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拉克:睡在我上铺的伊朗兄弟,我们要团结在一起

伊拉克和伊朗,辉煌的70年代

上个世纪70年代,伊朗和伊拉克是伊斯兰民族崛起于世界的一对双子星。随着石油工业国有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两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得到了飞速提升。1970~1978年,伊拉克国内生产总值每年保持10.5%的高速增长,到了1979年,伊拉克GDP达到了307亿美元,国民人均收入约2691美元(79年美元价格),值得对比的是:国家统计局2019年第三季度对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累计值的统计数为22882元,约3365美元(现价折算)。而现在的一美元只约相当于70年代的5.6美分。

在伊朗,由美国扶持上台的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对国家经济的前途更是信心百倍,他在1974年8月的拉姆萨尔城对参加会议的众人说道:

“我向你们许诺的伟大文明并不是乌托邦,我们达到伟大文明(古波斯文明复兴)的时间比我们想象的要快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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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这种现象发生在中东地区

在1974这一年,埃及、叙利亚和以色列之间的十月战争刚刚结束不久,阿拉伯世界的产油国家便以减产、禁运石油等手段,来报复以色列及其后台老板。由于伊朗不属于阿拉伯国家,国王巴列维趁机发展石油产业,大量出口石油,1973年伊朗石油收入为46亿美元,1974年则增加到了178亿美元。1973年伊朗政府财政赤字3亿美元,到了74/75年则盈余37亿美元。1973年3月~1974年3月,扩大的石油出口让伊朗人均收入从501美元上涨到了821美元(74年美元价格),一年内上涨幅度高达68%。

无怪乎访问伊朗的美国总统卡特在1978年元旦的德黑兰记者招待会上如此称赞巴列维国王:

“他在日益动荡的中东地区建立了一个稳定而安宁的孤岛”!

因为至少在1978年,巴列维时代的伊朗拥有数十万全副美式装备的军队、无孔不入的国家安全机构“萨瓦克”,59700亿里亚尔的国内生产总值,以及帮助西方解决了石油短缺的燃眉之急后创造的良好国际环境。

然而到了1979年,随着霍梅尼在伊朗成功发动伊斯兰革命,狂热的反美浪潮便席卷全国。这一年的11月4日,伊朗学生攻占了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扣押了62名美国外交人员,从而引发了世界史上著名的444天人质危机。西方不得不把希望寄托到了伊朗的邻国伊拉克身上,期望伊拉克能成为抵御伊朗伊斯兰革命向西输出的前线。萨达姆由此替代巴列维成了西方人眼中的新一代明星。

第二年,持续八年的伊拉克——伊朗战争(两伊战争、第一次波斯湾战争)就爆发了。

横亘在伊朗和伊拉克之间的矛盾远非一场旷日持久、损失巨大的战争就能化解的。在伊拉克人与伊朗人的江湖恩怨中,错综夹杂着阿拉伯民族与波斯民族的旧仇宿怨、宗教派系纷争、国家利益矛盾、西方世界的从中作梗、库尔德人及以色列人的火上浇油等等。为了搞清楚中东这一占世界石油存储量61%,出口量占世界44.7%地区长期动荡不安原因,理清两伊问题将显得十分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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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月3日,突发的伊朗高级军事将领卡西姆·苏莱曼尼在伊拉克遭暗杀事件,再一次把世界的目光吸引到了两伊地区,这里的动荡将局势将直接影响世界大多数经济强国在未来一个时间里的对内对外政策调整,尤其是对于过多依赖中东石油进口的中国,这样的影响将更加明显,作者这篇文章的目的,将要为读者介绍中东地区尤其是两伊地区陷入长期动荡的历史原因,并针对这一现象提出自己对中东问题的一些浅薄看法,因本人水平有限,文中不足之处在所难免,切盼专家老师予以指正批评。

伊拉克与伊朗的矛盾能否化解?他们的恩恩怨怨从何开始?

