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近期热点事件的不断演变发酵，让我感慨良多，想了想，还是写下最后一篇文字来为我的感慨画个句号。
现在，所谓227联合圈子都提到了他们抵制的根本源动力-憎恶举报，认为这威胁了各个小众圈层的生存环境，引发了人人自危的情绪，如果不打压举报之风，以后恐有扩大之势，导致所有人都可以借此打击自己不喜欢的事物。
对此，我认为，举报是否合理，必须跳出圈层思维看待这一问题。
第一，举报权。我国《刑事诉讼法》第84条规定：举报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是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据此推定认为：对于一切违法犯罪的举报，都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为了保障这一权利，所有国家职能机构不管大小都设有举报中心类似机构，比如国家网信办举报中心、公安部举报中心等等，甚至互联网上，各大网站、平台包括网络游戏均设有相关举报机制。这就说明，整体社会，都是鼓励和保障举报这一行为的。
第二，举报权存在的必要性。我认为，举报的存在，不是为个人而设的，个人受到侵害，可以采取多种救济渠道，比如报案、起诉、控告。举报是为沉默的他人而设的，也是为保证违法犯罪最大化被打击而存在的。举报权的运用往往容易被污名化，被认为是告密者，导致举报人很难受到舆论保护，致使不敢举报，不愿举报的情况比比皆是，大众心理都是，除非自己利益受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旁观者也往往会认为，举报是多管闲事，损人不利己。
但是，如果真的压制举报，这会导致私权大于公权、潜规则大于法律的后果。比如校园霸凌、未成年人被猥亵性侵等恶行，在受害人失声、告密者有罪的情形下，往往容易隐匿在暗处，不被社会公众所发现，这一类事件，社会新闻里比比皆是。回到肖战事件中，各个圈层都秉持着告密者有罪这一论点，希望圈层事圈层毕，不能贸然利用举报让公权力介入，打破圈层潜规则，即便潜规则可能成为一些违法行为的遮羞布。
第三，举报行为的善与恶。从社会价值来看，举报必然是向善的，举报各种违法犯罪行为，可以最大限度维护社会正义。但是为什么部分人讨厌举报呢？因为举报往往是基于举报人自身对被举报内容的判断，这一判断，有的情况下并不与他人的判断一致，所以，就容易出现两种思维，举报人认为是弘扬正义，但其他人认为是打击异己。但并不能因为这种思维冲突就否定举报，因为，在对于举报内容正确与否的判断，只能由相关的职能机构才能做出，举报人和不赞同举报的其他人，都没有能力和权力做出判定。
第四，个人举报和联名举报是否有区别？针对这个问题我问了一个在基层受理举报的朋友，他告诉我，单就一个问题的举报，一个人还是一群人，只有重视程度的区别。举报机构对联名举报肯定要比个人举报要重视一点，但这个重视，也就是在受理效率和速度上有差异而已，对于调查程序和处理结果没有任何影响。
第五，举报与文学艺术的冲突。历史上，文学艺术一直活在举报的阴影下，从历史上的文字狱，到现实中的各种封书撤文，所以文化圈对于举报深恶痛绝可以理解，但神奇的是，这并不妨碍文圈内部相互的扯皮和举报。其实，这并不是举报的原罪，而是文学艺术边际与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冲突，在社会语境下，文学艺术必须符合国家法律框架下的主流价值观，否则被打压是很正常的事，这随便在哪个国家都是一样的，跟举报无关，只不过举报加速了这一冲突而已。比如性文学或是影视，在一些国家可以形成完整的价值体系，但在一些国家确是重点打击对象，脱离国家价值观，谈论文化边际不过是妄想罢了。总之，对抗不了社会就对抗举报，这不过是弱者的暴力而已。
以上，欢迎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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