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們來講一講民國時期的“國語運動”，民國時期的國語由晚清時期的北京官話發展而來，坊間經常流行這樣的段子：廣東話差一票成為國語，四川話成為國語，陝西話差一票成為國語，並且這個段子可以簡化為一個選擇題，即（ ）差一票成為普通話？A：廣東話，B：四川話，C：陝西話，D：河南話。全國各地的方言都可以作為選項，都是差一票成為普通話。
中國地形圖
第一：認識我們的漢語
民國時期，確實對國語進行過一次投票，但是，不是我們想象的那樣，每個省選出一個代表，然後大家投票決定哪個省的方言為國語，而是每一個省有一個表決權，推舉審音代表將常用的6500多個漢字逐一進行表音，然後由記音員逐個記出每個漢字的讀音的多寡，以最多者為標準音。但是，這個過程非常的複雜，我們下面來詳細介紹一下：
漢字是語素文字，並不是表音文字，秦始皇統一天下，實行了“書同文”，但卻沒有實行“語同音”，因此，在幾千年的歷史上就形成了上古漢語語音、中古漢語語音與近古漢語語音的區別，同一個漢字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發音是不一樣的，在同一個歷史時期的不同地區也是不一樣的，但這並不妨礙彼此之間的交流，因為漢字的字是統一的，並且漢語的書面語是文言文。漢字不需要語同音，就能做到書面語的統一，這也是漢字與歐洲文字之最大不同之處。
明代的科舉考試
到了晚清民國時期，隨著西方文化的傳入，中國人開始接觸到歐洲國家的文字，由於歐洲的文字都是表音文字，從表音文字的視角審視漢字，這就必然涉及到制定字母表、給漢字注音、制定語法規則等事情。
古代的中國人學習漢字，不需要首先學習字母，也不需要學習語法，古代的啟蒙讀物就是《三字經》、《千字文》，讀書首先是從認字開始的，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漢字是“音”、“義”合為一體的。因為沒有音標，所以《三字經》裡面的常用漢字，究竟是讀什麼音，並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完全靠私塾老師“口耳相傳”，在認識了幾千個常用漢字以後，遇到陌生的字，怎麼辦呢？用反切法，比如“天”字，就是“他前切”，他字的聲母和切的韻母合起來就讀“天”。
漢字在古代還是東亞的通用語，圖為李氏朝鮮學者書寫的《千字文》
學習文言文，也不需要刻意去背誦語法規則，所謂“書讀百遍，其義自見”，我們都知道漢語是有語法的，那學習漢字，為什麼不需要刻意去學語法規則呢？因為單個漢字的意義已經非常豐富了，沒有格、數和性的變化，名詞、代詞、形容詞的格、數和性的變化，在語法上稱之為“屈折變化”，漢語當然也有這些屈折變化，但是非常的簡單，在文言文裡，名詞也可以變成動詞，比如：蒲松齡《聊齋志異》裡有“一狼洞其中”的語句，這裡的“洞”其實就是名詞轉化為了動詞，但是這個“洞”不需要像英語裡的動名詞那樣加一個“ing”的後綴；同一個漢字也有不同的發音，有些體現的是語法的“屈折變化”，比如：“食”在文言文裡讀“shí”，就是名詞或者是動詞，即食物、食用的意思，讀“sì”就是給誰食物，飼養的意思，是個動詞。
當中國人接觸到西方的表音文字以後，也開始嘗試為漢語制定音標，並制定語法規則。中國第一部系統的漢語語法著作就是馬建忠編寫的《馬氏文通》，馬建忠精通拉丁文、法文、英文和希臘文，對中國傳統的經、史、子、集也非常瞭解，堪稱“學貫中西”，1898年，他編纂的《馬氏文通》一書正式出版，全書共10卷，首次將漢字的詞彙分為九類，即名詞、代詞、動詞、形容詞、副詞、介詞、連詞、助詞、嘆詞，又將漢語的句子成分定位7種，即主語、賓語、謂語等等。
《莊子》，文言文甚至都不需要標點符號
中國人第一次接觸外國的語言，並不是在晚清民國時期，早在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中國人就開始認識梵文了，通過學習佛經，瞭解到梵文，梵文是印歐語系的語言，玄奘就是精通梵文的學者，他在印度講學多年，也就是說那個時候，中國人已經能夠跳出漢語的圈子，從域外語言的視角來認識本民族的語言，可是為什麼在唐朝的時候，沒有學者以外語為參照系給漢語制定音標、編寫語法書籍呢？這裡面就涉及救亡圖存的問題了。晚清民國時期，西方文明變成了一個強勢文明，那麼，西方的文字也就被一些晚清的學者視為促成其文明強大的一個因素之一，改進中國的語言文字，也是挽救民族危亡的一個措施之一，《馬氏文通》出版的日期就是1898年，那一年，中國發生了戊戌變法運動。