约5000年前,生活在伊朗高原西南部(今伊朗胡齐斯坦和伊拉姆地区)的埃兰人已经拥有了自己的文字语言,埃兰文化的发展时间线与苏美尔人在两河流域(伊拉克地区)文化发展的时间线几乎是平行的。尽管二者之间有着或多或少的文化交流与碰撞,但均保持着自己地区独特的文化性格。在此阶段,埃兰的阿万王朝曾击败两河流域下游的乌尔王朝,苏美尔的基什王朝也曾击败埃兰人,虽然今天两河流域和伊朗西南部的苏美尔人、埃兰人早已不存在,但至少说明,生活在以阿拉伯河为界的东西两地的居民,自古以来都有着密切的合作与竞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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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6世纪初,当波斯人逐次击败米底王国和新巴比伦王国时,两河流域包括今天叙利亚、土耳其、巴勒斯坦地区和埃及统统收纳进了波斯帝国的版图。今天的伊拉克地区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受到波斯文化的影响,甚至可以说:今天的中东地区在公元前5世纪前后,几乎都被强制纳入了波斯文化统治系统之内,就像古代中国汉儒文化圈长期影响着周边地区和国家一样。虽然马其顿人建立的亚历山大帝国在很短的时间里开创了中东的希腊化时代,但其影响力远远弱于波斯人。大约1000年之后,直到阿拉伯半岛贝都因人的兴起,才彻底改变了这一地区的历史发展进程。

贝都因人创立的伊斯兰教实行的是政教合一的社会制度,原来盛行在阿拉伯半岛的血亲家族对立关系在这一制度下得到了充分调和,伊斯兰文化将世俗生活和精神信仰进行了理论化、系统化的归纳与实践,并得到了空前的成功。自此以后,阿拉伯人开始着手对周边世界进行以“圣战”为名义的武力征服,并先后控制了今天的伊拉克和伊朗。到了阿巴斯王朝时期,波斯当地人开始推进“舒欧布”(阿拉伯语民族、种族)运动,以波斯文化为基础,对阿拉伯文化进行改造、融合。阿拉伯统治阶层也掀起了著名的翻译运动,将诸多波斯文化典籍翻译成阿拉伯语,并传播到帝国的各个角落,甚至是欧洲和中亚、南亚。这意味着阿拉伯文化开始波斯化,波斯文化也开始阿拉伯化。这种情况在中东地区最为明显,当然也包括伊拉克和伊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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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又过了1000年,直到公元1500年前后,随着地理大发现及西方国家海外殖民活动的蓬勃发展,中东地区自给自足的农耕文明和畜牧文明遭到了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强力冲击,资本的力量让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前所未有地紧密联系起来,却也前所未有地削弱了原本中东地区阿拉伯-波斯文化的强大影响力,就如同它对近代中国儒家文明的冲击一般。由于伊斯兰文明与阿拉伯-波斯文化是一对互为依托的共生体,当维系伊斯兰文明基础的阿拉伯-波斯文化影响力、控制力被淡化时,原来的阿拉伯世界、包括宗教体系也不复存在了。

阿拉伯世界在这一阶段分裂为三个庞大的伊斯兰国家,即:土耳其奥斯曼帝国、伊朗萨菲帝国、印度莫卧儿帝国。在中东地区,处于两河流域的伊拉克地区始终被奥斯曼帝国和伊朗萨菲帝国反复争夺着,但由于奥斯曼帝国是以哈乃斐学派为基础来制定教法的逊尼派伊斯兰国家,而当时的萨菲帝国(伊朗)则以十二伊玛目什叶派为主流、甚至国王还要捏造与伊玛目有血缘关系才得以统治整个王朝,萨菲政府强迫逊尼教派(其中包括北部库尔德人,南方胡泽斯坦的阿拉伯人)改信什叶派教法,而处于萨菲和奥斯曼帝国反复争夺的伊拉克地区,就出现了两种教派共存的情况,这算是今天伊拉克宗教社会现状产生的部分历史原因。

然而教派带来的意识形态差异并不是唯一导致两河流域动荡不止的原因。在伊拉克北部地区,还有占总人口约22%的库尔德人,这些库尔德人大体可以分为以下2个持不同立场的派别,一派坚持与叙利亚、土耳其、伊朗的库尔德人在原来库尔德斯坦区域独立建国,成立一个拥有民族自决权的民族国家。而另一派则希望伊拉克能满足其建立民族自治区的愿望,他们并不愿意与其他国家的库尔德人共同建国。但由于伊朗地区的库尔德人(约700万人)常常遭受当地什叶派的宗教迫害(库尔德人主要信奉逊尼派教法),他们更热切的希望能得到伊拉克地区库尔德人的支持,联合起来独立建国,这让伊拉克北部的局势愈发复杂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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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南部,随着奥斯曼帝国在1683年丢失了伊朗高原西部的大片土地,原本生活在这里的阿拉伯人(伊拉克人)不得不在伊朗人的国境内生活,尤其在胡齐斯坦和伊兰,当地的阿拉伯人占人口的大部分,而伊朗人反而很少。1912年,奥斯曼和萨菲帝国在英国和俄国的干预下重新界定的边境,南部阿拉伯河以东地区从此正式成为了伊朗的国土,当地的伊拉克人(阿拉伯民族)再也回不去伊拉克了。

