同志登門求見，向作者表示要把此書翻譯成英文。朝鮮、蘇聯兩國的同志也與作者商洽，要把該小說翻譯成朝鮮文和俄文。一時間，電話和拜訪者絡繹不絕，使作者忙得不可開交。其中1960年出版的日文版《青春之歌》是首個外文譯本，到1965年，在日本共重印6次，發行近20萬冊，創造了外國文學在日本出版發行的空前紀錄。印尼和越南共產黨中央還把《青春之歌》作為黨員的學習讀物。
◆《青春之歌》被翻譯成多種語言文字。
但隨著反右運動的開展，《青春之歌》開始受到批評。《中國青年》1959年第2期發表了北京電子管廠工人郭開撰寫的文章《略談對林道靜的描寫中的缺點》，嚴厲批評《青春之歌》“充滿了小資產階級情調”，“沒有很好地描寫工農群眾，沒有描寫知識分子和工農的結合”，“沒有認真地實際地描寫知識分子改造的過程，沒有揭示人物靈魂深處的變化。” “一石激起千重浪”，由此掀起了一場波及全國的爭鳴。我國現代文學巨匠茅盾在同年《中國青年》第4期發表了《怎樣評價〈青春之歌〉》一文，明確肯定這“是一部有一定教育意義的優秀作品”，認為林道靜這個人物是真實的，“因而，這個人物是有典型性的”。“從整個看來，我以為指責《青春之歌》壞處多於好處，或者指責作者動機不好的論調，都是沒有事實根據的。”繼之，著名文學評論家何其芳在同年《中國青年》第5期發表了《〈青春之歌〉不可否定》一文，指出這是一部“流淌著革命激情的小說”，“最能吸引廣大讀者的是那些關於當時的革命鬥爭的描寫、緊張的地下工作、轟轟烈烈的學生運動和英勇的監獄鬥爭。”文藝理論家巴人也在《文藝報》上撰文，高度讚揚《青春之歌》“是一部熱情洋溢，對青年們有教育作用的好書”，它的主要成就“其一是由於作者以學生運動為主線概括了當時革命鬥爭的各方面，鬥爭的複雜性和由此而引起的各種階級關係的變化，構成了作品情節的生動性。其二它是以共產主義思想的光輝照亮了一群青年革命者的精神面貌。這就使藝術表現上也是熱情洋溢，促人奮發的。”
《青春之歌》問世伊始，京、滬兩地的電影製片廠都搶著想把它搬上銀幕。北京電影製片廠甚至還請出了國家電影局領導來幫其說話，最終爭得了改編拍攝權。得知此事後，中央政治局委員、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彭真指示北影廠，一定要把《青春之歌》拍好，要用最好的膠片拍。影片拍峻後，彭真又親率北京市委主要領導審看樣片，一致批准將它作為向建國十週年大慶的獻禮影片公開上映。1959年10月，同名電影公映後，不但在國內轟動一時，而且在日本、越南和朝鮮也頗受歡迎。1961年6月21日，《光明日報》發表了日本人和田撰寫的文章《放映中國影片運動的成就及其影響》，其中寫道：“在這些影片中，無論從上演次數和觀眾人次來看，都以《青春之歌》為最高。因此它的影響也最為深遠。”
◆電影《青春之歌》劇照。
1959年2月末，北影廠在開拍《青春之歌》前曾召開了一次座談會。楊沫和郭開也應邀參加。座談發言十分熱烈，不僅沒有一個人支持郭開的意見，而且還對他的觀點進行了反駁。會後，楊沫根據大家提出的意見，對小說進行了260多處補充和修改，增加了林道靜在農村與工農相結合和領導學生運動等章節，使篇幅增至43萬多字。這一增加部分曾在《北京晚報》上連載。1960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青春之歌》的這個修訂本。
“文革”爆發後，北京掀起了一個批判《青春之歌》的小高潮，並波及全國。在1967年5月12日的文革小報上，刊出了一篇題為《文藝界一起嚴重的反革命事件》，將1959年圍繞《青春之歌》的那場爭鳴，上綱為“一起嚴重的反革命事件”。據不完全統計，該小說共遭到全國200多種小報的批判。
粉碎“四人幫”後，人民文學出版社於1978年重新出版了《青春之歌》。1997年和2007年，該小說先後兩次被改編拍攝為同名電視連續劇，熱播全國。迄今，該小說已被翻譯成英、日、法、德、俄、烏克蘭、希臘、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朝鮮、蒙古、越南、印尼、阿拉伯、烏爾都、哈薩克以及藏文等近20種文字，累計發行達500多萬冊。
小說《青春之歌》之所以能夠打動億萬讀者的心，在國內外產生如此巨大的影響，其獨特的藝術魅力在於，它將主人公林道靜的愛情經歷與她作為革命知識分子的成長曆程巧妙地編織成為統一的整體，從掀開人物的情感世界這一層面上塑造了一批各種類型有血有肉的青年知識分子形象，從而使該小說鮮明地有別於那個時代的一切其他優秀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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