當時的人認為，中國之所以落後，是因為教育的落後，而教育之落後，在於中國普通民眾的識字率低，識字率低是因為漢字繁雜、難學，梁啟超說：“國惡乎強？民智，斯國強矣！民惡乎智？盡天下人而讀書，而識字，斯民智矣！”
梁啟超
第二：中國近代歷史上的“國語運動”
以拉丁文為參照系編寫漢語的語法書籍，這在晚清民國時期是沒有多少爭論的，因為漢語本身就有語法規則，詞彙有名詞、代詞、動詞、形容詞、副詞、介詞的分類，句子成分也可以分為主語、謂語和賓語。但是，給漢語制定標準音、制定標音符號，卻面臨著極大的爭議，甚至當時還有“人人當倉頡”的說法，每個人都想創造出一個字母表，來給漢字注音。
確定漢字的標準音，在清末稱之為“切音字運動”，始於1892年，終於1911年。中國古代的注音法，使用時間最長的是源於東漢時期的“反切法”，即用兩個漢字來為一個漢字注音，前一個漢字取聲母，後一個漢字取韻母和音調，如“天”字為“他前切”。在東漢以前，運用的是直音法，即用常用漢字注音，比如“珣，讀若宣”、“宋，讀若送”等等。
清末的“切音字運動”，是拋棄傳統的反切、直音的注音方法，而採用歐洲、美國、日本常用的拼音模式。當時提出了各種拼音方案，大致可分為“拉丁系”、“假名系”、“速記系”這三種，拉丁系就是以拉丁字母為基礎，制定字母表；假名系就是模仿日本的平假名、片假名，制定字母表，並且以漢字的偏旁部首來標音調；“速記系”就是使用速記符號，制定字母表。大家都著書立說，制定了不同的漢語拼音方案，所謂“人人當倉頡”，都希望自己制定的方案，能夠被官方採納。
晚清時期，英國人威妥瑪還制定了一套拼音系統
1910年，清政府開始嘗試“統一國語”，當時的目標是制定一個書寫便利，簡單易學的音標，統一漢字的讀音，清朝學部公佈《統一國語辦法案》，這個方案是以北京官話為標準音的，但是，緊接著在當年的10月10日就爆發了辛亥革命，晚清的“切音字運動”也宣告結束。
1912年12月，北洋政府教育部特開“讀音統一會”，嘗試統一漢字的標準音，並聘任吳稚暉為議長，“讀音統一會”的會員總共有80人，但是，這80人並不是每個省平均派出一名或者兩名學者，投票決定哪種方言為國音。“讀音統一會”的會員都是精通國學，並通曉1種或2種以上外語的學者，因為推舉的都是學者，所以，教育文化發達的省份，會員就多，當時的會員省籍以江蘇省為最多，共18人；其次是浙江，為9人；其次是直隸，有8人；其他各省均在1至4人之間。江蘇、浙江、直隸的會員佔了三分之一以上，可以想見，這必然會出現漢語的標準音究竟是以北京官話為基礎，還是以南京官話為基礎的爭論。所以，民國時期投票決定哪種方言為國語，並不是廣東話、四川話、陝西話差一票的問題，而是北京官話與南京官話之間的爭論，或者說是“北音”與“南音”之間的爭論。
1913年2月15日，“讀音統一會”正式開會，到會者其實只有44人，江蘇人吳稚暉當選為會長，直隸人王照當選為副會長。會議一開始，吳稚暉與王照就產生了激烈的爭論。
吳稚暉，左邊第一位
給漢字注音，首先就是採用何種字母的問題，這也是讀音統一會爭論的焦點之一，這裡姑且不贅述。吳稚暉認為漢語的注音字母當中，要加入濁音，他說：“濁音字母雄壯，為中國之元氣。德文濁音字多，故德國強盛；吾國不強，因官話不用濁音之故。”什麼叫做濁音呢？發音時聲帶振動的輔音稱為濁音，聲帶不振動的輔音稱之為清音，現代標準漢語當中其實也有清輔音和濁輔音的區別，比如：聲母m、n、l、r就是濁輔音，但是，現代標準漢語的清濁不是完全對應的，比如 p與b、k與g、t與d，並不是清濁對立，區別就是一個送氣，一個不送氣，聲母p不送氣時就讀作b，而p並不是濁音。
中古漢語（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的聲母是清、濁全分的，但是，漢語在後來的發展過程中，出現了濁音清化的現象，大致說來，南方的方言保留了古漢語的濁音，而北方方言保留的少，所以，吳稚暉才說官話不用濁音，這裡的“官話”主要是指北京官話。然而，吳稚暉把用濁音看作是國家強盛的原因，似乎有點以偏概全了，德語中有大量的濁音，但是，日語當中的濁音則非常少，也出現了“清化”的現象，日本當時也是世界強國，德國以外的其他歐洲國家的語言也並非都像德語那樣，清濁十分明顯。
