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拉克和伊朗，輝煌的70年代
上個世紀70年代，伊朗和伊拉克是伊斯蘭民族崛起於世界的一對雙子星。隨著石油工業國有化進程的不斷推進，兩個國家的經濟實力得到了飛速提升。1970~1978年，伊拉克國內生產總值每年保持10.5%的高速增長，到了1979年，伊拉克GDP達到了307億美元，國民人均收入約2691美元（79年美元價格），值得對比的是：國家統計局2019年第三季度對中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累計值的統計數為22882元，約3365美元（現價折算）。而現在的一美元只約相當於70年代的5.6美分。
在伊朗，由美國扶持上臺的國王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對國家經濟的前途更是信心百倍，他在1974年8月的拉姆薩爾城對參加會議的眾人說道：
“我向你們許諾的偉大文明並不是烏托邦，我們達到偉大文明（古波斯文明覆興）的時間比我們想象的要快得多”。
今天，這種現象發生在中東地區
在1974這一年，埃及、敘利亞和以色列之間的十月戰爭剛剛結束不久，阿拉伯世界的產油國家便以減產、禁運石油等手段，來報復以色列及其後臺老闆。由於伊朗不屬於阿拉伯國家，國王巴列維趁機發展石油產業，大量出口石油，1973年伊朗石油收入為46億美元，1974年則增加到了178億美元。1973年伊朗政府財政赤字3億美元，到了74/75年則盈餘37億美元。1973年3月~1974年3月，擴大的石油出口讓伊朗人均收入從501美元上漲到了821美元（74年美元價格），一年內上漲幅度高達68%。
無怪乎訪問伊朗的美國總統卡特在1978年元旦的德黑蘭記者招待會上如此稱讚巴列維國王：
“他在日益動盪的中東地區建立了一個穩定而安寧的孤島”！
因為至少在1978年，巴列維時代的伊朗擁有數十萬全副美式裝備的軍隊、無孔不入的國家安全機構“薩瓦克”，59700億里亞爾的國內生產總值，以及幫助西方解決了石油短缺的燃眉之急後創造的良好國際環境。
然而到了1979年，隨著霍梅尼在伊朗成功發動伊斯蘭革命，狂熱的反美浪潮便席捲全國。這一年的11月4日，伊朗學生攻佔了美國駐德黑蘭大使館，扣押了62名美國外交人員，從而引發了世界史上著名的444天人質危機。西方不得不把希望寄託到了伊朗的鄰國伊拉克身上，期望伊拉克能成為抵禦伊朗伊斯蘭革命向西輸出的前線。薩達姆由此替代巴列維成了西方人眼中的新一代明星。
第二年，持續八年的伊拉克——伊朗戰爭（兩伊戰爭、第一次波斯灣戰爭）就爆發了。橫亙在伊朗和伊拉克之間的矛盾遠非一場曠日持久、損失巨大的戰爭就能化解的。在伊拉克人與伊朗人的江湖恩怨中，錯綜夾雜著阿拉伯民族與波斯民族的舊仇宿怨、宗教派系紛爭、國家利益矛盾、西方世界的從中作梗、庫爾德人及以色列人的火上澆油等等。為了搞清楚中東這一佔世界石油存儲量61%，出口量佔世界44.7%地區長期動盪不安原因，理清兩伊問題將顯得十分必要。
