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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觀止》是清人吳楚材、吳調侯於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選定的古代散文選本。二吳均是浙江紹興人，長期設館授徒，該書是清朝康熙年間選編的一部供學塾使用的文學讀本，此書是為學生編的教材。
《古文觀止》收自東周至明代的文章222篇，全書12卷，以收散文為主，兼取駢文。題名“觀止”是指該書所選的都是名篇佳作，是人們所能讀到的盡善盡美的至文了。
《古文觀止》由清代吳興祚審定並作序，序言中稱“以此正蒙養而裨後學”，當時為讀書人的啟蒙讀物。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正式鐫版印刷。
該書所選的古文，均以散文為主，兼收韻文、駢文。先秦選的最多的是《左傳》，漢代選得最多的是《史記》，唐宋時代選得最多的是韓愈、柳宗元、歐陽修、蘇軾的文章。照文體來看，該書選韻文十三篇，如《楚辭·卜居》，陶淵明《歸去來兮辭》，杜牧《阿房宮賦》等，這些作品都是“極聲貌而窮文”，工於描繪，描繪中雖用韻語，但與詩不同，往往韻散結合，來加強聲情之美。散文則或記人或記事，有議論有寓言等等。
目錄：
卷十・宋文
- 梅聖俞詩集序(歐陽修)
- 送楊寘序(歐陽修)
- 五代史伶官傳序(歐陽修)
- 五代史宦官傳序(歐陽修)
- 相州晝錦堂記(歐陽修)
- 豐樂亭記(歐陽修)
- 醉翁亭記(歐陽修)
- 秋聲賦(歐陽修)
- 祭石曼卿文(歐陽修)
- 瀧岡阡表(歐陽修)
- 管仲論(蘇洵)
- 辨姦論(蘇洵)
- 心術(蘇洵)
- 張益州畫像記(蘇洵)
- 刑賞忠厚之至論(蘇軾)
- 范增論(蘇軾)
- 留侯論(蘇軾)
- 賈誼論(蘇軾)
- 晁錯論(蘇軾)
梅聖俞詩集序
宋代：歐陽修
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夫豈然哉？蓋世所傳詩者，多出於古窮人之辭也。凡士之蘊其所有，而不得施於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巔水涯之外，見蟲魚草木風雲鳥獸之狀類，往往探其奇怪，內有憂思感憤之鬱積，其興於怨刺，以道羈臣寡婦之所嘆，而寫人情之難言。蓋愈窮則愈工。然則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
予友梅聖俞，少以蔭補為吏，累舉進士，輒抑於有司，困於州縣，凡十餘年。年今五十，猶從辟書，為人之佐，鬱其所蓄，不得奮見於事業。其家宛陵，幼習於詩，自為童子，出語已驚其長老。既長，學乎六經仁義之說，其為文章，簡古純粹，不求苟說於世。世之人徒知其詩而已。然時無賢愚，語詩者必求之聖俞；聖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樂於詩而發之，故其平生所作，於詩尤多。世既知之矣，而未有薦於上者。昔王文康公嘗見而嘆曰：“二百年無此作矣！”雖知之深，亦不果薦也。若使其幸得用於朝廷，作為雅、頌，以歌詠大宋之功德，薦之清廟，而追商、周、魯頌之作者，豈不偉歟！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為窮者之詩，乃徒發於蟲魚物類，羈愁感嘆之言。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窮之久而將老也！可不惜哉！
聖俞詩既多，不自收拾。其妻之兄子謝景初，懼其多而易失也，取其自洛陽至於吳興以來所作，次為十卷。予嘗嗜聖俞詩，而患不能盡得之，遽喜謝氏之能類次也，輒序而藏之。
其後十五年，聖俞以疾卒於京師，餘既哭而銘之，因索於其家，得其遺稿千餘篇，並舊所藏，掇其尤者六百七十七篇，為一十五卷。嗚呼！吾於聖俞詩論之詳矣，故不復雲。
廬陵歐陽修序。
送楊寘序
宋代：歐陽修
予嘗有幽憂之疾，退而閒居，不能治也。既而學琴於友人孫道滋，受宮聲數引，久而樂之，不知其疾之在體也。夫疾，生乎憂者也。藥之毒者，能攻其疾之聚，不若聲之至者，能和其心之所不平。心而平，不和者和，則疾之忘也宜哉。
夫琴之為技小矣，及其至也，大者為宮，細者為羽，操弦驟作，忽然變之，急者悽然以促，緩者舒然以和，如崩崖裂石、高山出泉，而風雨夜至也。如怨夫寡婦之嘆息，雌雄雍雍之相鳴也。其憂深思遠，則舜與文王、孔子之遺音也；悲愁感憤，則伯奇孤子、屈原忠臣之所嘆也。喜怒哀樂，動人必深。而純古淡泊，與夫堯舜三代之言語、孔子之文章、《易》之憂患、《詩》之怨刺無以異。其能聽之以耳，應之以手，取其和者，道其湮鬱，寫其幽思，則感人之際，亦有至者焉。
予友楊君，好學有文，累以進士舉，不得志。及從蔭調，為尉於劍浦，區區在東南數千裡外．是其心固有不平者。且少又多疾，而南方少醫藥。風俗飲食異宜。以多疾之體，有不平之心，居異宜之俗，其能鬱郁以久乎?然欲平其心以養其疾，於琴亦將有得焉。故予作《琴說》以贈其行，且邀道滋酌酒，進琴以為別。
五代史伶官傳序
宋代：歐陽修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
世言晉王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為兄弟；而皆背晉以歸梁。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於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請其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
