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學者就是識字最多的人”

伏爾泰的“誘惑”

這段時間,我潛心“閉關修煉”,在閱讀大量史書典籍的同時,漸漸對西方人眼中的中國,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這種興趣,不斷催動著我的腦神經。我們通過閱讀研究,可以瞭解歷史,我們通過歷史課,能夠學習歷史,中國歷史,似乎是我們的專屬歷史。

但很多時候,你會發現世界是一個整體這句話並非空談,中國五千年曆史,不僅僅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中國歷史是人類歷史進程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某種意義上,中國歷史也代表著人類歷史。

“在中國,學者就是識字最多的人”


正如我們能主動了解西方歷史一樣,西方也會主動了解中國歷史,但他們的認識,和我們的認識完全不對等,不在同一條水平線上。就像研究過中國,根據《趙氏孤兒》撰寫出《中國孤兒》的法國思想家伏爾泰,在其著作《風俗論》中有這樣一句評價:

在中國,學者就是識字最多的人。

看到這句評價,你是不是有所觸動,有沒有想和這位偉大思想家展開辯論的衝動?亦或者覺得可笑,連反駁都不想反駁?的確,這就是西方思想家的認知悖論,認知與事實之間的思想家悖論。

鎮定一下,先不要急著下結論。因為此時的伏爾泰,並沒有鄙夷他稱之為“中華帝國”的心,我們再看他的另一句評價:

中國人最深刻了解、最精心培育、最致力完善的東西是道德和法律。

這句話,同樣出自其著作《風俗論》。把前後這兩句話做個對比,是不是感覺伏爾泰這傢伙有點意思?

前一句說的“離奇荒謬”,後一句說的“頗有道理”,這樣的伏爾泰,看起來著實有點迷之誘惑。當然,這麼有意思人和話,怎麼能不深入研究一下,肯定能從中瞭解到西方人眼中的中國。可以說,是在伏爾泰的“誘惑”之下,我無法抗拒鑽研西方認識。

於是,我壓著打人的衝動,認真去鑽研了一番。之所以有打人的衝動,是因為有些個別思想家,對中國歷史的偏見與充滿鄙夷的評價,確實讓我這個科班出身的不忍直視,外加憂憤交加,如盧梭說“中國人虛有其表”,這裡就不反駁他了。

“在中國,學者就是識字最多的人”


言歸正傳,以伏爾泰為切入點進行研究,我發現這位仁兄的評價,其實蠻中肯的,而且他的認識附和西方人的認知方式,即便是有不足之處,那也是文化差異之下的認知侷限所導致的。

我們就以伏爾泰那句“在中國,學者就是識字最多的人”為突破口,來看看他們這些“西方思想家天團”的中國認識。

當神奇的中國,撞見滿臉不可思議的西方思想家,比文化差異還要神奇的東西便出現了――開眼後的掙扎

中華文明,五千年曆史,經久不衰。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文字的傳承,文字是一個文明的重要載體。在某種程度上,他有著以物質載體,承載精神世界的作用。

中華文字,是象形文字。這與其他國家的文字截然不同,而且經歷了由甲骨文,到楷書,乃至於行書到草書的演變,各中內涵極為豐富。我們來看西方,屬於印歐語系,伏爾泰是在字母文的薰陶下成長起來的。文字是傳達精神的依託,所以他的認知中,文字就應該是最簡單、最實用、最能傳達精神的東西。

“在中國,學者就是識字最多的人”


中華文字,當然實用,當然能傳達精神,而且同樣的字不同組合,能傳達不同精神。但卻不是最簡單的,每個詞都由不同的字組成,千變萬化奧妙無窮,咱中國人能理解,但西方人不理解啊!所以當談到中國歷史有過科學技術,上為什麼沒能深入發展時,伏爾泰就說:

另一種原因在於他們的語言的性質

當然第一種原因,他認為是中國人對“祖宗之法”的崇敬之心,對此他用了“不可思議”一詞表明立場。換句話說,他認為我們的語言性質,是制約發展的關鍵,是不是又想反駁?再忍忍,咱已經說了他的思維方式和認知就在哪擺著呢。咱稍微反駁一下,以表示對偉大思想家的悼念。

中華文化博大精深,中國人身處其中都無法盡皆探究其奧妙,更何況是一個半道出家的西方思想家。回顧我國曆史,文化內涵時不時越來越豐厚?海納百川我中國文化的基本底蘊,神奇的東方中國,這種龐大的文化體系,絕非西方可比。

而西方思想家們,他們依託著簡單而有明瞭的字詞,表達著最直接明瞭的精神內涵,一切都是簡捷化,所以即便是落後中國歷史幾千年,依然能夠快速發展,但侷限性也極為突出。當他們撞見神奇的中國歷史,撞見遙遠東方文化,除了不可思議和震驚之外,不會有其他的第一反應。

文化差異是個很優雅的詞,他能夠讓許許多多的人,在面對衝突時可以有一個精神層面的解釋。但西方思想家們對中國的認識,是比文化差異還要神奇的東西,我稱之為“開眼”後的掙扎。什麼叫開眼?當他們在自我陶醉之時,突然接觸到比他們先進,比他們早發展了幾千年的國度時,那種震驚是不是開眼?

“在中國,學者就是識字最多的人”


試想一下,現代人類通過二百年,一下子從封建專制、戰火硝煙中發展成現在這個樣子,如果讓二百年的人看見,是不是開眼?如果現代人類突然發現地球上還有一個比自己更先進,歷史比人類還要悠久一千五百年的國度,是不是開眼?伏爾泰在《風俗論》中的這句話,就表明了東西方歷史的差距:

另外,中國人發明了週期曆法,比我們的歷法早2602年。

之所以說是掙扎,是因為他們有極大的意願想要去解釋這個東方的古老國度,他們不懂這個未知文化的基本屬性,但他們卻試圖用自己的文化,去解釋他。所以,讓人哭笑不得的“西方中國論”產生了,說句題外話,他們這種行為,是不是有點像今天的人類去探索宇宙和未知,一味的用人類文化去探索研究呢?