2020年1月3日，突發的伊朗高級軍事將領卡西姆·蘇萊曼尼在伊拉克遭暗殺事件，再一次把世界的目光吸引到了兩伊地區，這裡的動盪將局勢將直接影響世界大多數經濟強國在未來一個時間裡的對內對外政策調整，尤其是對於過多依賴中東石油進口的中國，這樣的影響將更加明顯，作者這篇文章的目的，將要為讀者介紹中東地區尤其是兩伊地區陷入長期動盪的歷史原因，並針對這一現象提出自己對中東問題的一些淺薄看法，因本人水平有限，文中不足之處在所難免，切盼專家老師予以指正批評。
伊拉克與伊朗的矛盾能否化解？他們的恩恩怨怨從何開始？
約5000年前，生活在伊朗高原西南部（今伊朗胡齊斯坦和伊拉姆地區）的埃蘭人已經擁有了自己的文字語言，埃蘭文化的發展時間線與蘇美爾人在兩河流域（伊拉克地區）文化發展的時間線幾乎是平行的。儘管二者之間有著或多或少的文化交流與碰撞，但均保持著自己地區獨特的文化性格。在此階段，埃蘭的阿萬王朝曾擊敗兩河流域下游的烏爾王朝，蘇美爾的基什王朝也曾擊敗埃蘭人，雖然今天兩河流域和伊朗西南部的蘇美爾人、埃蘭人早已不存在，但至少說明，生活在以阿拉伯河為界的東西兩地的居民，自古以來都有著密切的合作與競爭關係。
公元前6世紀初，當波斯人逐次擊敗米底王國和新巴比倫王國時，兩河流域包括今天敘利亞、土耳其、巴勒斯坦地區和埃及統統收納進了波斯帝國的版圖。今天的伊拉克地區在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內受到波斯文化的影響，甚至可以說：今天的中東地區在公元前5世紀前後，幾乎都被強制納入了波斯文化統治系統之內，就像古代中國漢儒文化圈長期影響著周邊地區和國家一樣。雖然馬其頓人建立的亞歷山大帝國在很短的時間裡開創了中東的希臘化時代，但其影響力遠遠弱於波斯人。大約1000年之後，直到阿拉伯半島貝都因人的興起，才徹底改變了這一地區的歷史發展進程。
貝都因人創立的伊斯蘭教實行的是政教合一的社會制度，原來盛行在阿拉伯半島的血親家族對立關係在這一制度下得到了充分調和，伊斯蘭文化將世俗生活和精神信仰進行了理論化、系統化的歸納與實踐，並得到了空前的成功。自此以後，阿拉伯人開始著手對周邊世界進行以“聖戰”為名義的武力征服，並先後控制了今天的伊拉克和伊朗。到了阿巴斯王朝時期，波斯當地人開始推進“舒歐布”（阿拉伯語民族、種族）運動，以波斯文化為基礎，對阿拉伯文化進行改造、融合。阿拉伯統治階層也掀起了著名的翻譯運動，將諸多波斯文化典籍翻譯成阿拉伯語，並傳播到帝國的各個角落，甚至是歐洲和中亞、南亞。這意味著阿拉伯文化開始波斯化，波斯文化也開始阿拉伯化。這種情況在中東地區最為明顯，當然也包括伊拉克和伊朗。
大約又過了1000年，直到公元1500年前後，隨著地理大發現及西方國家海外殖民活動的蓬勃發展，中東地區自給自足的農耕文明和畜牧文明遭到了資本主義工業文明的強力衝擊，資本的力量讓世界經濟、政治、文化前所未有地緊密聯繫起來，卻也前所未有地削弱了原本中東地區阿拉伯-波斯文化的強大影響力，就如同它對近代中國儒家文明的衝擊一般。由於伊斯蘭文明與阿拉伯-波斯文化是一對互為依託的共生體，當維繫伊斯蘭文明基礎的阿拉伯-波斯文化影響力、控制力被淡化時，原來的阿拉伯世界、包括宗教體系也不復存在了。