方其系燕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於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仇讎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倉皇東出，未及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誓天斷髮，泣下沾襟，何其衰也！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跡，而皆自於人歟？
《書》曰：“滿招損，謙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為天下笑。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也哉！作《伶官傳》。
五代史宦官傳序
宋代：歐陽修
自古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於女禍。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
蓋其用事也近而習，其為心也專而忍。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親之。待其已信，然後懼以禍福而把持之。雖有忠臣、碩士列於朝廷，而人主以為去己疏遠，不若起居飲食、前後左右之親可恃也。故前後左右者日益親，而忠臣、碩士日益疏，而人主之勢日益孤。勢孤，則懼禍之心日益切，而把持者日益牢。安危出其喜怒，禍患伏於帷闥，則向之所謂可恃者，乃所以為患也。患已深而覺之，欲與疏遠之臣圖左右之親近，緩之則養禍而益深，急之則挾人主以為質。雖有聖智，不能與謀。謀之而不可為，為之而不可成，至其甚，則俱傷而兩敗。故其大者亡國，其次亡身，而使奸豪得藉以為資而起，至抉其種類，盡殺以快天下之心而後已。此前史所載宦者之禍常如此者，非一世也。
夫為人主者，非欲養禍於內而疏忠臣、碩士於外，蓋其漸積而勢使之然也。夫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而禍斯及矣。使其一悟，捽而去之可也。宦者之為禍，雖欲悔悟，而勢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之事是已。故曰“深於女禍者”，謂此也。可不戒哉？
相州晝錦堂記
宋代：歐陽修
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人情之所榮，而今昔之所同也。
蓋士方窮時，困厄閭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若季子不禮於其嫂，買臣見棄於其妻。一旦高車駟馬，旗旄導前，而騎卒擁後，夾道之人，相與駢肩累跡，瞻望諮嗟；而所謂庸夫愚婦者，奔走駭汗，羞愧俯伏，以自悔罪於車塵馬足之間。此一介之士，得志於當時，而意氣之盛，昔人比之衣錦之榮者也。
惟大丞相魏國公則不然：公，相人也，世有令德，為時名卿。自公少時，已擢高科，登顯仕。海內之士，聞下風而望餘光者，蓋亦有年矣。所謂將相而富貴，皆公所宜素有；非如窮厄之人，僥倖得志於一時，出於庸夫愚婦之不意，以驚駭而誇耀之也。然則高牙大纛，不足為公榮；桓圭袞冕，不足為公貴。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聲詩，以耀後世而垂無窮，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於公也。豈止誇一時而榮一鄉哉！
公在至和中，嘗以武康之節，來治於相，乃作“晝錦”之堂於後圃。既又刻詩於石，以遺相人。其言以快恩仇、矜名譽為可薄，蓋不以昔人所誇者為榮，而以為戒。於此見公之視富貴為何如，而其志豈易量哉！故能出入將相，勤勞王家，而夷險一節。至於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其豐功盛烈，所以銘彝鼎而被絃歌者，乃邦家之光，非閭里之榮也。
餘雖不獲登公之堂，幸嘗竊誦公之詩，樂公之志有成，而喜為天下道也。於是乎書。
尚書吏部侍郎、參知政事歐陽修記。
寫作此文時，韓琦任丞相，歐陽修在翰林院供職。魏國公韓琦是以武康節度使回老家任職，是富貴而歸故鄉。但他志向遠大，輕富貴，不以晝錦為榮，並刻詩言志。歐陽修對此十分推崇。因此，歐陽修“樂公（指韓琦）之志有成，而喜為天下道也”，寫了這篇文章。
豐樂亭記
宋代：歐陽修
修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問諸滁人，得於州南百步之遠。其上則豐山，聳然而特立；下則幽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滃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顧而樂之。於是疏泉鑿石，闢地以為亭，而與滁人往遊其間。
滁於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嘗以周師破李景兵十五萬於清流山下，生擒其皇甫輝、姚鳳於滁東門之外，遂以平滁。修嘗考其山川，按其圖記，升高以望清流之關，欲求輝、鳳就擒之所。而故老皆無在也，蓋天下之平久矣。自唐失其政，海內分裂，豪傑並起而爭，所在為敵國者，何可勝數？及宋受天命，聖人出而四海一。向之憑恃險阻，鏟削消磨，百年之間，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而遺老盡矣！
今滁介江淮之間，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於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養生息，涵煦於百年之深也。