除了宗教问题、民族纠纷、历史遗留的领土争端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由于西方和俄国人的蛮横干预,让伊拉克和伊朗地区的矛盾愈发凸显,恩怨是非更加错综复杂起来。西方人关注这一地区的唯一理由就是石油。1916年4月,英国外交官塞克斯与法国驻贝鲁特总领事与俄国政府协商,签署了《塞克斯-皮科协定》,将伊拉克直接切割为南北两半,英国人拥有巴格达与巴士拉的南方主权,法国人则占据以摩苏尔(古亚述首都尼尼微)为中心的北方伊拉克。在西方人眼中,拥有地方主权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掠夺这里的一切可以掠夺的财富。最具有说服力的事实是:法国人后来放弃了对摩苏尔-伊拉克北方的主权,以此换得了土耳其石油公司25%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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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政府控制伊拉克的手段与控制印度如出一辙,他们扶持一批当地人,打压一批当地人,挑拨地区矛盾、宗教矛盾、民族矛盾,当时伊拉克出现了3个官方认可的政党,即民族党、觉醒党和自由党,前两者属于激进的什叶教派政党,他们积极推动伊拉克的独立和反对殖民统治,而英国人则扶持相对温和的自由党(逊尼派)来压制迫害前者,从而导致了伊拉克境内的什叶派与逊尼派在国家民族问题上出现了分裂。而遭受迫害的什叶派领袖纷纷逃亡伊朗避难,使得伊朗和伊拉克之间又出现了隔阂。

英国人提倡民主与自由,但他们却反对那些损害自身利益的民主与自由。通过选举产生的议会代表,只要反对英国人在伊拉克的统治,立即会遭到迫害。而他们自己却强制安插基督徒、犹太人加入这个政府议会中,甚至还让犹太人担任伊拉克的财政部长。因为英国人规定:

伊拉克需要支付专员署(殖民机构)其占领费用的一半,不经英国同意不允许伊拉克调动自己国家的军队和向其他国家借外债。而英国人则向伊拉克提供军事援助,前提是伊拉克人必须要将自己国家收入的1/4用于国防。

在差不多的时间段里,伊朗人的情况更加糟糕。1908年5月26日,英国人在伊朗马杰斯德·索莱曼发现了高产油田,英国-波斯石油公司宣告成立。这家公司的最大股东是英国政府,从此以后,英国实际上垄断了全伊朗的石油开采和经营业务。波斯帝国银行当时的董事会设在伦敦,但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家银行竟然是当时伊朗的国家中央银行,它拥有发行货币、规定外汇挂牌价格的权力。按理说这家银行的董事会应该设在伊朗的德黑兰,但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伊朗政府在银行所得的纯利润里只能抽取6%。

除了英国人的巧取豪夺外,俄国人也没有闲着。俄国人扶植了当地的一支武装部队,命名为哥萨克团。俄国人扶植的这支部队时而支持国王,时而支持国王的反对派,唯一的理由是谁的立场对自己更有利。俄国人还开设了波斯信贷银行,通过向伊朗出借三千二百五十万卢布,获得了伊朗海关(里海地区)、北部公路的税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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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与萨菲帝国在伊拉克地区的争夺

这是一个糟糕的时代,但还有比这个时代更糟糕的存在吗?有!伊拉克和伊朗,从居鲁士建立波斯帝国开始,到阿拉伯帝国分裂为止。大部分时间都处在一个国家的统治之内。现代世界中,这两个国家已经各自独立,但相似的文化、相邻的地理位置,相同的遭遇都时刻提醒着他们,要携手合作与发展。但今天的中东,我们并没有看到这一情况的出现,反而是轮回着过去一再上演的争斗与彼此消耗,而且似乎比之前更加糟糕。那么对于中国人来说,我们能从中得到哪些启发呢?

我眼中的中东-伊拉克和伊朗

翻开我们自己的教科书,一定跳不开那极为重要的一个章节。它的主要内容是:自1840年以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半封建的国家,近代中国饱受列强的欺凌和掠夺,民族自信与国家尊严饱受摧残,在西方列强的干预下,自清政府垮台后,各地军阀互相征战不休,加上日本、沙俄的入侵,一个摇摇欲坠、支离破碎、甚至要亡国灭种的中华民族到了她最危险的时刻。近代中国与一战二战时期的伊朗和伊拉克,命运如出一辙,或许比他们还要糟糕一点,因为近代中国的内战持续得太久,民族自身的消耗似乎让人更难以接受。但幸运的是:中国人还是觉醒了,1949年以后,团结的中国人敢于和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叫板,甘心勒紧裤腰带为现代化建设流尽血汗。

当2020年1月3日,伊朗高级军事将领苏莱曼尼在伊拉克被美国人刺杀时。中国人正在将美国人拉到谈判桌面前谈谈如何展开更加公正的贸易协定。因为美国人抱怨我们挣得太多,他们不能吃太多亏。虽然此时的中国还未充分准备好赶超那些强国,但再强大的国家也不敢随随便便冒犯我们,这份自信来自于何处呢?因为中国人从未像今天这样团结,目标从未像今天这样明确:团结起来,让民族复兴!