阿拉伯世界在這一階段分裂為三個龐大的伊斯蘭國家，即：土耳其奧斯曼帝國、伊朗薩菲帝國、印度莫臥兒帝國。在中東地區，處於兩河流域的伊拉克地區始終被奧斯曼帝國和伊朗薩菲帝國反覆爭奪著，但由於奧斯曼帝國是以哈乃斐學派為基礎來制定教法的遜尼派伊斯蘭國家，而當時的薩菲帝國（伊朗）則以十二伊瑪目什葉派為主流、甚至國王還要捏造與伊瑪目有血緣關係才得以統治整個王朝，薩菲政府強迫遜尼教派（其中包括北部庫爾德人，南方胡澤斯坦的阿拉伯人）改信什葉派教法，而處於薩菲和奧斯曼帝國反覆爭奪的伊拉克地區，就出現了兩種教派共存的情況，這算是今天伊拉克宗教社會現狀產生的部分歷史原因。
然而教派帶來的意識形態差異並不是唯一導致兩河流域動盪不止的原因。在伊拉克北部地區，還有佔總人口約22%的庫爾德人，這些庫爾德人大體可以分為以下2個持不同立場的派別，一派堅持與敘利亞、土耳其、伊朗的庫爾德人在原來庫爾德斯坦區域獨立建國，成立一個擁有民族自決權的民族國家。而另一派則希望伊拉克能滿足其建立民族自治區的願望，他們並不願意與其他國家的庫爾德人共同建國。但由於伊朗地區的庫爾德人（約700萬人）常常遭受當地什葉派的宗教迫害（庫爾德人主要信奉遜尼派教法），他們更熱切的希望能得到伊拉克地區庫爾德人的支持，聯合起來獨立建國，這讓伊拉克北部的局勢愈發複雜起來。
而在南部，隨著奧斯曼帝國在1683年丟失了伊朗高原西部的大片土地，原本生活在這裡的阿拉伯人（伊拉克人）不得不在伊朗人的國境內生活，尤其在胡齊斯坦和伊蘭，當地的阿拉伯人占人口的大部分，而伊朗人反而很少。1912年，奧斯曼和薩菲帝國在英國和俄國的干預下重新界定的邊境，南部阿拉伯河以東地區從此正式成為了伊朗的國土，當地的伊拉克人（阿拉伯民族）再也回不去伊拉克了。
除了宗教問題、民族糾紛、歷史遺留的領土爭端問題，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由於西方和俄國人的蠻橫干預，讓伊拉克和伊朗地區的矛盾愈發凸顯，恩怨是非更加錯綜複雜起來。西方人關注這一地區的唯一理由就是石油。1916年4月，英國外交官塞克斯與法國駐貝魯特總領事與俄國政府協商，簽署了《塞克斯-皮科協定》，將伊拉克直接切割為南北兩半，英國人擁有巴格達與巴士拉的南方主權，法國人則佔據以摩蘇爾（古亞述首都尼尼微）為中心的北方伊拉克。在西方人眼中，擁有地方主權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掠奪這裡的一切可以掠奪的財富。最具有說服力的事實是：法國人後來放棄了對摩蘇爾-伊拉克北方的主權，以此換得了土耳其石油公司25%的股份。
英國政府控制伊拉克的手段與控制印度如出一轍，他們扶持一批當地人，打壓一批當地人，挑撥地區矛盾、宗教矛盾、民族矛盾，當時伊拉克出現了3個官方認可的政黨，即民族黨、覺醒黨和自由黨，前兩者屬於激進的什葉教派政黨，他們積極推動伊拉克的獨立和反對殖民統治，而英國人則扶持相對溫和的自由黨（遜尼派）來壓制迫害前者，從而導致了伊拉克境內的什葉派與遜尼派在國家民族問題上出現了分裂。而遭受迫害的什葉派領袖紛紛逃亡伊朗避難，使得伊朗和伊拉克之間又出現了隔閡。
英國人提倡民主與自由，但他們卻反對那些損害自身利益的民主與自由。通過選舉產生的議會代表，只要反對英國人在伊拉克的統治，立即會遭到迫害。而他們自己卻強制安插基督徒、猶太人加入這個政府議會中，甚至還讓猶太人擔任伊拉克的財政部長。因為英國人規定：