修之來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閒。既得斯泉于山谷之間，乃日與滁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掇幽芳而蔭喬木，風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時之景，無不可愛。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而喜與予遊也。因為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此豐年之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
夫宣上恩德，以與民共樂，刺史之事也。遂書以名其亭焉。
歐陽修三次遭貶使他對當時冷酷的社會現實有了比較清醒的認識；他嚮往恬靜的歸隱生活。滁州在長江與淮河之間，山高水清，風景宜人。他幾乎陶醉於山水美景之中。作者這時的人生觀比較曠達的。《豐樂亭記》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寫成的。
醉翁亭記
宋代：歐陽修
環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而瀉出於兩峰之間者，釀泉也。峰迴路轉，有亭翼然臨於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誰？山之僧智仙也。名之者誰？太守自謂也。太守與客來飲於此，飲少輒醉，而年又最高，故自號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
若夫日出而林霏開，雲歸而巖穴暝，晦明變化者，山間之朝暮也。野芳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風霜高潔，水落而石出者，山間之四時也。朝而往，暮而歸，四時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也。
至於負者歌於途，行者休於樹，前者呼，後者應，傴僂提攜，往來而不絕者，滁人遊也。臨溪而漁，溪深而魚肥。釀泉為酒，泉香而酒洌；山餚野蔌，雜然而前陳者，太守宴也。宴酣之樂，非絲非竹，射者中，弈者勝，觥籌交錯，起坐而喧譁者，眾賓歡也。蒼顏白髮，頹然乎其間者，太守醉也。
已而夕陽在山，人影散亂，太守歸而賓客從也。樹林陰翳，鳴聲上下，遊人去而禽鳥樂也。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人知從太守遊而樂，而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醉能同其樂，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謂誰？廬陵歐陽修也。
《醉翁亭記》作於宋仁宗慶曆五年（1045年），當時歐陽修正任滁州太守。歐陽修在滁州實行寬簡政治，發展生產，使當地人過上了一種和平安定的生活。但是當時整個的北宋王朝，雖然政治開明、風調雨順，但國家的積弊不能消除，這又不能不使他感到沉重的憂慮和痛苦。
秋聲賦
宋代：歐陽修
歐陽子方夜讀書，聞有聲自西南來者，悚然而聽之，曰：“異哉！”初淅瀝以蕭颯，忽奔騰而砰湃，如波濤夜驚，風雨驟至。其觸於物也，鏦鏦錚錚，金鐵皆鳴；又如赴敵之兵，銜枚疾走，不聞號令，但聞人馬之行聲。予謂童子：“此何聲也？汝出視之。”童子曰：“星月皎潔，明河在天，四無人聲，聲在樹間。”
餘曰：“噫嘻悲哉！此秋聲也，胡為而來哉？蓋夫秋之為狀也：其色慘淡，煙霏雲斂；其容清明，天高日晶；其氣慄冽，砭人肌骨；其意蕭條，山川寂寥。故其為聲也，悽悽切切，呼號憤發。豐草綠縟而爭茂，佳木蔥蘢而可悅；草拂之而色變，木遭之而葉脫。其所以摧敗零落者，乃其一氣之餘烈。夫秋，刑官也，於時為陰；又兵象也，於行用金，是謂天地之義氣，常以肅殺而為心。天之於物，春生秋實，故其在樂也，商聲主西方之音，夷則為七月之律。商，傷也，物既老而悲傷；夷，戮也，物過盛而當殺。” (餘曰 一作：予曰)
“嗟乎！草木無情，有時飄零。人為動物，惟物之靈；百憂感其心，萬事勞其形；有動於中，必搖其精。而況思其力之所不及，憂其智之所不能；宜其渥然丹者為槁木，黟然黑者為星星。奈何以非金石之質，欲與草木而爭榮？念誰為之戕賊，亦何恨乎秋聲！”
童子莫對，垂頭而睡。但聞四壁蟲聲唧唧，如助予之嘆息。
本文寫於作者五十三歲時，即宋仁宗嘉佑四年。作者晚年雖身居高位，但回首往事，不免產生鬱悶心情。對政治和社會時局心情鬱結，對人生短暫、大化無情感傷於懷，讓作者此時處於不知如何作為的苦悶時期。《秋聲賦》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產生的。
祭石曼卿文
宋代：歐陽修
維治平四年七月日，具官歐陽修，謹遣尚書都省令史李敭，至於太清，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亡友曼卿之墓下，而吊之以文。曰：
嗚呼曼卿！生而為英，死而為靈。其同乎萬物生死，而復歸於無物者，暫聚之形；不與萬物共盡，而卓然其不配者，後世之名。此自古聖賢，莫不皆然，而著在簡冊者，昭如日星。
嗚呼曼卿！吾不見子久矣，猶能彷彿子之平生。其軒昂磊落，突兀崢嶸而埋藏於地下者，意其不化為朽壤，而為金玉之精。不然，生長松之千尺，產靈芝而九莖。奈何荒煙野蔓，荊棘縱橫；風悽露下，走磷飛螢！但見牧童樵叟，歌吟上下，與夫驚禽駭獸，悲鳴躑躅而咿嚶。今固如此，更千秋而萬歲兮，安知其不穴藏孤貉與鼯鼪？此自古聖賢亦皆然兮，獨不見夫累累乎曠野與荒城！
嗚呼曼卿！盛衰之理，吾固知其如此，而感念疇昔，悲涼悽愴，不覺臨風而隕涕者，有愧乎太上之忘情。尚饗！
石曼卿（994—1041），名延年，北宋河南宋城（今河南商丘）人。他非常關心邊事，對契丹和西夏之患曾提出諫言。歐陽修《石曼卿墓表》稱其為人“以氣自豪。讀書不治章句，獨慕古人奇節偉行非常之功，視世俗屑屑無足動其意者”。歐陽修很瞭解、敬佩石曼卿，因此在他卒後26年，又有此祭墓之作。
瀧岡阡表
宋代：歐陽修
嗚呼！惟我皇考崇公，卜吉於瀧岡之六十年，其子修始克表於其阡。非敢緩也，蓋有待也。