然而伊拉克与伊朗呢?尽管逊尼派和什叶派的矛盾由来已久,胡泽斯坦和巴士拉附近的油田、港口竞争不容忽视,阿拉伯人、库尔德人、伊朗人的社会种族领土争端急需解决,但最大的问题是:如果自己都活在悬崖边上,不知道下一秒会不会摔到崖底的时候,何谈其他呢?在我看来,中东现在的问题比一战二战时期更加严峻,因为整个国际社会的格局在100年里发生了巨大变化,那些曾经遭遇过类似殖民统治的国家,大部分都已经独立、有的已经成为地区强国甚至是世界性的强国,而两伊尤其是伊拉克,却是在倒退,甚至被大部分曾经的殖民国家远远甩在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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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中东的伊斯兰国家,自阿拉伯春运动开始以来,动荡持续不断。叙利亚、约旦、也门、科威特、埃及、利比亚、阿尔及利亚、土耳其、伊朗、伊拉克、巴勒斯坦地区几乎是此处硝烟刚刚平息,别处战火又再度燃起。而以色列在强大的经济军事基础上,多次打退了伊斯兰国家的进攻,并扮演了搅乱中东局势的马前卒,这个国家当初在西方的支持下非法建国,在阿拉伯巴勒斯坦地区蛮横地划出自己的领地,正如巴勒斯坦人所说的那样:

既然西方人同情犹太人,支持他们的建国运动,为什么不在欧洲划出一片土地出来给他们建国呢?

阿拉伯人的问题直指西方的要害,资本主义的利益至上从来未曾改变,那些所谓的普世价值、人文主义,都只是建立在西方人能够以此获得好处的基础上的。就如同当年法国人将伊拉克北部主权换成石油公司股份一般,他们可以为了利益肆意践踏别的国家、民族的价值和尊严,随便找个借口就动用不对等的军事力量、经济力量来制裁那些反对者,这到底是哪门子普世价值,人文情怀呢?他们所宣扬的民主、自由又在哪呢?

但很遗憾,中东地区各个伊斯兰国家还未能就此问题拿出一套切实可行的方法出来反制,中东地区的混乱状况并没有在美国人的干预下变得安稳,明里暗里的争斗反而是愈发激烈起来。作者对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矛盾和竞争始终存在于现代社会,哪怕是美国国内也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阿拉伯民族、库尔德民族、伊朗波斯民族之间自然也避免不了这样的问题。这就像一锅饭,几个民族为了谁能多吃点而产生争吵是正常现象,但现在的情况却是:一个民族为了自己多吃点,却让生活在这片地区以外的其他人加入进来,也就是请外援过来帮忙。当然,这个民族自然是多吃了一点,但外援不是义工,他们也要吃饭,那么,这个锅里的饭留给其他两个本地民族的就更少了,矛盾就更加无法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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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叶派与逊尼派的分布区域

值得期望的是:无论如何,他们都有着共同的信仰和一脉传承的文化,无论原教旨主义运动如何展开,还是逊尼派如何坚守自己的保守立场,他们还是有着最基本的相同底线。中东地区的人民应该意识到,与虎谋皮并非长远之计,只有在自己内部找到一条彼此认同的相处原则,将伊斯兰的力量凝聚起来,共同捍卫地区的主权、社会安定才是走向富强的最佳通途。而我们中国人更应该以此为鉴,不以短期利益、血性之勇,按照西方描画的大饼做出破坏民族团结,国家稳定的事情。从古至今,从秦王国、汉帝国到唐王朝,哪一个盛世朝代早期不都是韬光养晦,甚至要和亲破财来换得自己的发展时间与空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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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内部困难都可以得到解决,寄望外人插手来解决自己得内部问题,往往都是引狼入室,自毁长城。中东地区的人民应该要学习中国人的忍耐性,集体主义和务实精神,勤劳的中国人,以及逐渐让国家走向富强、列于世界强国之林的中国模式值得他们学习与借鉴,而我们自己,则更应该冷静面对海峡对岸,尤其不应该做出让外人再来分一碗饭的愚蠢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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