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對儒家的解構與重構
姚海濤
(青島理工大學琴島學院，山東 青島 266106)
[摘要] 荀子是儒家道統傳承中的重要人物。他繼續了孔子的文化焦慮，在孔子對儒改造基礎之上，借鑑批判了孟子對儒的理想主義改造，最終提出了自己的知統類視域下對儒位階的理性重構。孔孟荀對儒的循環上升式改造，使得儒這一階層在關鍵歷史時期做出了正確抉擇。這對於後來定儒學於一尊、兩漢經學的興起，對將來儒學歷史之傳承，乃至中華文明之延續都起來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關鍵詞]荀子；儒；解構；重構
引言
荀子（約西元前313年—前238年），名況，戰國晚期趙國猗氏（今山西安澤）人，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儒家代表人物之一，亦為先秦儒家之集大成者，甚至亦可稱之為先秦時代思想的綜合創新者。
荀子主要活動之時期恰處於戰國時期古代中國社會制度大變動、大倒塌、大變革、大遷移的時代。當是時，制度層面上，奴隸制度業已土崩瓦解，封建制度開始逐步確立，秦、齊、楚、韓、趙、魏、燕七雄割據爭霸，新興地主階級已然登上歷史賦予他們的舞臺。學術層面上，百家之學漸漸進入了相互滲透、交融並開始進行新的突破、整合、創新、重塑期。面對生存格局之斷裂、百家思想之迸發、激盪以及時代氛圍、社會心理與民族習氣之劇變，荀子沿襲了儒家自孔子以來儒者所秉持的歷史責任感、時代擔當意識、積極救世之博大情懷，並以其個體生存體驗、獨特的致思取向對流傳已久的諸家學說進行了批判式的融合與創造性的重鑄，力圖重新架構起一個能適應當時深刻劇變的、儒家視域下的新價值系統，以延續儒家思想發展之統緒，並支撐起華夏文化薪火相傳的天空。
作為儒家重要代表人物的荀子對儒的解構、重構便是其針對時代特點的恰當而準確的回應。在其對儒的論述中我們可以發現這實是對當時社會大劇變、大動盪、大撕裂問題開出的極具針對性的藥方。歷史視域下對儒的解構與重構于思想史的意義甚大。作為荀子批判式融合與創造性重鑄的儒思想理論即使在現代社會中仍不失其應有之意義與價值。
下面從儒的流變、荀子知統類視域下對儒位階的重構兩個向度展開論述。
一、儒的流變
前輩研究者早已指出，儒與儒家不同。儒早於儒家也成為學界定論。儒與儒家的分界實自孔子始，孔子之前有儒，但不得謂有儒家學派。孔子之後儒家才成立。
(一)孔子之前的儒
儒之一字出現在公認為我國最早的成熟文字甲骨文中。學界認為甲骨文中的需字即是原始的儒字。其字形像是用水沐浴之狀。其本義明顯是沐浴之意。胡適指出，儒在殷商時代是專為商王及其貴族主持祭祀、接待賓客等的職業。故《禮記儒行》中有“儒有澡身而浴德”之說。揚雄《法言·君子》：“通天地人曰儒。許慎《說文解字》中有：儒，柔也，術士之稱也。鄭玄：“儒之言優也，柔也，能安人，能服人。又，儒者，濡也，以先王之道，能儒其身。”[1]P6－8
殷屬東夷民族有迷信鬼神之傳統，觀甲骨文之來源可知。殷代夏後執行所謂“鬼治主義”原則，故需要有專門職事負責此類事務。由上述稱引可見，此種職事地位畢竟卑微，故形成了柔弱的性格。
周代商之後，儒者由於是當時文化的重要承載者，故被周的統治者所重視。周人奉行禮治主義，重視人民的力量，注重教化的作用。周公制禮作樂之說絕非虛言。儒者於是從原來的商貴族附庸，逐漸找到了自己的合理定位——社會的文化傳承者。