修不幸，生四歲而孤。太夫人守節自誓；居窮，自力於衣食，以長以教俾至於成人。太夫人告之曰：汝父為吏廉，而好施與，喜賓客；其俸祿雖薄，常不使有餘。曰：“毋以是為我累。”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一壟之植，以庇而為生；吾何恃而能自守邪？吾於汝父，知其一二，以有待於汝也。自吾為汝家婦，不及事吾姑；然知汝父之能養也。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然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吾之始歸也，汝父免於母喪方逾年，歲時祭祀，則必涕泣，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間御酒食，則又涕泣，曰：“昔常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也！”吾始一二見之，以為新免於喪適然耳。既而其後常然，至其終身，未嘗不然。吾雖不及事姑，而以此知汝父之能養也。汝父為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嘆。吾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矧求而有得邪，以其有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回顧乳者劍汝而立於旁，因指而嘆，曰：“術者謂我歲行在戌將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語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熟焉，故能詳也。其施於外事，吾不能知；其居於家，無所矜飾，而所為如此，是真發於中者邪！嗚呼！其心厚於仁者邪！此吾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汝其勉之！夫養不必豐，要於孝；利雖不得博於物，要其心之厚於仁。吾不能教汝，此汝父之志也。”修泣而志之，不敢忘。
先公少孤力學，鹹平三年進士及第，為道州判官，泗綿二州推官；又為泰州判官。享年五十有九，葬沙溪之瀧岡。
太夫人姓鄭氏，考諱德儀，世為江南名族。太夫人恭儉仁愛而有禮；初封福昌縣太君，進封樂安、安康、彭城三郡太君。自其家少微時，治其家以儉約，其後常不使過之，曰：“吾兒不能苟合於世，儉薄所以居患難也。”其後修貶夷陵，太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故貧賤也，吾處之有素矣。汝能安之，吾亦安矣。”
自先公之亡二十年，修始得祿而養。又十有二年，烈官於朝，始得贈封其親。又十年，修為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留守南京，太夫人以疾終於官舍，享年七十有二。又八年，修以非才入副樞密，遂參政事，又七年而罷。自登二府，天子推恩，褒其三世，蓋自嘉祐以來，逢國大慶，必加寵錫。皇曾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曾祖妣累封楚國太夫人。皇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祖妣累封吳國太夫人。皇考崇公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皇妣累封越國太夫人。今上初郊，皇考賜爵為崇國公，太夫人進號魏國。
於是小子修泣而言曰：“嗚呼！為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此理之常也。惟我祖考，積善成德，宜享其隆，雖不克有於其躬，而賜爵受封，顯榮褒大，實有三朝之錫命，是足以表見於後世，而庇賴其子孫矣。”乃列其世譜，具刻於碑，既又載我皇考崇公之遺訓，太夫人之所以教，而有待於修者，並揭於阡。俾知夫小子修之德薄能鮮，遭時竊位，而幸全大節，不辱其先者，其來有自。 熙寧三年，歲次庚戌，四月辛酉朔，十有五日乙亥，男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觀文殿學士，特進，行兵部尚書，知青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充京東路安撫使，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三百戶，食實封一千二百戶，修表。
歐陽修於北宋皇裕年間（公元1049年－公元1054年）便已寫好《先君墓表》。熙寧三年（公元1070年）歐陽修任青州知州的時候，又對此墓表進行了精心修改，最終改名為《瀧岡阡表》並刻在他父親墓道前的石碑上。
管仲論
宋代：蘇洵
管仲相桓公，霸諸侯，攘夷狄，終其身齊國富強，諸侯不敢叛。管仲死，豎刁、易牙、開方用，威公薨於亂，五公子爭立，其禍蔓延，訖簡公，齊無寧歲。夫功之成，非成於成之日，蓋必有所由起；禍之作，不作於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故齊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鮑叔。及其亂也，吾不曰豎刁、易牙、開方，而曰管仲。何則？豎刁、易牙、開方三子，彼固亂人國者，顧其用之者，威公也。夫有舜而後知放四凶，有仲尼而後知去少正卯。彼威公何人也？顧其使威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仲之疾也，公問之相。當是時也，吾意以仲且舉天下之賢者以對。而其言乃不過曰：豎刁、易牙、開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
