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新自由主义来源于20世纪20—30年代的古典自由主义，并逐渐由经济领域向政治领域延伸并波及思想意识领域，在20世纪70-80年代成为西方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近年来西方国家“逆全球化”浪潮的出现正是新自由主义泛滥的恶果。但是新自由主义思潮并没有因此而完全破产，它不断调整和修订自身方案，表现出较强的自洽能力和自我调适能力，对此应当引起高度警惕。要准确把握新自由主义思潮传播的新动向、新特征，准确把握其生成、发展和传播的基本规律，对其进行有效引导，从而巩固和壮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
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党中央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新自由主义思潮是当前影响最大的反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潮之一，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世界经济复苏缓慢、西方出现“逆全球化”浪潮的国际背景下，在中国经济进入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改革攻坚期“三期叠加”的国内背景下，在互联网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新自由主义思潮并没有一蹶不振，反而呈现出新动向新特点，应当引起重视并加以有效引导。
一、逻辑基础：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形成、主张及其危害
1．历史脉络：从学术理论到经济范式、政治纲领和国家意识形态
滥觞于17世纪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自由主义，经历了古典自由主义和现代自由主义两个发展阶段。古典自由主义倡导以自由权力观为基础的契约论和以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功利论，曾经为推翻封建主义、发展资本主义作出过积极贡献，但由于无法克服资本主义根本矛盾，自由主义进行了自我调整而进入现代自由主义阶段。现代自由主义包括新的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和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两种形态，相继主导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实践发展。新的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又被称为凯恩斯主义，它继承了古典自由主义的个人自由传统，摒弃了古典自由主义的消极国家观，强化了国家在干预经济、供给福利方面的作用，为资本主义走出1929年经济大危机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反对实施国家干预政策，认为国家直接参与经济社会发展会放大政府权力，导致政府干扰市场秩序、集体侵犯个人自由等现象的发生。新自由主义继承了古典自由主义的个人自由传统，建立了以“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为主要内容的经济理论体系，在20世纪70—80年代成为西方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政治纲领。西方国家以新自由主义理论为支撑，为后发国家提供了貌似“合理”的“改革方案”，以世界银行和国际金融组织提供贷款的方式诱导以拉美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开放市场，配套出台了带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华盛顿共识”，以此作为国际资本输出的幌子。[1](P3)
2．理论实质：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思想理论体系和政策主张
新自由主义极力宣扬资本主义和市场自由的普遍性，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本质上是代表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利益的工具。在经济领域主张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认为私有制是个人和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只有实行私有制才能充分保障个人的自由；认为国家干预不但不能推动经济健康发展，反而会扰乱市场的自我运行机制，引发各种经济和社会问题，因此要保障市场的自由竞争才能刺激经济发展；认为放任自由的政策可以实现市场的完全自由竞争，市场机制能够对社会资源进行科学合理的配置，因此新自由主义强调极端自由。[2]在政治领域否定公有制、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干预，认为公有制不但会限制个人自由，而且会造成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因此全面否定公有制；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实行社会财富的国家和集体所有制代替了个人所有制，个人自由就失去了保障，因此极力推崇个人主义；认为国家干预会影响个人对经济活动的自由选择权，会限制市场自我调节机制的发挥，因此强烈反对国家干预。在思想领域宣扬普世价值观和文化一体化思想，将西方价值观念作为所谓的“普世价值”，向广大发展中国家渗透西方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否定马克思主义，极力消解民族个性和民族特色，鼓吹世界文化一体化。在战略领域推行全球资本主义化，以超级大国为主导推动全球经济、政治、文化资本主义化，企图在全球实现美国式的资本主义。