（二）孔子對儒的改造以及儒家之成立
儒的轉型是歷史發展之必然，但也必須由一個歷史擔當者來扭轉舊風氣以開出新性格。從軸心時代的世界文化比較視野來看，孔子無疑是比較特殊的一位。扭轉舊風氣的歷史擔當者是孔子。儒家學派的創始人是孔子。從中國儒學發展的歷史來看，從來沒有單一類型的儒家傳統。也就是說，儒家是有著一條主線但是又朝多面向發展的儒家。這條主線便是儒家的一以貫之之道，而多面向的發展在各個歷史時期又有不同的表現。儒家一以貫之之道的主線是由孔子所開出。
中國上古思想的發展最初是隱密不公開的、知識與權力統一的貴族之學，後“天子失官、學在四夷”導致私學下移而使知識階層分散於民間。孔子開自由講學之風，倡平民學術，發起了對儒的歷史性改造。
作為研究孔子思想最真實資料的《論語》中“儒”字僅出現2次。子謂子夏曰：“汝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2]P88孔子對儒的改造意很明顯。由於意恐自己的門人對儒的認知出現偏差，思想被矇蔽，故孔子在這裡以君子與小人對舉，彰顯出了儒之作為一種謀生職業還是一份可以終生保守之事業的差別。
孔子對儒進行了脫胎換骨式的改造，將原來的小人儒改造為君子儒，柔弱品性之儒改造為剛健品性之儒，懦弱本性之儒改造為剛烈本性之儒，職業謀生之儒改造為事業擔當之儒。於是儒的形象高大起來，挺拔起來，光輝起來，盛大起來了。一個無終食之間違仁，顛沛造次必於是的儒家學派誕生了！
孔子以“斯文在茲”自任，以“述而不作”自命，以華夏文化傳承自道，仁基與德慧雙顯之大智慧，遙契天道而踐仁知天，本天道而立人極，法天道而開人文，自覺挺立起個人主體意識乃至開啟儒家學派這一群體意識。
（三）孟子理想主義視域之儒
《孟子》一書儒字只出現2次。牟宗三先生用：“開闢價值之源，挺立道德主體，莫過於儒”[3]P59來概括儒家原則性觀念。儒學是生命的學問，要落實到真實的生命中去，是具有真實感、確切感、客觀感的內容真理。它的要義是要培養生命的強度與韌性，成就聖賢式人格，內聖與外王通而一之。
南宋大儒二程兄弟對孟子的評價甚是精當。孟子“其跡著”、“並秋殺盡見”、 “露其材”、 “盡雄辯” 且“有些英氣”，有“泰山岩巖之氣象”。[4]P127這些評價我們可以從《孟子》的文章中得到印證。《孟子》文章所體現出來的雄辯的色彩、充沛的激情、凌厲的氣勢，使我們看到了一個在時代的風浪中縱橫恣肆、在絕境中也絲毫沒有退縮反而迎難而上、步步緊逼的孟子形象。
還是用《孟子》中的大丈夫人格理論立論吧。大丈夫人格是一種理想主義之儒格，也從某些方面折射出了孟子力圖將儒者改造成為的理想形象。
在《滕文公下》中，孟子否定了“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的縱橫家公孫衍、張儀之流為大丈夫，認為他們只是“妾婦之道”，繼而提出了他的大丈夫標準：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2]P265-266
孟子認為，大丈夫的儒格不同於當時社會上通行的認知，以是否能建功立業為準。而是有其內外統一之道。內在的品性必須要符合儒家的“志”，外在的行為也要符合儒家的“行”，做到內外、志行合一，能夠為天下之表率，立社會的標杆。繼孔子提出君子儒與小人儒之別後，孟子沿著孔子理路從個人超拔之獨立意識角度進一步昇華了儒的史感意識、傳承意識、群體意識與責任意識，將儒塑造成為理想主義之儒，突顯出了一種全新的精神氣象。