嗚呼！仲以為威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仲與威公處幾年矣，亦知威公之為人矣乎？威公聲不絕於耳，色不絕於目，而非三子者則無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一日無仲，則三子者可以彈冠而相慶矣。仲以為將死之言可以縶威公之手足耶？夫齊國不患有三子，而患無仲。有仲，則三子者，三匹夫耳。不然，天下豈少三子之徒哉？雖威公幸而聽仲，誅此三人，而其餘者，仲能悉數而去之耶？嗚呼！仲可謂不知本者矣。因威公之問，舉天下之賢者以自代，則仲雖死，而齊國未為無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不言可也。五伯莫盛於威、文，文公之才，不過威公，其臣又皆不及仲；靈公之虐，不如孝公之寬厚。文公死，諸侯不敢叛晉，晉習文公之餘威，猶得為諸侯之盟主百餘年。何者？其君雖不肖，而尚有老成人焉。威公之薨也，一亂塗地，無惑也，彼獨恃一管仲，而仲則死矣。
夫天下未嘗無賢者，蓋有有臣而無君者矣。威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復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仲之書，有記其將死論鮑叔、賓胥無之為人，且各疏其短。是其心以為數子者皆不足以託國。而又逆知其將死，則其書誕謾不足信也。吾觀史鰌，以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故有身後之諫。蕭何且死，舉曹參以自代。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夫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亡。賢者不悲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故必復有賢者，而後可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
辨姦論
宋代：蘇洵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靜者，乃能見微而知著。月暈而風，礎潤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勢之相因，其疏闊而難知，變化而不可測者，孰與天地陰陽之事。而賢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惡亂其中，而利害奪其外也!
昔者，山巨源見王衍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陽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見者。以吾觀之，王衍之為人，容貌言語，固有以欺世而盜名者。然不忮不求，與物浮沉。使晉無惠帝，僅得中主，雖衍百千，何從而亂天下乎?盧杞之奸，固足以敗國。然而不學無文，容貌不足以動人，言語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從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
今有人，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言語，私立名字，以為顏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為一人也。其禍豈可勝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奸慝，豎刁、易牙、開方是也。以蓋世之名，而濟其未形之患。雖有願治之主，好賢之相，猶將舉而用之。則其為天下患，必然而無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
孫子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則吾言為過，而斯人有不遇之嘆。孰知禍之至於此哉?不然。天下將被其禍，而吾獲知言之名，悲夫!
1069年，王安石開始推行新法，遭到保守人士的反對。保守派為打擊王安石，傳出了這篇文章，並署名為已死去的蘇洵，藉以閒適作者早在王安石變法之前就“見微知著”，預見到他得志必為奸。《辨姦論》是否是蘇洵所作，學術界有不同的觀點。
心術
宋代：蘇洵
為將之道，當先治心。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麋鹿興於左而目不瞬，然後可以制利害，可以待敵。
凡兵上義；不義，雖利勿動。非一動之為利害，而他日將有所不可措手足也。夫惟義可以怒士，士以義怒，可與百戰。
凡戰之道，未戰養其財，將戰養其力，既戰養其氣，既勝養其心。謹烽燧，嚴斥堠，使耕者無所顧忌，所以養其財；豐犒而優遊之，所以養其力；小勝益急，小挫益厲，所以養其氣；用人不盡其所欲為，所以養其心。故士常蓄其怒、懷其欲而不盡。怒不盡則有餘勇，欲不盡則有餘貪。故雖並天下，而士不厭兵，此黃帝之所以七十戰而兵不殆也。不養其心，一戰而勝，不可用矣。
凡將欲智而嚴，凡士欲愚。智則不可測，嚴則不可犯，故士皆委己而聽命，夫安得不愚？夫惟士愚，而後可與之皆死。
凡兵之動，知敵之主，知敵之將，而後可以動於險。鄧艾縋兵於蜀中，非劉禪之庸，則百萬之師可以坐縛，彼固有所侮而動也。故古之賢將，能以兵嘗敵，而又以敵自嘗，故去就可以決。
凡主將之道，知理而後可以舉兵，知勢而後可以加兵，知節而後可以用兵。知理則不屈，知勢則不沮，知節則不窮。見小利不動，見小患不避，小利小患，不足以辱吾技也，夫然後有以支大利大患。夫惟養技而自愛者，無敵於天下。故一忍可以支百勇，一靜可以制百動。
兵有長短，敵我一也。敢問：“吾之所長，吾出而用之，彼將不與吾校；吾之所短，吾蔽而置之，彼將強與吾角，奈何？”曰：“吾之所短，吾抗而暴之，使之疑而卻；吾之所長，吾陰而養之，使之狎而墮其中。此用長短之術也。”
