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8日下午2:19，上海浦东机场T2航站楼闵行接待点。
乘坐OZ363航班（首尔-上海）来沪的韩国青年李光（化名），向工作人员展示了自己贴有黄色圆形贴纸的护照。
工作人员问他：“你具体住哪里？准备怎么回去？”
李光用不太熟练的中文，说了自己位于闵行莘庄工业区附近的租房地址，并表示暂时只有自己一个人住，原本是想打车回去。
“打车不行。你填一下这张表格，等下我们会派人送你过去。”
这是一张“重点国家入境人员集中接送登记表（大巴）”，左上方注有“居家隔离”字样。
在李光填完表格、站在一旁等待工作人员带路前往停车场的时候，我们向他提出一路跟着他直到家门口的采访请求——在此之前，我们已经被两三位旅客婉拒过了。
得知我们的跟随采访是为了全程记录上海的疫情防控体系，李光爽快地答应了。
为了严防疫情境外输入，从3月6日起，上海市16个区驻点人员进驻浦东、虹桥两大机场，24小时不间断值守，确保有过重点国家或地区旅居史的入境人员不与社会公众接触，实现从口岸的入口管理到社区的落地管理之间的“闭环”。
而从14:19李光进入我们的视野开始，到18:06李光在自家门口向我们挥手道别，在将近4个小时的时间里，晨报记者全程见证了这一环环相扣、无缝衔接的上海式“闭环”。
14:19，“我们经过至少6道程序才来到这里”
中国青年曹羽跟李光同机抵达，两人一前一后，都在闵行区接待点填写了表格，并上交护照。
因为曹羽是祖籍沈阳的朝鲜族人，会说一口流利的韩语，他热情地充当了我们与李光之间的翻译，并向我们介绍了从下飞机到集散点的流程。
OZ363航班于当天11:40落地。空乘组用点名的方式，安排乘客分批次下飞机，然后经过分流、填写健康申明卡、出示健康申明卡并贴标、红外测温、边检入境、行李消毒等一系列程序，直到14:19到达闵行区驻点。
曹羽笑言：“我们经过至少6道程序，才能机舱走到这里（集散点）来。”
这一时间段到港航班不多，与3月7日夜间到达旅客四、五个钟头的等待时间相比，曹羽和李光等待两个半小时多一点，已经算快的了。
李光是一家上海公司的软件工程师，利用春节假期回国，随后因疫情发展延期返沪。工作人员特别问及他的房子是否与人合租，李光承认与人合租，但室友都还没有回到上海，目前只有他一个人住，符合“居家隔离”的要求。
从事纺织行业的曹羽，同样租住在闵行区，但因为有合租室友，于是选择了“集中隔离”。
14:50，三位旅客一组同车
闵行区口岸组工作人员费烨磊手里拿着三本贴着黄色贴纸的护照和表格，开始核对。
这批同车从浦东国际机场前往位于虹桥机场附近的闵行区统一集散点的旅客共有三人：李光，曹羽，以及另一位同机到达的意大利籍旅客。
在驻点隔壁16区统一的“停车区联络点”，费烨磊在等候确认派车时告诉记者，机场有两种巴士，分别是19座位的中巴和50座位的大巴。
派车车牌号确认之后，费烨磊、刘永达带队下楼，另一位提前到岗的工作人员乐云为了熟悉路线，也一起随行。
眼看着意大利旅客歪歪扭扭地拖着两组行李箱，刘永达还上前帮忙拖了一组。
费烨磊、刘永达、乐云，都是闵行区口岸组招募的机关志愿者。
此次闵行区总共出动了153名工作人员，除了民政局工作人员、公安民警、交通组司机外，占比最大的，就是从区8个委办局抽调的总共80名机关志愿者。
当天正在浦东机场协调工作的闵行区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蔡怿晖特别告诉我们，闵行区原本只打算抽调40名志愿者，即在浦东T1、T2航站楼、虹桥T1航站楼和集散点各10位。但3月6日上午召开协调会时，却发现人数远远不够，于是临时抽调了另外40名。
“很多机关干部是直接从联防联控的岗位上转过来的，10点左右接到电话，12点半就全部到位了。”
□虹桥机场驻点
15:00，巴士司机告知刚消过毒
达到停车场的指定巴士，司机表示刚刚车上已经消过毒了。
在将行李放入后备箱后，三位旅客选择了分开就座。
费烨磊告诉我们，这是他当天跟车送到浦西的第二批旅客，上午跟的那班只有一个人。“一个人也得送，而且还不能让旅客等太久，他们从下飞机到入境等的时间就已经挺长的了。”
当天费烨磊的排班是8：00-16:00。他说，因为穿着全套防护服，所有工作人员上岗之前都不敢喝水，午餐也是错时吃的，“防护物资还是得省着点用，不敢浪费。”
虽然接待的都是“黄贴”入境旅客，但在人流量相对较大、人员混杂的机场，口岸组一线工作人员面临的风险也可想而知。闵行区在后勤工作上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每天由区民政局协调，保障对接志愿者们的住宿、就餐、防疫用品等。
□工作人员合影
15:30，来了一位差点“漏网”的旅客
巴士刚要发车，费烨磊就接到同事邓家靖的电话：“你们车走了没？”
“还没。”
“那等一下，还有个旅客要跟你们的车走。”
十分钟后，同事彭晓冬送过来另一位旅客。这位旅客也是乘坐OZ363航班，在填写表格时，他填写了由朋友的“私家车”接送。
