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與匈奴的戰爭持續3個世紀。漢初，由於國力的原因，被迫採取屈辱的和親政策。至漢武帝親政，國內團結統一，經濟繁榮，社會穩定；擁有了一支強大的騎兵部隊，足以與匈奴抗衡；在邊關建立了可靠的戰略基地，培養了一批熟悉匈奴生活習性的士卒和邊民，成為與匈奴作戰源源不斷的人力、物力補充。漢武帝在這一基礎上發動了對匈奴的全面反擊作戰，這場戰爭事實上成為兩大民族命運的戰略決戰。既然是戰略決戰，必有戰略運用的較最。

漢武帝劉徹

一、張騫出使至關市反擊作戰時期雙方的戰略運用

（一）初登戰略舞臺的漢武帝表現出戰勝匈奴的雄心，但經驗和信心不足導致不成熟的計劃在實施中連連受挫。漢武帝在作反擊準備過程中制定的戰略目標是非常高的，即一戰而滅匈奴。張騫出使西域的目的是“欲事滅胡”，馬邑伏擊的目的是“單于可禽，百全必取"。目標如此之高，漢武帝又表現得急於求成。

漢武帝公元前141年繼位，相隔3年即根據投降的匈奴人提供的情報——“匈奴破月氏王，月氏遁逃而常怨仇匈奴，無與共擊之”而“聞此言，因欲通使"。可是，張騫一去13年杳無音信。在此期間，匈奴對漢朝的敵意明顯降低，侵擾明顯減少，邊境貿易日漸紅火，“匈奴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在沒有張賽的消息並己和親的情況下，漢武帝僅僅根據一名商人的主意便決定誘擊單于並殲滅匈奴主力，這一決策無論如何不能說是慎重的：

張騫出使西域

漢武帝敢於主動誘擊單于，說明他對與匈奴作戰還是有信心的，但誘擊本身又說明信心不足，而是抱有僥倖心理。漢武帝的信心主要來自漢初以來特別是文景之治以來積累的國力和軍隊建設特別是騎兵建設、將才選拔的成就， 但對強大的國力、騎兵部隊、新型將領對戰爭勝利能夠起到多大作用，對在戰場上如何綜合運用武裝力量上也沒有新的思路，所以在選擇進攻性戰略上表現得過於謹慎和猶豫。

漢武帝慎重出戰是對的，但過於謹慎則意味著抓不住戰爭中稍縱即逝的機會。所以我們可以看到：一場誘擊動用了30萬人的軍隊，它很難保密；由於過於謹慎而使戰略欺騙失真，引起了單于的懷疑；由於過於謹慎而使用的全是傳統型的將領，它們本來對殲滅單于主力就心存懷疑，又根本不習慣對匈奴進行主動攻擊。所以，這一計劃從一開始就包含了必然的失敗因素。此後的關巾反擊戰，1萬人馬4路出擊，兵力分散，難以相互支援。公孫賀畏敵無功而返，公孫敖大敗而歸，李廣被俘逃回，只有衛青獲得小勝。反擊的方法、使用的將領和取得的戰果與漢初的多次反擊如出一轍。

李廣作戰英勇，被稱為“飛將軍”

（二）鼎盛時期的匈奴對漢朝擁有全面的心理和戰略優勢，但在軍臣單于的戰略短視、麻痺和不作為中主動權逐漸喪失。 漢武帝的第一個戰略對手是軍臣單于繼位的時候，匈奴正處於國力的頂峰。然而，軍臣顯然缺乏維持強盛的戰略眼光和有效手段。漢初中央政權的虛弱和諸侯國的一再離心反叛說明，歷史給匈奴機會，但冒頓聽閱氏之言，均沒有抓住機會。如果說這兩位單于是由於忙於草原地區的征服尚情有可原的話，軍臣的不思進取則使匈奴由對漢的戰略主動和優勢轉化為被動和劣勢，最終導致了匈奴的敗亡。軍臣的主要戰略失誤在於：

（1）錯失問鼎中原的絕佳時機。公元前154年，也就是軍臣單于即位的第三年，漢朝發生七國之亂，反叛的趙王本已與匈奴取得聯絡，但是軍臣單于行動遲緩，“漢圍破趙，匈奴亦止"，使計劃落空。

（2）對漢朝的戰略準備過於麻痺。公元前138年，漢武帝派遣張賽出使西域，被匈奴扣留。軍臣單于對張騫：“月氏在吾北，漢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漢肯聽我乎？”表明他對漢朝的目的有所察覺，但軍臣顯然忽略了這一信息隱含的戰略價值，並沒有就此提高對漢朝的警惕。