3．影响泛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干扰和危害波及多重领域
新自由主义作为西方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西方敌对势力妄图利用其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不仅在经济领域对中国造成干扰，在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也产生了负面影响。一些新自由主义学者和“网络领袖”故意诋毁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以中国建设和改革进程中出现的贫富差距、贪污腐败、社会保障、典型“公共事件”等较为突出的社会问题为“靶子”，将这些问题泛政治化，归因于实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诱导人民群众走资本主义的“歧路”和“邪路”，妄图推翻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新自由主义者割裂了“经济人”和“道德人”之间的联系，鼓吹市场经济完全私有化，将个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对立起来，诱导部分社会成员注重竞争意识和个人利益，忽视了道德教化和人格培育。新自由主义以“经济人”即“人的本性是自私的”作为理论基础，没有看到道德情感才是人类社会得以维系的基础，倡导在市场经济活动中依靠法律来规范人的逐利行为，没有意识到道德本身就是法律的渊源。[3]在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下，部分社会成员由于对集体概念理解不准确而质疑乃至否定集体主义的思想倾向。[4]甚至有的社会成员将个人与集体视为一对矛盾，在社会生活中只关注个人利益，将个人的想法和利益凌驾于集体之上，出现了唯我独尊的个人主义倾向，导致人际情感淡漠、人际关系紧张。
二、当代嬗变：新自由主义思潮传播的新动向与新特征
1．源头之变：新自由主义在西方国家的实践走向出现新变异
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正是新自由主义泛滥的结果，新自由主义因此广受批评和质疑，西方出现了“逆全球化”新浪潮。[5]但是，新自由主义在资本主义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地位并没有终结，并且出现一些新动向。近年来，西方国家的经济对金融资本的依赖度越来越高，新自由主义倡导全面市场化和自由化，要求限制政府力量、减少财政开支，导致政府无法制约金融资本，同时工人力量不断弱化，人民无力对抗金融资本，政府对金融资本的态度由监管变为庇护，应对危机的措施由改革变为救助，导致经济金融化的程度进一步加深。在经济金融化的背景下，政府精英们认识到如果金融寡头倒下，市场就会丧失信用和信心，就会出现社会动荡、社会革命和政权更迭。因此，政府需要密切与金融高管的关系，甚至不惜组建富豪内阁，而在金融危机中更需要得到救助的弱势群体，反而以“缺乏系统重要性”的理由被选择性忽视了。新自由主义指导下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和民主政治背道而驰，选举被资本绑架，政府无视公民权利和公共利益，资本主义国家民主逐渐呈现空心化，政党攻讦、政党分肥、政党轮流执政导致政治动荡和社会动荡，西方普选民主走进了死胡同，对民粹主义既排斥又利用，民主只剩下了选举这一外在的形式。在金融和资本的驱动下，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严重的信仰虚无危机，极端个人主义凌驾于道德标准之上，民众对现有体制缺乏信心、对前进方向感到迷茫、对社会信念产生怀疑，文化虚无现象日益凸显。
2．过程之变：新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传播样态发生新变化
新自由主义思潮为了实现在中国的泛起，不断变换进攻手法。随着自媒体时代的到来，网络成为最高效、最重要的传播媒介，网络阅读成为人们的主流阅读方式。由于互联网传播具有较强的隐蔽性，网络信息传播过程难以监控，一些微信、微博、论坛、博客、客户端和视频网站成为散布流言蜚语、传播新自由主义的阵地。在网络和自媒体时代，知识和信息的传播不再是传统的系统化阐述，而是呈现出碎片化的特点，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传播也是如此。碎片化的传播内容使新自由主义思潮更具渗透性、迷惑性和腐蚀性，其监管和防范的难度也更大。青少年是网络“原住民”，也是网民的主力军，中小学生和大学生对网络有着较强的依赖心理，加上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正处在形成阶段，处在标新立异的思想叛逆期，辨别是非的能力不强，非常容易受到错误思潮的影响、蛊惑和毒害，青少年成为新自由主义思潮传播的重点人群和主要受众。新自由主义越来越注意隐藏其真实动机，往往以迎合大众猎奇心理的娱乐化方式、以迂回的策略传播，兜售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观点，称颂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价值观念，妄图达到和平演变、蛊惑人心的真实目的。为了使自己的理论更具欺骗性，新自由主义思潮穿上了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外衣，用后现代反中心主义的立场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否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在中国传播和渗透的实际效果。
3．末端之变：新自由主义对受众群体的渗透策略呈现新动态