善用兵者，使之無所顧，有所恃。無所顧，則知死之不足惜；有所恃，則知不至於必敗。尺箠當猛虎，奮呼而操擊；徒手遇蜥蜴，變色而卻步，人之情也。知此者，可以將矣。袒裼而案劍，則烏獲不敢逼；冠冑衣甲，據兵而寢，則童子彎弓殺之矣。故善用兵者以形固。夫能以形固，則力有餘矣。
本文是《權書》(蘇洵的一組策論，共十篇)中的一篇，逐節論述用兵的方法，分治心、尚義、養士、智愚、料敵、審勢、出奇、守備等八個方面，而以治心（即將帥的思想與軍事素養）為核心，所以標題叫“心術”。其中包含著一些樸素的辯證法觀點，但也有諸如“懷其欲而不盡”、“士欲愚”之類的封建權術。全篇段落分明，井井有條。
張益州畫像記
宋代：蘇洵
至和元年秋，蜀人傳言有寇至，邊軍夜呼，野無居人，謠言流聞，京師震驚。方命擇帥，天子曰：“毋養亂，毋助變。眾言朋興，朕志自定。外亂不作，變且中起，不可以文令，又不可以武競，惟朕一二大吏。孰為能處茲文武之間，其命往撫朕師？”乃推曰：張公方平其人。天子曰：“然。”公以親辭，不可，遂行。
冬十一月至蜀，至之日，歸屯軍，撤守備，使謂郡縣：“寇來在吾，無爾勞苦。”明年正月朔旦，蜀人相慶如他日，遂以無事。又明年正月，相告留公像於淨眾寺，公不能禁。
眉陽蘇洵言於眾曰：“未亂，易治也；既亂，易治也；有亂之萌，無亂之形，是謂將亂，將亂難治，不可以有亂急，亦不可以無亂弛。惟是元年之秋，如器之欹，未墜於地。惟爾張公，安坐於其旁，顏色不變，徐起而正之。既正，油然而退，無矜容。為天子牧小民不倦，惟爾張公。爾繄以生，惟爾父母。且公嘗為我言‘民無常性，惟上所待。人皆曰蜀人多變，於是待之以待盜賊之意，而繩之以繩盜賊之法。重足屏息之民，而以斧令。於是民始忍以其父母妻子之所仰賴之身，而棄之於盜賊，故每每大亂。夫約之以禮，驅之以法，惟蜀人為易。至於急之而生變，雖齊、魯亦然。吾以齊、魯待蜀人，而蜀人亦自以齊、魯之人待其身。若夫肆意於法律之外，以威劫齊民，吾不忍為也。’嗚呼！愛蜀人之深，待蜀人之厚，自公而前，吾未始見也。”皆再拜稽首曰：“然。”
蘇洵又曰：“公之恩在爾心，爾死在爾子孫，其功業在史官，無以像為也。且公意不欲，如何？”皆曰：“公則何事於斯？雖然，於我心有不釋焉。今夫平居聞一善，必問其人之姓名與其鄉里之所在，以至於其長短大小美惡之狀，甚者或詰其平生所嗜好，以想見其為人。而史官亦書之於其傳，意使天下之人，思之於心，則存之於目；存之於目，故其思之於心也固。由此觀之，像亦不為無助。”蘇洵無以詰，遂為之記。
公，南京人，為人慷慨有大節，以度量雄天下。天下有大事，公可屬。系之以詩曰：天子在祚，歲在甲午。西人傳言，有寇在垣。庭有武臣，謀夫如雲。天子曰嘻，命我張公。公來自東，旗纛舒舒。西人聚觀，於巷於塗。謂公暨暨，公來於於。公謂西人“安爾室家，無敢或訛。訛言不祥，往即爾常。春而條桑，秋爾滌場。”西人稽首，公我父兄。公在西囿，草木駢駢。公宴其僚，伐鼓淵淵。西人來觀，祝公萬年。有女娟娟，閨闥閒閒。有童哇哇，亦既能言。昔公未來，期汝棄捐。禾麻芃芃，倉庾崇崇。嗟我婦子，樂此歲豐。公在朝廷，天子股肱。天子曰歸，公敢不承？作堂嚴嚴，有廡有庭。公像在中，朝服冠纓。西人相告，無敢逸荒。公歸京師，公像在堂。
蘇洵的抒情散文數量不多，但有很多優秀的篇章，《張益州畫像記》就是其中一篇。本文記敘張方平治理益州的事蹟，表現了他寬政愛民的思想。蘇洵的散文觀點鮮明，論據充足，語言犀利，話語縱橫，有很強的思辯力。歐陽修稱其為“博辯宏偉”，“縱橫上下，出入馳驟，必造於深微而後止”（《故霸州文安縣主簿蘇君墓誌銘》）；曾鞏也誇讚他“指事析理，引物託喻”，“煩能不亂，肆能不流”（《蘇明允哀詞》），這些評價都是很合理的。
刑賞忠厚之至論
宋代：蘇軾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際，何其愛民之深，憂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長者之道也。有一善，從而賞之，又從而詠歌嗟嘆之，所以樂其始而勉其終。有一不善，從而罰之，又從而哀矜懲創之，所以棄其舊而開其新。故其吁俞之聲，歡忻慘慼，見於虞、夏、商、周之書。成、康既沒，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猶命其臣呂侯，而告之以祥刑。其言憂而不傷，威而不怒，慈愛而能斷，惻然有哀憐無辜之心，故孔子猶有取焉。
《傳》曰：“賞疑從與，所以廣恩也；罰疑從去，所以慎刑也。當堯之時，皋陶為士。將殺人，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執法之堅，而樂堯用刑之寬。四嶽曰“鯀可用”，堯曰“不可，鯀方命圮族”，既而曰“試之”。何堯之不聽皋陶之殺人，而從四嶽之用鯀也？然則聖人之意，蓋亦可見矣。
《書》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嗚呼，盡之矣。可以賞，可以無賞，賞之過乎仁；可以罰，可以無罰，罰之過乎義。過乎仁，不失為君子；過乎義，則流而入於忍人。故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古者賞不以爵祿，刑不以刀鋸。賞之以爵祿，是賞之道行於爵祿之所加，而不行於爵祿之所不加也。刑之以刀鋸，是刑之威施於刀鋸之所及，而不施於刀鋸之所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勝賞，而爵祿不足以勸也；知天下之惡不勝刑，而刀鋸不足以裁也。是故疑則舉而歸之於仁，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歸於君子長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
《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夫君子之已亂，豈有異術哉？時其喜怒，而無失乎仁而已矣。《春秋》之義，立法貴嚴，而責人貴寬。因其褒貶之義，以制賞罰，亦忠厚之至也。