孟子“大丈夫”人格理論可謂獨創之理論，無論是對當時啟迪社會還是對後世士人品格標準都影響深遠，構成了中華民族擔當意識之來源。
二、荀子知統類視域下對儒位階的重構
較之孔孟二聖，荀子在其著作中則大面積論述儒、剖析儒、評判儒、整飭儒。其從慣常的知統類的邏輯理性視域進行了解構與重構。《荀子》一書出現儒多達50次。其中與儒者之儒無涉之“侏儒”之“儒”2處。
（一）荀子對孔子、思孟學派的認知反差
作為儒家傳道之儒的荀子對儒家開山的孔子與謫傳的思孟學派認知完全不同。孔子在荀子心目中地位極高，在書中提及孔子80次左右，無任何批評之義，或引用孔子之語，或借孔子之口說出荀子本人思想，均為頌揚之語。“孔子仁知且不蔽”，“德與周公齊，名與三王並”[5]P（《解蔽》）的正面積極評價可見，荀子認同孔子為儒家真精神之代表。
荀子對自視為儒家正宗的思孟學派的認知截然相反，評價也反差極大。於是在《非十二子》、《性惡》諸篇中不惜筆墨，對其學派大加韃伐。其學術分歧很朋，有些方面勢同水火。具體表現在諸多方面，如性惡與性善的對立，如法后王與法先王的分別，如對思孟學派的“甚僻違而無類”、“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5]P93的指責。在荀子心中，思孟學派是打著孔子真先君子旗號而將儒門引入歧途，實質上堵塞了儒門學術發展之路。在荀子看來，思孟學派從思想層面瓦解了儒家，應該作為批判的對象而被清除出儒家隊伍。
（二）荀子對儒位階的重構
荀子則一改孟子好為高言之理想主義姿態，掃除了其對儒過高的感性期許，將對儒的認知與改造迴歸於理性之維。荀子儒可以說是現實主義視野下的禮治之儒。
《韓非子》中提到：“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6]《顯學》侯外廬、趙紀彬、杜國庠認為：“孔子死後的儒家，除了戰國末期的荀子（孫氏之儒）綜合各家思想，代表了向上的發展並與法家結合以外，其餘各派均已失去孔學的優良傳統，或古言古服，固執著孔子所批判的形式文化而自謂真儒，實則仍繼承鄒、魯搢紳先生的傳統儒術——形式說教，如荀子在日常生活中形容了十三個樣子：一個流派包括奇形怪狀的‘然’字之儒者，……；另一個流派則抹殺實踐與感覺，斤斤於容貌辭氣，求遠於鄙倍，戰戰兢兢於日三省吾身，陷入於神秘的唯心主義，由曾子傳至子思、孟軻，成了‘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的思想，遂開戰國鄒衍陰陽家無稽之談的先河。凡此兩個支流，都在思想上反映著社會的落後殘餘，而表現為孔學積極精神的萎縮。”[7]P191-192在當時的時空背景下，士階層的地位呈現上升態勢但隨之帶來的問題就是其精神卻呈墮落之勢。孔子之後，在儒分為八的演化過程中，上承自孔子且經歷過孔子剛性改造之儒也出現了許多分化的問題。儒家的發展遭遇了雙重危機。所謂正宗嫡傳不明、不暢、不通，分化後的旁支側室敗壞門風聲譽。這些問題的出現體現出了一些儒者在對儒的認知上的迷茫與錯誤，呈露出一種下墜與墮落的態勢。這一切不能不令荀子痛心疾首，令其不得不拯而救之，挽狂瀾、扶大廈。面對人心無處安頓，天道無處依傍較之孔孟時代急轉直下的時代，荀子進行了金剛怒目式的省思。