（3）對漢朝的戰略動向判斷失誤。軍臣單于過於沉醉於祖、父兩輩建立的對漢朝的聲威，又被漢武帝“明和親約束，厚遇關市”的表面現象所迷惑，雖“往來長城下”，卻對漢朝的戰略準備毫無覺察，導致在漢朝的戰略反擊面前措手不及。

漢與匈奴作戰圖

二、河南之戰至漠北之戰時期雙方的戰略運用

（一）漢朝的主動出擊和避實擊虛逆轉了雙方的戰略態勢，但刻意尋求戰略決戰使戰略目標欲速不達

漢武帝的“雄才”與“大略”主要表現在這一階段。這一時期，漢武帝連續發動了襲擊河南之戰、漠南襲擊右賢王之戰、漠南進擊單于之戰、三出河西之戰和漠北決戰等大規模的反攻戰役。在這些戰役中，匈奴軍隊被大量殲滅，單于主力遭受重創，人口和牲畜銳減，這在漢與匈奴的戰爭中還是從未有過的事情。漢朝從此取得對匈奴的全面戰略優勢，漢軍在北部和西部邊境的前進基地長距離向前推進，疆域也大為拓展。漢武帝之所以能建立如此偉業，與其高明的戰略運用是分不開的。

一是主動出擊，獲得了先發優勢。漢初和漢武帝初期，漢朝對匈奴的襲擾是處處設防，防不勝防。關市反擊戰後，武帝及時總結了以往的經驗教訓，做出了主動出擊的戰略決策，開始採取大規模的軍事反擊行動。

二是迂迴襲擊，避實擊虛，較好的運用了間接手段。利德爾•哈特曾提出四條戰略原則：使用間接手段迫使敵人分散其實力；選擇意想不到的行動方案獲得奇襲的效果；打擊敵人的弱點；必要時通過次要戰場上的行動取得決定性勝利。漢武帝襲擊河南之戰的戰略部署與這些原則驚人的一致。根據《漢書》的記載，武帝並不是先認識到河南地的重要才運用這一戰略，而是在運用這一戰略奪取河南地之後才認識到河南地的價值，從側面證明了武帝戰略設計的高明。河南之役出其不意，攻其不備。

但是，漢武帝未能始終一貫地堅持運用行之有效的間接戰略手段。僅僅在獲得兩次反攻的大勝之後，漢武帝便急於在沙漠和草原上尋求與匈奴主力的決戰。主力決戰準備時間漫長，人力物力耗費驚人，漢軍難以保密且行動遲緩，從而喪失了進攻的突然性和部隊的機動性，且遠離後方，供應困難，難以長期堅持。深入敵境的決戰行動，使採取避實擊虛、機動迂迴的作戰手段而一度獲得的實力以外的優勢再次回到匈奴手中。

與霍去病的大勝相比，漢軍主力在數次進擊中均遭受較大損失，衛青憑藉個人的才能只是減小了這種損失，並未能使之徹底避免。以漠北決戰為例，雖然重創單千，使“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漢軍也“士馬死者十餘萬"，戰馬”凡十四萬匹，而後入塞者不滿三萬匹＂。如此巨大的人力、物力消耗，以漢朝之繁榮昌盛也承受不起，此後7年，漢“無以復往“，”久不北擊胡“。所以，後人評價漢武帝的勝利是“國力的勝利，並非戰略的勝利"。

漢武帝北征匈奴圖

（二）匈奴單于戰略上的頻頻失誤使漢匈戰爭被納入了漢朝設計的模式，也成就了漢武帝和漢軍將領的蓋世功勞。

這一時期，漢武帝的主要對手是軍臣單于和繼任的伊稚斜單于。如前所述，漢武帝的戰略稱不上完美，甚至有著嚴重的錯誤，之所以會取得一系列的勝利，亦與對手戰略上的頻頻失誤有關。軍臣單于在關市反擊戰後只顧報復，沒有任何應變的思想準備和戰略設計。

一是對河南地沒有給予應有的重視。軍臣之前匈奴兩位有作為的單于，冒頓奪取了河南地，老上曾於文帝十四年率14萬騎大舉入朝那、蕭關（今寧夏固原東南），轉至彭陽（今甘肅鎮原東），燒回中宮（在今陝西隴縣西），後騎至甘泉（今陝西淳化西北）。這表明，在這兩位單于的心目中，河南地絕不僅僅是水草豐美的天然牧場，而是可以直接威脅漢朝腹心之地的戰略要地。軍臣單于顯然僅看到了這一地域的自然資源價值而忽視了它的戰略價值，將它交於遠非嫡系和主力的自羊與樓煩二王，而將主力放在東北方向，不僅大大降低了對漢朝的戰略壓力，而且使這一戰略要地出現了兵力空虛的致命弱點。