范增論
宋代：蘇軾
漢用陳平計，間疏楚君臣，項羽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其權。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賜骸骨，歸卒伍。”未至彭城，疽發背，死。
蘇子曰：“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殺增。獨恨其不早爾。”然則當以何事去？增勸羽殺沛公，羽不聽，終以此失天下，當以是去耶？曰：“否。增之慾殺沛公，人臣之分也；羽之不殺，猶有君人之度也。增曷為以此去哉？《易》曰：‘知幾其神乎！’《詩》曰：‘如彼雨雪，先集為霰。’增之去，當於羽殺卿子冠軍時也。”
陳涉之得民也，以項燕。項氏之興也，以立楚懷王孫心；而諸侯之叛之也，以弒義帝。且義帝之立，增為謀主矣。義帝之存亡，豈獨為楚之盛衰，亦增之所與同禍福也；未有義帝亡而增獨能久存者也。羽之殺卿子冠軍也，是弒義帝之兆也。其弒義帝，則疑增之本也，豈必待陳平哉？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陳平雖智，安能間無疑之主哉？
吾嘗論義帝，天下之賢主也。獨遣沛公入關，而不遣項羽；識卿子冠軍於稠人之中，而擢為上將，不賢而能如是乎？羽既矯殺卿子冠軍，義帝必不能堪，非羽弒帝，則帝殺羽，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增始勸項梁立義帝，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弒之，非增之意也。夫豈獨非其意，將必力爭而不聽也。不用其言，而殺其所立，羽之疑增必自此始矣。
方羽殺卿子冠軍，增與羽比肩而事義帝，君臣之分未定也。為增計者，力能誅羽則誅之，不能則去之，豈不毅然大丈夫也哉？增年七十，合則留，不合即去，不以此時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名，陋矣！雖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項羽不亡。亦人傑也哉！
本文是蘇軾早期的史論。作者當時閱歷不深所以其中提出了一些范增應該殺死項羽的書生之見。但文章立意不落俗套能翻空出奇隨機生髮極盡迴環變換的姿態。在寫作技巧上從一點展開多方證明反覆推測設想層層深入邏輯嚴密對後代的應試文章影響很大。
留侯論
宋代：蘇軾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鬥，此不足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
夫子房受書於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警戒之義；而世不察，以為鬼物，亦已過矣。且其意不在書。
當韓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其平居無罪夷滅者，不可勝數。雖有賁、育，無所復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勢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於一擊之間；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間不能容發，蓋亦已危矣。
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何者？其身之可愛，而盜賊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為伊尹、太公之謀，而特出於荊軻、聶政之計，以僥倖於不死，此圯上老人所為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鮮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後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
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逆；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勾踐之困於會稽，而歸臣妾於吳者，三年而不倦。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剛也。夫老人者，以為子房才有餘，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何則？非有生平之素，卒然相遇於草野之間，而命以僕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之所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
觀夫高祖之所以勝，而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項籍唯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當淮陰破齊而欲自王，高祖發怒，見於詞色。由此觀之，猶有剛強不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
太史公疑子房以為魁梧奇偉，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嗚呼！此其所以為子房歟！
宋仁宗嘉佑五年，蘇軾被任命為河南福昌縣今河南伊陽西主簿屬正九品。蘇軾未赴任，經歐陽修、楊畋等推薦，寓居懷遠驛，精心準備制科考試。試前，蘇軾上楊畋、富弼等人二十五篇《進策》、二十五篇《進論》，《留侯論》就是《進論》中的一篇。