因此,在這種“開眼”後的掙扎下,伏爾泰說出來那句經典的話,在他看來在中國學者就是識字最多的人。他之所以有這種認知,究其原因還是前面我所說到的,以西方文化掙扎著解釋東方文化的產物,因為在西方歷史上,識字者可是極為稀罕的。這一點,同樣在他的著作《風俗論》中有所提及:

我們可以回憶一下,500年前,不管是在北歐,在德國,還是在我國,還幾乎沒有一個人會寫字。

他所說的500年前,大約是公元1200年左右,他們沒有一個會識字的,那是他們的歷史。

那麼1200年的我們呢?是宋寧宗慶元六年、金承安五年,這一年理學家朱熹病逝。先秦、秦漢、魏晉、隋唐、兩宋,我們已經發展了好幾千年,文學大家不勝枚舉,酒肆茶樓,瓦舍勾欄,氣象萬千。根本就沒有可比性,如果把伏爾泰放在當時的中國,不知這位西方最偉大的學者,會作何感想。

“在中國,學者就是識字最多的人”


將自己的痛處,用以對比未知的長處,試圖以己之痛闡述他人之能。我雖然不理解,但他們真的做到了,他們也快速發展了。

褒貶不一的心情

說完了大方向,我們對於以伏爾泰為代表的西方人如何看待古代中國,也有了一個初步認識。但這僅僅是開端,因為身為思想家的他們,絕對不會止步於一種淺顯的認識,他們會進行研究,會在必要的時候摻雜個人情感進去。

他們的研究,伏爾泰的《風俗論》仍然是代表作,在我看來,伏爾泰是西方思想家當中最瞭解的中國的。注意,前提是西方思想家當中,如果按照客觀標準,他們離了解中國還差“三次西天取經的距離”,甚至咱們許許多多國人都差“一次西天取經的距離”。

對中國的神往:信仰與自由的呼喚。

西方很長一段時間,都是政教合一體制,國名只允許信仰國教,政權和教權的交織錯落,形成了飽受壓抑的歐洲中世紀特色。

有一個故事,說中世紀的歐洲,一對新人入了洞房,因為丈夫期間把燈點著了,於是妻子就穿上衣服跑去教會哭訴,禱告上帝乞求原諒。因為在中世紀的歐洲,看異性軀體就是原罪加罪,即便是夫妻也不行。當時的管控之嚴,可見一斑。這一切歷史,伏爾泰可是清楚的,所以看見古老的中國現狀 他不淡定了。

“在中國,學者就是識字最多的人”


官員們認為人民可以信奉跟國教不同的宗教,就像食用一種比較粗糙的食物那樣。

咱們國家,根本就不存在什麼國教,所以也沒有所謂的教權存在。在他們看來,儒家就是儒教,就是我們的國教,雖然荒誕不經但咱不好說什麼。他們神往中國,因為信仰自由,不會被強權干涉,這是他們對自由的渴望。

“在中國,學者就是識字最多的人”


對中國的貶損:骨子裡的傲慢

別以為伏爾泰是高度讚揚古中國的,在他的字裡行間,我看見的是隱藏起來的鄙夷,是一種“這貨居然可以有這操作”的態度。在我看來,我們對中國的貶損是滲透進骨子裡的傲慢,無法根除。

在他的《風俗論》中,有這樣一句話,足以讓我們看清一切。他說:

中國的法律不談死後的懲罰與褒賞;中國人不願肯定他們所不知道的事。

他們與一切開化的偉大民族之間的這一差別是驚人的。

地獄之說雖有用,但中國人的政府卻從不採納。

一句“開化的民族”,很是刺眼。不拿看出 在他們眼裡,古中國可是一個“未開化的民族”。可笑至極,但咱也不會理會,當我們在宋朝風花雪月,享受人間美好的時候,他們那些所謂“開化了的民族”,還在啃著硬邦邦的麵包,風餐露宿於大小街頭禱告上帝呢。

但似乎是有一點苦盡甘來的時候,他們骨子裡的傲慢又開始了,此時在他們看來,不談死後的懲罰與褒獎,就是未開化。他們不知道的是,中國古代有福利政策,有律法體系,官員死後還有追加諡號,遺孀有撫卹金……

“在中國,學者就是識字最多的人”


即便是看見了,還是那個態度,仍然是“這貨居然有這操作”的難以置信。但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源遠流長的中國歷史,任他再怎麼鄙夷和難以置信,也無法改變,他們也無法在事實面前,搭上思想家的榮譽,去刻意貶低。

結語

我們可以先得出一個結論,不管中國學者是最多的人,當時的西方,學者必定是識字最多的人。正如伏爾泰親口所說,五百年前的西方,幾乎沒有多少人能識字一樣。

東西方,本就是兩個不同層級,不同信仰體系,不同文化屬性的自然地域,飽受各自地獄文化薰陶的人們,無論你是平民百姓還是思想家,都無法擺脫認知條件的限制,和那骨子裡的傲慢。不能說這種傲慢是不好的,因為傲慢是文化自信的一種體現,只是表達有誤而已。但無休止的傲慢,和那沒完沒了的用自我文化和傲慢,去試圖解釋其他文化與傲慢,恐怕其結果唯有貽笑大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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