二是河南之役對漢軍的迂迴反應過於遲鈍。衛青、李息從雲中出發，長途奔襲加多次迂迴，遠至隴西，破二王后得首虜數千、牛羊百餘萬，“全甲兵而還”。雖然史料對此次作戰行動的持續時間沒有準確記載，耗時應不會太短。而軍臣單于在漢朝這一軍事行動期間幾乎沒有什麼反應，從而成就了漢武帝的初次成功。軍臣單于的一生以這次戰役的失敗而謝幕收場。

漢武帝攻打匈奴

在經歷了一段短暫的內部鬥爭後，伊稚斜單于成為漢武帝的戰略對手。伊稚斜比晚年的軍臣要有雄心，即位之初即大肆報復，但他採取的戰略顯然無法實現扭轉頹勢的目標。

一是仍然輕視河南地的戰略價值。伊稚斜的進攻路線仍然是軍臣的進攻路線，如果說軍臣是被漢朝打了個措手不及的話，頑固地攻擊關市一線則凸顯了伊稚斜思維的僵化。特別是在漢朝主動放棄“上谷之什闢縣造陽地以予胡”的情況下仍不知醒悟，更說明他的戰略愚鈍。漢軍渡黃河後奔襲六、七百里，至右賢王王庭，可見在河南地對面匈奴兵力之空虛。伊稚斜對河南地的輕視使他付出了右賢王軍幾被全殲、中西部聯繫被漢軍阻隔的慘重代價。

二是聽從趙信之計遠遁漠北。漠南進擊單于之戰，伊稚斜以主力迎戰衛青率領的漢軍主力，雖然已經親身感受到漢軍戰鬥力的強大，但自身損失並不大（傷亡、被俘約2萬人），且漢軍損失並不算小（亡兩將軍，三千餘騎）。對於動輒可以集中10萬以上騎兵的單于而言，這點損失算不上傷筋動骨，又獲得漢朝一名能征慣戰的大將（趙信），所獲取的戰略情報對下一步迎擊漢軍意義重大。

遠遁漠北雖然可以達到疲敝漢軍的目的，但這種戰術上的好處卻是以戰略上的大犧牲為代價的：單于的逃跑主義使整體的士氣和單于的威信都受到沉重打擊，造成匈奴軍隊戰鬥精神的下降並埋下了內部紛爭的種子。匈奴主力遠遁漠北，雖暫時避開了漢軍鋒芒，但與其餘各部間距加大不利於集中兵力對抗漢軍，相反卻更加有利千漢軍實現各個擊破的戰略，並且漠北決戰表明“誘罷漢兵“的初衷在漢朝傾全國之力的後勤供應和漢軍主將的正確指揮面前，對戰爭的勝負也沒有發揮作用。

三是在漠北選擇與漢軍主力進行決戰。伊稚斜在漠北與深入的漢軍主力決戰是趙信誘擊之計的最重要部分，但這一計劃是不現實的伊稚斜可以有更好的選擇。漢軍深入大漠作戰，目的就是尋求決戰，最大規模地殲滅匈奴的有生力措。廣闊的蒙古高原提供了極其充分的戰略縱深，匈奴完全不必放棄自己的機動優勢。若能避其鋒芒．不斷地騷擾、迷惑、調動漢軍，則漢軍如此規模的行軍，被牽來牽去，後勤總有吃不住的時候，此時再予以重擊，即使不能殲滅漢軍，也不至於遭受如此重大的失敗。匈奴這次戰敗以後，人口始終沒有恢復上去，並不得不向西遷徙。

漢軍對匈奴的進攻路線圖

三、漠北決戰至李廣利兵敗投降時期雙方的戰略運用

（一）中期慘勝後的漢武帝先是消極防禦繼而套用中期的決戰模式，戰略靈活性和創新精神的喪失導致一系列的重大失敗。

漠北決戰後，漢匈雙方歷經7年的休戰，至元鼎三年，伊稚斜單于死，其子烏維立為單于，又開始了對漢朝的襲擾。漢武帝五次派軍出擊，整體上兩次無功而返，三次全軍覆沒。史學界對漢武帝晚年出擊匈奴多有訴病，認為他被前一階段的勝利衝昏了頭腦，益好大喜功“