“統”與“類”的邏輯觀念在《墨子》中已有“知類”的表達。孟子在那些論辯的歲月裡，有批評告子“不知類”之舉。荀子作為一個知性哲思特強之思想家，特重概念之延伸、思維之開拓，繼承、釐清並鑄造出了一系列的哲思概念。荀子之哲思已觸及“類”與“統”這些概念，充分挖掘了“統”與“類”內涵。如“統”與“類”合言，出現達6次之多，其單獨出現統或者類的次數就更多了。在此基礎之上，形成了一個有一定標準、固定含義，別於他人之觀念。於是這些概念在荀學中具有了抽象的哲學意義與位階的價值意義。故其對儒的認知更全面、評價更客觀、論述更精到。
1、由事業之儒墮落為偷儒憚事之儒——賤儒
荀子接續孔子以來的對儒的歷史擔當感的肯認也有自身對儒的深刻體察，重新鑄造出了具有荀子個人鮮明特色的儒的不同位階。荀子融舊鑄新、縱貫橫攝之新氣象。何謂縱貫橫攝？縱貫是指荀子貫通儒家傳承之統緒；橫攝是指荀子解構儒是從彼時儒家分化之種種表現出發，展現出了綜合、實用、合時的新氣象。荀子對儒的改造貫穿了有破才有立、破與立相結合，解構與重構相統一的原則。
荀子之破是基於知統通類的破，對墮落之儒進行了分類鞭撻。荀子先來批判無責任感、擔當意識的偷儒憚事之賤儒。“偷儒”之“儒”出現4次，分別是“勞苦之事則偷儒轉脫”[5]P29，“偷儒憚事，無廉恥而嗜乎飲食”[5]P34，“偷儒憚事，無廉恥而耆飲食”[5]P104，“偷儒而罔，無廉恥而忍謑訽”。[5]P103
王先謙集解中解釋偷儒之儒，亦謂懦弱畏事，皆懶惰之義。[5]P29張覺《荀子校注》中則認為，儒：通懦，指怕事。偷儒：苟且偷安，懶惰。[8]P13從中可以看出此處之儒意為早期儒之柔弱、懦弱之義。也就是說當時儒分為八之後，儒家門派的一些弟子墮落了，竟回到了原始儒的以之為職業的飲食之儒的狀態。
《墨子》評當時儒者“倍本棄事而安怠傲，貪於飲食，惰於作務，陷於飢寒，危於凍餒。……富人有喪，乃大說喜，曰： 此衣食之端也！”[9]《非儒》《莊子》中有“儒以詩禮發冢”[10]《外物》之語。二書中的記載未必只是學派之間的過分貶損。幾乎可以肯定的是當時儒家確實出現了非常多的敗類。
荀子對此相當憤慨，連用“賤儒”一詞3次，點名批評了子張氏之賤儒、子夏氏之賤儒、子游氏之賤儒。賤儒醜態百出的表現辱沒了儒家。這些儒家敗類只重儒家之外在之形，而無其實。或“弟陀其冠，衶禫（沖淡）其辭，禹行而舜趨”[5]P103——帽子歪斜、頹唐不振、言語淺薄、惺惺作態，故做聖人之姿；或“正其衣冠，齊其顏色，嗛然而終日不言。”[5]P103——洋洋自得、裝模作樣、故做高深以沽名釣譽；或“偷儒憚事，無廉恥而耆飲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5]P104——性情骯髒、逃避苦累、膽小怕事、無廉恥、榮辱之心，在酒食聲色之中迷失、墮落為飲食之儒。
在這些批判中無不體現著荀子對儒家道統的清理、修正、還原與揚棄，處處表現著對當時墮落之儒身份的批判與超越。
2、禮之統類為標準劃分下的陋儒、散儒、腐儒、溝瞀儒、俗儒
荀子對儒的改造破中又有立。立是基於“不學禮，無以立”基礎的立，是以知統通類基礎上的立。
“故人一之於禮義，則兩得之矣；一之於情性，則兩喪之矣。故儒者將使人兩得之者也，墨者將使人兩喪之者也，是儒墨之分也。”[5]P340禮義與性情二者不可兼得。儒家以禮制情，以禮化性，使人兩者兼得。墨家則不然，只會使人兩者兼失。
以禮義為標準劃分眾儒，有不尊崇良師，不隆禮重法，只知誦讀《詩》、《書》的淺陋之儒；學問雜博雖能言善辯但散漫無禮的散儒；不喜言談、只重實惠不顧及言談之術、言論文采的卑陋庸俗腐儒。還有受思孟學派蠱惑、學術上愚昧無知、不辯是非、假先聖之言以欺世盜名、沽名釣譽的溝瞀儒（溝瞀通怐愗，愚昧無知。有“甚愚陋溝瞀”語，可參看）[8]P82。