新自由主义思潮为将其思想观点传播到中国经济社会各个领域，进行了渗透策略的调整，更具欺骗性和迷惑性。在渗透方式上，从单途径的单向渗透向多元渠道的互动性渗透转变。新兴媒体打破了平面媒体的时间界限、空间界限，融合了时间性媒介和空间性媒介的双重优势，表现出声形并茂、时空共进、互动性强的新特点，成为新自由主义思潮渗透的重要载体。微博、微信等以“微”内容为特点的新媒体平台迅速成为新自由主义思潮渗透的主渠道，使原本较为单一的平面媒体传播形式在新时期转变成为多种媒介相互融合的互动性传播形式，渗透过程更加立体化。在渗透方法上，从同质概念叙事渗透向迎合不同受众群体渗透转变。随着受众群体更加分众化，新自由主义衍生出更为多样的内容偏好，渗透内容更加精细化。以往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渗透多为同质化的内容，同样的内容渗透给诸多领域的受众，现在则是根据不同受众群体的知识结构、经验背景和心理状况提供个性化的内容。在渗透话语上，从宏观叙事话语渗透向重微观体验的话语渗透转变。近年来，宏观叙事的、抽象的新自由主义思潮话语表达越来越萎缩，更多的是蕴含着新自由主义思潮意蕴的内容在段子化、戏谑化和中性化的语言表达中传播。为了增强话语表达上的生活化以拉近与受众之间的心理距离，新自由主义更多采取大众话语、隐喻表达的方式，在“貌合”日常生活的话语体系中掺杂着一些“神离”于主流价值之外的新自由主义思想观点。
三、规律探析：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传播过程与传播机理
1．传播过程：新自由主义思潮的蔓延是有规律的复杂性网络传播
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传播过程是一种多级性的网络传播过程，首先由发送者通过一定的传播媒介发送给接收者，然后再由接收者发送给次级接收者以至以下多级接收者。一般情况下，最简单、最普遍的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传播模式，包括信息传播和信息反馈两个环节。信息传播过程是从传播者经大众传播媒介到接收者，再到次级接收者；信息反馈过程是从次级接收者到接收者，再经大众传播媒介到传播者。这个传播模式是一个相对完整的传播过程，反映了新自由主义思潮传播的主要过程。但是，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大众传播实际过程要远比这个模式复杂，而且在传播过程中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作为接收者的受众也不仅仅是被动的信息接收者，他们还会对信息进行主动的选择和反馈。因此，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传播过程并非从传播者到接收者的单向过程，而是动态的、双向的甚至是多向的复杂过程。大众传媒的权威性、覆盖面、政治立场以及受众的社会地位都会对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传播产生较大影响。新自由主义思潮作为一种信息被接收者接受，然后又被他传递给更多的“次级接收者”，其传播过程就成为复杂的网状结构。
2．传播逻辑：传播过程具有鲜明的周期性、继承性和组织性特征
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传播有其内在的传播逻辑和运行规律，往往会经历包括前期性传播、实质性传播、衰退性传播在内的传播周期。前期性传播阶段是新自由主义思潮的酝酿和传播的准备阶段，具有共同倾向的模糊观念、心理和情绪在这个阶段汇集和流传。实质性传播阶段分为理论意识传播、价值意识传播、实践意识传播三个层次，首先作为一种新的理论观点为受众所认识，然后作为一种价值理念深入受众内心，最后作为一种行为方式引导受众行为。衰退性传播是新自由主义思潮传播周期的最后一个阶段，当思潮不再适合新的历史条件而终结，或者当思潮的地位和形态发生了转化并完成了自身任务的时候，其传播就会衰退。新自由主义思潮传播的继承性源于其自身的文化品格，其发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实质上就是一种文化现象，文化本身就具有继承性的特点。从本质上看，新自由主义思潮是资产阶级利益的反映，积极组织实施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传播是资产阶级活动的重要内容，这就使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传播具有鲜明的阶级组织性，这种组织性在大众传播中表现最为明显，在人际传播等其他传播途径中也有体现。
3．传播机理：蓄意迎合受众群体的接受习惯、情感需求和利益诉求
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传播虽然是传播者与被传播者的观点、态度、心理和情感互动的“杂糅过程”，但仍可解析出其传播机理。新自由主义思潮传播是以其与受众“相遇”为逻辑起点，是双方“两次选择”共同作用的结果，第一次选择是新自由主义从化大众转变为化小众而选择某些受众，第二次选择是这些受众对新自由主义的主动选择。在受众与新自由主义接触的时候，双方的互动并非平均、等量地进行，往往是新自由主义对这些受众进行思想上的冲击，形成这种单向性冲击的动力在于双方存在着思想文化上的“势位差”。当前部分受众特别是青少年受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他们反中心、反主流，解构和消解权威，乐于调侃和恶搞，号称怀疑一切。新自由主义思潮对这些受众的影响，就是利用这些受众对“反权威的权威”的顺从机理，迎合他们的批判性心理。当新自由主义的思想内容有利于受众利益或者思想比较一致的时候，受众更容易受新自由主义的影响，接受其思想的全部或部分观点。新自由主义思潮传播的根本目的在于实现资本主义价值观的灌输，但在进行价值观渗透和影响的过程中往往会与受众产生剧烈的价值冲突，受众就会将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价值信息、思想碎片与其自身的思想观念放在一起，进行重新组合，从而综合构建起具有个性特征的价值观念。、
四、应对策略：引导与控制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实施路径