在戰略指導思想上，不再有全盤、周密的考慮，更沒有切實可行的戰略部署，甚至在敵情不明的情況下，盲目出兵。以致勞師損財，得不償失，也給匈奴攔截遠征漢軍以可乘之機；在戰役組織上，沒有認真協調多路出擊的漢軍之間相互配合，造成他們各自為戰。甚至讓步兵孤軍遠出千里，到不適合步兵作戰的荒漠地區與匈奴騎兵作戰，從而給匈奴軍各個擊破提供了便利；在用人方面更是集中體現了漢武帝晚年的昏庸。他不再像以前破格提拔衛青、霍去病那樣，選派優秀將領統軍出戰，而是重用毫無軍事統帥之材的李廣利。

匈奴圖

（二）從慘敗中吸取了教訓的匈奴各單于採取靈活而實際的外交和軍事戰略，多次給漢軍重大殺傷後穩定了漢匈對峙格局。

漠北決戰後，漢武帝的戰略對手先後分別是伊稚斜單于、烏維單于、詹師盧單于、旬黎湖單于、且鞘侯單于、狐鹿姑單于。他們吸取了軍臣單于和伊稚斜單于早期與漢朝對抗的經驗教訓，實行更為靈活且符合實際的戰略，這是漢武帝后期漢軍屢次失利的又一重要原因。這一方面主要體現在下面三點：

一是向漢朝示弱以減輕壓力。漠北決戰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以避漢之鋒芒。伊稚斜單于迫於形勢，用趙信計主動“遣使好辭請和親”，因和談失敗而作罷。烏維單于雖與漢屢有摩擦，但終不肯為“寇於漢邊，休養士馬，習射獵，數使使好辭甘言求和親”。

匈奴通過與漢朝爭奪西域，成功地利用間接手段，分散了漢軍的力最，減輕了正面壓力，不僅順利渡過了漠北決戰後的困難期，而且為以後在漢匈正面戰場較最中戰勝漢軍創造了條件。

三是以機動作戰尋機殲敵。漢武帝后期的主要對手匈奴各單于在心理上已經接受漢強已弱的事實，把自己擺在弱勢一方。匈奴顯然加強了對漢朝的戰略偵察和預警，使漢軍多次深入之後見不到匈奴的蹤影。漢兵勢盛時避免接戰，漢軍孤軍深入時則集中優勢兵力包圍殲滅，即使是在有條件與漢軍決一死戰時，也事先做好接戰失利進行轉移的準備。以最後一戰為例，狐鹿姑單于聞知漢大軍進攻，乃採用且鞍侯單于的做法，＂

匈奴騎兵

漢武帝時期漢匈戰爭的進程及結局表明，

從大歷史觀來看：雙方都沒能把握住和平的機遇，匈奴勢盛時不斷地把屈辱強加給漢朝，激起漢朝的強烈反彈，大規模戰爭開始後沒有一方能夠理智地叫停，給雙方帶來了慘重損失。漢軍戰死、投降和被匈奴殺略的吏民約14萬，匈奴戰死、被俘和降漢的人眾約21萬。雙方經濟也受到毀滅性破壞，匈奴”亡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婦女尤顏色”。漢朝“承孝武奢侈餘敝師旅”之後，海內虛耗，戶口減半叩丸匈奴在與漢朝的戰爭中走向衰亡，而漢朝也在戰爭中走向衰落。

從具體的戰略運用上來看：漢武帝在反擊匈奴的戰爭中戰略上犯了不少錯誤，尤以初期和後期為甚，但作為一個奮發的青年，他敏銳地抓住了歷史的機遇，推動了對匈奴由戰略防禦向戰略進攻的轉變。漢初的屈辱和漢武帝反擊初期的挫折是一筆寶貴的財富，是中期勝利之母。在經過開戰初期的短暫試探後，他以無畏的創新精神，大膽實行了長途奔襲、迂迴包抄這一漢軍從未運用的間接手段，但雄心的另一面也使中期的勝利蒙上了勝之僥倖的瑕疵。而後期看似窮兵贖武，實則消極防禦以及沉迷於中期決戰模式的做法，最終導致了連續的大敗。

結語：在歷史發展的極盛時期，匈奴因尤禮而招漢人仇恨，因傲慢而認不清漢匈戰略形勢的變化，終致在漢朝突然的反擊面前驚慌失措，屢屢失利令從巔峰跌落。而後期與漢武帝對峙的諸單于又能吸取前任的教訓。大敗後迅速復興，並採取正確的戰略擊敗漢武帝，其雄才大略當不在漢武帝之下。兩大民族的對抗給我們留下了寶貴的戰略財富，其深厚的內涵仍待我們去進一步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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