俗儒之論述是與大儒、雅儒、小儒的對舉中體現的。俗儒是高於俗人的一個位階，其附屬、追隨公卿貴人，沒有自己的獨立思考能力，與世俗同流合汙以求得衣食足用為目的的儒者。
當年孟子高舉“闢楊墨”大旗以維護儒家道統。如今荀子以禮為標準，從儒家團體化代際生存的角度，以薪火相傳的重大人文關切視野提出儒墨之分以闢假儒、樹真儒，將廢儒與真儒區割、剝離開來，有堅壁清野之義。
3、儒者之標杆，功業之儒——大儒與小儒
在對儒家隊伍中做了堅壁清野的功夫之後，荀子正式提出了對儒的定位。何為真正的儒？真正的儒，無論身在何處，名在何位，都應該是有益於人，有益於國者。“儒者……雖窮困凍餧，必不以邪道為貪。無置錐之地，而明於持社稷之大義。”[5]P117在這裡的“貪”字，梁啟雄認為，《新序》貪作食，義較長。[11]P80筆者從之。意思很顯明，就是針對儒者之墮落為無廉恥而嗜飲食的子游氏之賤儒而言。真正的儒者應該效法先王，重視禮法，深明大義，意志堅定，忠信愛人。在其位或是王公之材，或是社稷之臣，施於政則能美政，達到四海之內若一家的政治效果。不在其位，雖在處窮困凍餧之中，居於窮閻漏屋之下，也會行義淑世、比中而行，辟邪道、為人師、美風俗。
接著，荀子對大儒與小儒做了區分。
“大儒者，天子三公也；小儒者，諸侯、大夫、士也。”[5]P144大儒與小儒甚至不僅僅是社會政治地位的不同，更重要的是德性與才能的不同。真正的大儒即使隱居在陋巷，不得其時，王公貴族也不能與他爭名，即使處在大夫的地位，國君也容納不了他。大儒的道德位階就是聖人。大儒的典範就是周公、孔子、子弓等聖人。大儒的作用是“一天下者也”，得其時就能夠以百里之地顯示其才能與功業。大儒有治理萬乘之國之才，其合先王之道，比中而行，以淺持博，以古持今，以一持萬，合於禮義，合於天，事雖未見但能以統類應之，處理事情張弛有度、若合符節，故可以實現天下一統。
思想能剋制私慾，公正之心戰勝私人感情之蔽，明智、好學而有才能是小儒。小儒為士君子，也應該承擔起淑世教化之重任。雅儒效法后王、尊崇禮義敬畏法度但輕視詩書，言行合禮但智慧未達，知之未知從不欺騙，能使千乘之國安頓。
結語
綜上，荀子在戰國群雄逐鹿的動盪世界中拒絕儒的橫向撕裂，力圖接續孔子文化焦慮並重新打開儒者職分之門，以其思理一貫的理性通達思路遮撥出儒之所以為儒的天空使其調適上遂，達到臻於德化的文化與政治的大道。荀子也絕不像韓昌黎所言的“大醇而小疵”而是構成了儒家道統的重要人物。正如李澤厚所云：“荀子可說是上承孔孟，下接易庸，旁收諸子，開啟漢儒，是中國思想史從先秦到漢代的一個關鍵。”[12]P106孔孟荀對儒的循環式上升式改造，使得儒這一階層在那些逝去的關鍵歷史時期不致於下墜甚或集體墮落，而能把握方向、能立得住並能逆向迎上做出正確抉擇。這對於後來定儒學於一尊、兩漢經學的興起，對將來儒學之歷史傳承，乃至中華文明之延續都起來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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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此文刪節版曾刊於《江南論壇》2017年第1期，此為完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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