伊拉克需要支付專員署（殖民機構）其佔領費用的一半，不經英國同意不允許伊拉克調動自己國家的軍隊和向其他國家借外債。而英國人則向伊拉克提供軍事援助，前提是伊拉克人必須要將自己國家收入的1/4用於國防。
在差不多的時間段裡，伊朗人的情況更加糟糕。1908年5月26日，英國人在伊朗馬傑斯德·索萊曼發現了高產油田，英國-波斯石油公司宣告成立。這家公司的最大股東是英國政府，從此以後，英國實際上壟斷了全伊朗的石油開採和經營業務。波斯帝國銀行當時的董事會設在倫敦，但是令人難以置信的是：這家銀行竟然是當時伊朗的國家中央銀行，它擁有發行貨幣、規定外匯掛牌價格的權力。按理說這家銀行的董事會應該設在伊朗的德黑蘭，但更令人難以置信的是：伊朗政府在銀行所得的純利潤裡只能抽取6%。
除了英國人的巧取豪奪外，俄國人也沒有閒著。俄國人扶植了當地的一支武裝部隊，命名為哥薩克團。俄國人扶植的這支部隊時而支持國王，時而支持國王的反對派，唯一的理由是誰的立場對自己更有利。俄國人還開設了波斯信貸銀行，通過向伊朗出借三千二百五十萬盧布，獲得了伊朗海關（裡海地區）、北部公路的稅收權。
奧斯曼與薩菲帝國在伊拉克地區的爭奪
這是一個糟糕的時代，但還有比這個時代更糟糕的存在嗎？有！伊拉克和伊朗，從居魯士建立波斯帝國開始，到阿拉伯帝國分裂為止。大部分時間都處在一個國家的統治之內。現代世界中，這兩個國家已經各自獨立，但相似的文化、相鄰的地理位置，相同的遭遇都時刻提醒著他們，要攜手合作與發展。但今天的中東，我們並沒有看到這一情況的出現，反而是輪迴著過去一再上演的爭鬥與彼此消耗，而且似乎比之前更加糟糕。那麼對於中國人來說，我們能從中得到哪些啟發呢？
我眼中的中東-伊拉克和伊朗
翻開我們自己的教科書，一定跳不開那極為重要的一個章節。它的主要內容是：自1840年以後，中國逐漸淪為半殖民半封建的國家，近代中國飽受列強的欺凌和掠奪，民族自信與國家尊嚴飽受摧殘，在西方列強的干預下，自清政府垮臺後，各地軍閥互相征戰不休，加上日本、沙俄的入侵，一個搖搖欲墜、支離破碎、甚至要亡國滅種的中華民族到了她最危險的時刻。近代中國與一戰二戰時期的伊朗和伊拉克，命運如出一轍，或許比他們還要糟糕一點，因為近代中國的內戰持續得太久，民族自身的消耗似乎讓人更難以接受。但幸運的是：中國人還是覺醒了，1949年以後，團結的中國人敢於和世界上兩個超級大國叫板，甘心勒緊褲腰帶為現代化建設流盡血汗。
當2020年1月3日，伊朗高級軍事將領蘇萊曼尼在伊拉克被美國人刺殺時。中國人正在將美國人拉到談判桌面前談談如何展開更加公正的貿易協定。因為美國人抱怨我們掙得太多，他們不能吃太多虧。雖然此時的中國還未充分準備好趕超那些強國，但再強大的國家也不敢隨隨便便冒犯我們，這份自信來自於何處呢？因為中國人從未像今天這樣團結，目標從未像今天這樣明確：團結起來，讓民族復興！
然而伊拉克與伊朗呢？儘管遜尼派和什葉派的矛盾由來已久，胡澤斯坦和巴士拉附近的油田、港口競爭不容忽視，阿拉伯人、庫爾德人、伊朗人的社會種族領土爭端急需解決，但最大的問題是：如果自己都活在懸崖邊上，不知道下一秒會不會摔到崖底的時候，何談其他呢？在我看來，中東現在的問題比一戰二戰時期更加嚴峻，因為整個國際社會的格局在100年裡發生了巨大變化，那些曾經遭遇過類似殖民統治的國家，大部分都已經獨立、有的已經成為地區強國甚至是世界性的強國，而兩伊尤其是伊拉克，卻是在倒退，甚至被大部分曾經的殖民國家遠遠甩在身後。