賈誼論
宋代：蘇軾
非才之難，所以自用者實難。惜乎！賈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
夫君子之所取者遠，則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則必有所忍。古之賢人，皆負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萬一者，未必皆其時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
愚觀賈生之論，如其所言，雖三代何以遠過？得君如漢文，猶且以不用死。然則是天下無堯、舜，終不可有所為耶？仲尼聖人，歷試於天下，苟非大無道之國，皆欲勉強扶持，庶幾一日得行其道。將之荊，先之以冉有，申之以子夏。君子之慾得其君，如此其勤也。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晝，猶曰：“王其庶幾召我。”君子之不忍棄其君，如此其厚也。公孫丑問曰：“夫子何為不豫？”孟子曰：“方今天下，捨我其誰哉？而吾何為不豫？”君子之愛其身，如此其至也。夫如此而不用，然後知天下果不足與有為，而可以無憾矣。若賈生者，非漢文之不能用生，生之不能用漢文也。
夫絳侯親握天子璽而授之文帝，灌嬰連兵數十萬，以決劉、呂之雌雄，又皆高帝之舊將，此其君臣相得之分，豈特父子骨肉手足哉？賈生，洛陽之少年。欲使其一朝之間，盡棄其舊而謀其新，亦已難矣。為賈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絳、灌之屬，優遊浸漬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後舉天下而唯吾之所欲為，不過十年，可以得志。安有立談之間，而遽為人“痛哭”哉！觀其過湘為賦以吊屈原，紆鬱憤悶，趯然有遠舉之志。其後以自傷哭泣，至於夭絕。是亦不善處窮者也。夫謀之一不見用，則安知終不復用也？不知默默以待其變，而自殘至此。嗚呼！賈生志大而量小，才有餘而識不足也。
古之人，有高世之才，必有遺俗之累。是故非聰明睿智不惑之主，則不能全其用。古今稱苻堅得王猛於草茅之中，一朝盡斥去其舊臣，而與之謀。彼其匹夫略有天下之半，其以此哉！愚深悲生之志，故備論之。亦使人君得如賈生之臣，則知其有狷介之操，一不見用，則憂傷病沮，不能復振。而為賈生者，亦謹其所發哉！
蘇軾於嘉佑二年到京城參加科舉考試，試於禮部，時年21歲，到嘉佑五年（1060年）任大理寺評事，籤書鳳翔府判官，四年時間先後寫有二十五《進策》、二十五《 進論》，這些策論基本上系統闡述了他的政治思想和主張。《賈誼論》就是《進論》中的一篇。
晁錯論
宋代：蘇軾
天下之患，最不可為者，名為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坐觀其變，而不為之所，則恐至於不可救；起而強為之，則天下狃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惟仁人君子豪傑之士，為能出身為天下犯大難，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強期月之間，而苟以求名之所能也。
天下治平，無故而發大難之端；吾發之，吾能收之，然後有辭於天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責，則天下之禍，必集於我。
昔者晁錯盡忠為漢，謀弱山東之諸侯，山東諸侯並起，以誅錯為名；而天子不以察，以錯為之說。天下悲錯之以忠而受禍，不知錯有以取之也。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鑿龍門，決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蓋亦有潰冒衝突可畏之患；惟能前知其當然，事至不懼，而徐為之圖，是以得至於成功。
夫以七國之強，而驟削之，其為變，豈足怪哉？錯不於此時捐其身，為天下當大難之衝，而制吳楚之命，乃為自全之計，欲使天子自將而己居守。且夫發七國之難者，誰乎？己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將之至危，與居守至安；己為難首，擇其至安，而遣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義士所以憤怨而不平者也。
當此之時，雖無袁盎，錯亦未免於禍。何者？己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將。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難之矣，而重違其議。是以袁盎之說，得行於其間。使吳楚反，錯已身任其危，日夜淬礪，東向而待之，使不至於累其君，則天子將恃之以為無恐，雖有百盎，可得而間哉？
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則無務為自全之計。使錯自將而討吳楚，未必無功，惟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悅。奸臣得以乘其隙，錯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禍歟！
《晁錯論》為蘇軾在宋仁宗嘉佑五年至六年（1060—1061年）寫就並呈與朝廷的文章之一。《晁錯論》的具體寫作時間有兩種說法：其一認為本文寫於宋仁宗嘉佑五年，是在制科考試前所上二十五篇《進論》之一；另一種說法認為該作品寫於嘉祐六年，是蘇軾在制科考試中的一篇應試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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