但在这位被他称为“朋友”的司机来到闵行区驻点按规定填写表格时，彭晓冬却发现司机与旅客彼此并不认识。再一问，司机原来是租车公司派的。
“我们明确告知司机，你接了这位客人之后，按规定也要隔离14天，那你愿不愿意？司机跟公司商量了一下，主动放弃了。
所以对于选择私家车的旅客，我们还是要严查。”
这已经不是工作人员第一次抓到“漏网之鱼”了。
就在3月7日凌晨，一位旅客在留下位于闵行区的家庭住址之后，由私家车接走。但居委会三人小组却久久等不到人，于是打电话问该旅客人到哪里了。没想到对方却回复已经离开上海，直接去宁波了。闵行区口岸组立刻反馈给浙江工作组，由浙江方面进一步跟进。
15:47，出发前往浦西集散点
费烨磊将四位旅客的表格拍照，发到工作群里。旅客所属的不同街镇分别回复：收到；已经在等着了。
闵行区口岸组的工作群里目前有163名成员，每个群成员都在群名称中列明自己的身份、姓名和手机号码，方便联系。而无论是三更半夜，还是一大清早，群成员的响应从未滞后。
在路上，李光用韩语接了一通电话之后，问了费烨磊一个问题：他的朋友之前从上海回韩国，将私家车停放在浦东机场，这位朋友过几天就要回上海了，他能不能从机场开自己的车回家？
费烨磊说这种情况之前还没有遇到过，要问一下才能答复。
当晚10点半，费烨磊给出答复：可以自己开车回家，但要保持手机畅通，方便社区工作人员监督。
16:48，在集散点停了不到5分钟
到达集散点，坐在车门口的晨报记者第一个下车，就看到负责集散点联络工作的徐铮捧着一束康乃馨迎上来，“妇女节快乐！”
记者不好意思地表示自己并不是旅客，徐铮笑：“没关系，女同志见者有份。”
随后我们才了解到，就在前一晚，有旅客因为在机场入境时等待了很长时间，到集散点直接把火气发到了工作人员身上。徐铮想到第二天是妇女节，于是自费买了一百多支康乃馨，希望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舒缓旅客们的情绪。
集散点在位于虹桥机场附近的一家酒店，院子里搭了两间帐篷分别作为工作区。车一停，集散点工作人员立刻上前核对旅客信息，然后与不同街镇的工作人员办理交接。
曹羽因为要去所属街镇的集中隔离点，就在这里跟我们说了再见。
在集散点停留不到5分钟，我们就上了送李光的中巴。车上除了司机，还有两位街镇驻区接收点的工作人员。
17:30，车过李光家而不入
开车途中，李光指着窗外的小区：就是在这里了。
没想到车并未停下。工作人员解释说，李光住处所属的莘庄工业区，有统一的接收点。
17:30到达接收点，莘庄工业区综合治理办公室副主任康震已经在门口等着了，同时还有一辆备用轿车。
康震开车带上我们，李光上了另一辆轿车跟在后面，轿车司机也穿着全套防护服。
路上康震告诉我们，因为之前120车辆进入小区接载密切接触者，在居民当中引发了不小的恐慌，所以在这次接送境外人员时，决定租用社会车辆。
17:39，另一路已达到隔离点
曹羽微信告诉我们，已经达到集中隔离点。
入住流程是门口录入信息，专人接上隔离楼层，“住宿条件比想象的要好”。
17:46，达到李光家小区门口
门口的值班人员显然已经跟康震很熟了。看到他的车驶过来，例行测量体温之后，问康震：需要我骑电动车带路吗？这个小区挺大的。
康震摇头：不用。这个小区我已经很熟了。
17:56，李光家楼下
由居委会主任黄丽、社区医生、民警组成的“三人小组”，外加一位韩语翻译，一位居委会工作人员，已经全副武装，正在楼下等着我们。
黄丽还特别拎了两桶矿泉水。
乘电梯上到8楼，在李光家门口，黄丽将印有韩文的居家隔离承诺书等文件，交给李光一一签字，“有些内容你之前已经在我们的微信群里看到了是吧？”
然后是居家隔离的生活：一日两次报告体温，为此黄丽还特意拿了两个体温计交给李光；一日三餐有志愿者送上门，挂在门把手上，无接触式服务；生活垃圾可以放在门口，然后在微信群里说一声；有其他需要，都可以随时在微信群求助。
就在他们交谈同时，居委会工作人员已经在电梯里喷洒消毒液进行消毒了。
18:06，李光家门口
在确认所有信息传达到位之后，黄丽将护照交还给李光。
李光向我们挥手说再见，然后关上了家门。
下楼时黄丽告诉我们，居委会在之前摸排的时候，已经从房东那里获得了李光的微信，然后建立了微信工作群，李光在回国前已经告知了航班信息，“所以我们后续的工作开展非常顺利。当然，接下去我们还会关注他的合租室友返沪的情况。”。
□3月8日晚8点，集散点帐篷内
韩国旅客李光，从进入中国的国门，到走进自己的家门，将近4个小时，全程没有接触过一位闲散人员。
从3月6日进驻两大机场，至3月8日上午8点，闵行区口岸组共接收安置境外人员268名，其中214名为私家车接送，54名为集中送达。李光是54名之一。
在这样辗转而绝不曲折的“入沪记”与“入户记”背后，是成千上万名工作人员的齐心协力，“守沪”有责。
他们用24小时不间断的值守，用无缝衔接的移交接力，为上海，为上海市民，打造了传说中的护体神器金钟罩铁布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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