整個中東的伊斯蘭國家，自阿拉伯春運動開始以來，動盪持續不斷。敘利亞、約旦、也門、科威特、埃及、利比亞、阿爾及利亞、土耳其、伊朗、伊拉克、巴勒斯坦地區幾乎是此處硝煙剛剛平息，別處戰火又再度燃起。而以色列在強大的經濟軍事基礎上，多次打退了伊斯蘭國家的進攻，並扮演了攪亂中東局勢的馬前卒，這個國家當初在西方的支持下非法建國，在阿拉伯巴勒斯坦地區蠻橫地劃出自己的領地，正如巴勒斯坦人所說的那樣：
既然西方人同情猶太人，支持他們的建國運動，為什麼不在歐洲劃出一片土地出來給他們建國呢？
阿拉伯人的問題直指西方的要害，資本主義的利益至上從來未曾改變，那些所謂的普世價值、人文主義，都只是建立在西方人能夠以此獲得好處的基礎上的。就如同當年法國人將伊拉克北部主權換成石油公司股份一般，他們可以為了利益肆意踐踏別的國家、民族的價值和尊嚴，隨便找個藉口就動用不對等的軍事力量、經濟力量來制裁那些反對者，這到底是哪門子普世價值，人文情懷呢？他們所宣揚的民主、自由又在哪呢？
但很遺憾，中東地區各個伊斯蘭國家還未能就此問題拿出一套切實可行的方法出來反制，中東地區的混亂狀況並沒有在美國人的干預下變得安穩，明裡暗裡的爭鬥反而是愈發激烈起來。作者對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矛盾和競爭始終存在於現代社會，哪怕是美國國內也同樣存在這樣的問題。阿拉伯民族、庫爾德民族、伊朗波斯民族之間自然也避免不了這樣的問題。這就像一鍋飯，幾個民族為了誰能多吃點而產生爭吵是正常現象，但現在的情況卻是：一個民族為了自己多吃點，卻讓生活在這片地區以外的其他人加入進來，也就是請外援過來幫忙。當然，這個民族自然是多吃了一點，但外援不是義工，他們也要吃飯，那麼，這個鍋裡的飯留給其他兩個本地民族的就更少了，矛盾就更加無法緩和。
什葉派與遜尼派的分佈區域
值得期望的是：無論如何，他們都有著共同的信仰和一脈傳承的文化，無論原教旨主義運動如何展開，還是遜尼派如何堅守自己的保守立場，他們還是有著最基本的相同底線。中東地區的人民應該意識到，與虎謀皮並非長遠之計，只有在自己內部找到一條彼此認同的相處原則，將伊斯蘭的力量凝聚起來，共同捍衛地區的主權、社會安定才是走向富強的最佳通途。而我們中國人更應該以此為鑑，不以短期利益、血性之勇，按照西方描畫的大餅做出破壞民族團結，國家穩定的事情。從古至今，從秦王國、漢帝國到唐王朝，哪一個盛世朝代早期不都是韜光養晦，甚至要和親破財來換得自己的發展時間與空間呢？
任何內部困難都可以得到解決，寄望外人插手來解決自己得內部問題，往往都是引狼入室，自毀長城。中東地區的人民應該要學習中國人的忍耐性，集體主義和務實精神，勤勞的中國人，以及逐漸讓國家走向富強、列於世界強國之林的中國模式值得他們學習與借鑑，而我們自己，則更應該冷靜面對海峽對岸，尤其不應該做出讓外人再來分一碗飯的愚蠢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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