1．构建引领机制：强化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思想的地位最终来源于思想本身的力量。要积极发展壮大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回答和解决历史上和现实中的重大课题，不断增强马克思主义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影响力，提升马克思主义在人民群众中的凝聚力和感召力。思想问题的解决不能仅靠行政手段，而是要用思想的力量和方法去解决。要充分发扬思想民主，在畅所欲言中进行思想交流碰撞，在讨论商榷中分清是非曲直，既可以提高人们的思想认识水平，也可以充分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要充分利用各种舆论宣传载体对新自由主义进行深入解读和辨析，引导公众了解新自由主义思潮产生的社会根源、发挥作用的社会背景，揭示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本质，教育引导人民群众对新自由主义思潮形成正确的态度。同时，在解读和辨析的过程中，要从法律和制度的角度保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作用，对包括新自由主义在内的各种社会思潮进行辨析与批判，使主流意识形态获得更广泛、更有力和更深厚的思想支持。
2．构建控制机制：抑制新自由主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影响和危害
新自由主义思潮作为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与中国的主流价值观是对立的，必须对其传播进行有效控制。根据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传播过程，可以从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媒介、受众等环节加以控制。加强对传播机构人员的政治把关和监管，从源头上进行传播治理；采取强制性的新闻审查措施，控制报道数量，强化传播者对传播内容的自我约束，对正面内容进行垄断性宣传；建立和完善传播业的登记和审查制度，对互联网资源、电视频道、广播频率进行政策性限制，限制媒介的传播范围，对违反规定的传媒予以注销；加强对受众的教育引导，增强其辨别、抵制新自由主义思潮传播的能力。另外，还要加强对境外有害传播的限制。要具体地历史地看待对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控制，既不能将其简单理解为对思想的钳制，也不能将控制狭隘地理解为一种政府行为。传播机构的自律、社会公众的意见反馈、对新自由主义传播的牵制、人们对新自由主义的抵制、各种社会思潮之间的对立等，都是对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控制。
3．构建整合机制：建立一元主导、多元并存的思想文化格局
整合新自由主义思潮就是要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整合功能，批判和抵制新自由主义思潮中的错误、落后元素，有效吸收、借鉴、融合其中的合理成分和理性元素，坚持包容多样性与差异性下的规范发展。发挥先进文化对社会思潮的引领就是要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价值整合作用，既要准确反映中国意识形态的本质和社会性质，也要在社会思潮相互激荡和交织的复杂环境中吸收和发挥各种社会思潮的优点，控制和摒弃其缺点，形成激励全国人民团结向上的思想文化力量。要加强对包括新自由主义思潮在内的各种社会思潮的规范和辨析，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体现到各项制度、法规、政策和社会管理过程之中，努力提高先进文化对社会思潮的渗透力，推动社会思潮在多样性、差异性的格局中规范发展，形成马克思主义主导的多元并存的思想文化发展格局。
4．实施协同治理：形成对新自由主义思潮管控的理论与实践合力
社会思潮的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多元主体、多个环节，需要增强治理的整体性、系统性和协同性。要建立统一领导、多元参与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引导的组织领导体系，明确职责范围，强化协调配合，提升新自由主义思潮管控工作的实效性。要大力加强对新自由主义思潮管控的理论创新，深入研究管控目标、发展策略、主要内容、实施路径，将不同研究人员的理论领域、视域差别、研究方略协调起来，建立整体一致而又各有侧重的理论研究格局，形成引导新自由主义思潮的理论合力。在实践中要建立和完善党政沟通、多方联动、全员行动、有序参与的新自由主义思潮管控机制，通过主体联动协同、策略创新协同、过程调控协同、结果评价协同，形成管控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实践合力。要加强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的啮合，以理论指导实践，以实践丰富理论，强化理论与实践的双向互动，不断提升管控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实际效果。
参考文献：
[1] 梅荣政，张晓红.论新自由主义思潮[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2] 何秉孟.新自由主义：通向灾难之路[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11）.
[3] 朱安东，王天翼.自由主义在我国的传播和危害[J].当代经济研究，2016，（8）.
[4] 柴宝勇.新自由主义思潮对大学生的影响及其引导[J].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17，（1）.
[5] 张超颖.“逆全球化”的背后：新自由主义的危机及其批判[J].当代经济研究，2019，（3）.
閱讀更多 思想火炬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