讀音統一會副會長王照主張“以北音統一讀音”，“北音”就是以北京官話為代表的北方方言，以北音為基礎，就涉及到“字母去濁聲，韻母廢入聲”的問題了，北京官話保留的濁音不多，並且沒有入聲，這是南方學者所不能接受的，因為古漢語有濁音字母和入聲。入聲就是促聲韻，發音急促，文言文當中的“不”，其實發出入聲，更有文言文的味道，南方方言廣東話、客家話、南京官話當中均有入聲，山西的方言裡也有入聲，北京官話裡則沒有入聲。
19世紀90年代的上海外灘
“讀音統一會”當時想融合南北，儘量保留古漢語當中的濁音和入聲，制定標準音，並在全國推廣，於是，就採取了投票的方式。對於漢字的注音字母，既沒有采取拉丁字母，也沒有采用假名，而是以中國古代的篆文、籀文（大篆）的形狀為基礎，創造出了一種新的注音字母，這套注音符號，與漢字的偏旁部首非常像，基於章太炎創制的“記音字母”。
第三：“讀音統一會”的審音方法
對於漢字的語音，“讀音統一會”首先以李光地編纂的《音韻闡微》為依據，選取了6500多個常用漢字，製成表格，印發給參加會議的會員，40多名會員以省為單位，對這6500多個漢字進行注音，各省的會員人數不等，他們內部先審定語音，對字表進行注音，這個過程其實是互相商量的過程。第二天的會議，每個省提交一份已經注好音的字表，記音員對每一份字表的每一個漢字的讀音進行統計，得票最多的讀音，就是這個漢字的標準音。所以，並不是每一個省擁有一個表決權，決定哪個省的方言為國語，而是每一個省有一個表決權，提交一份注音字表，然後，以得票最多的字音為標準音。這樣的審音方法，制定出來的漢字標準音，實際上是融合了南北，並且還兼顧了古今。但是呢，全國卻沒有任何一個地方的老百姓是以這種標準音為方言的，這給“國音”的推廣造成了極大的困難，甚至有人說“國音”只有語言學家會說。
1913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審定的“國音”，在歷史上也被稱之為“老國音”，“老國音”其實就是人工語言，並不是自然語言，融合了“南音”和“北音”，還兼顧了“古音”和“今音”，但是卻無法推廣。
20世紀初的北京城
我們都知道，語言的詞彙量主要是集中在書面語裡，各地的方言主要是口語，口語裡用的都是日常生活常用的詞彙，詞彙量是比較少的，“老國音”雖然融合了南北，還兼顧了古今。但從整體上來看，仍然是京音為主的，因為當時全國各地的讀書人讀書就是用北京官話讀的，而不是以各地的方言讀的。
1918年，北洋政府教育部正式公佈了“國音”字母，1919年，又出版了《國音字典》，這樣一來，“老國音”就成為了漢字的標準音。因其無法推廣，所以，在學校裡就出現了“京音”與“國音”並立的局面。在社會上，則出現了“京國之爭”，人們不知道以哪個語音為標準音。
1924年至1926年，學者們開始修訂“國音”，以北京語音為標準，修改“老國音”，於是，就形成了“新國音”，1932年，南京國民政府教育部頒佈《國音常用字彙》，漢字的標準音才得到初步的確定，“新國音”是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的。
20世紀30年代的歌星周璇
新國音其實也不完全是北京語音，是以北京語音為標準，但不是字字都遵循，對南北語音習慣有所通融。
新國音的前身就是北京官話，即明清以來的“官音”，實際上，在中國歷史上，首都在哪裡，哪裡的方言就是“官音”，北京官話作為“官話”已經有五六百年的歷史了，延續至晚清民國，就是現代漢語的語音體系。明朝的都城，原先在南京，南京官話是宋元以來的老中原官話，明成祖在1421年定都北京，北京官話的地位開始上升，不過，在整個明清時期，是南京官話與北京官話並立的局面，明清文人多出自江浙一帶，所以，他們常常以南京官話為“正統”，這就使得南京官話的地位也非常的高。民國時期，制定“國音”，其實也是南京官話與北京官話之間的“爭論”。不過，最後還是以北京語音為標準制定了國音。
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的新國音在民國時期，並未得到推廣，因為當時的教育非常的落後，新中國成立以後，隨著教育文化事業的蓬勃發展，普通話才推廣了開來，我們所說的普通話就是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的，北京語音的標準音地位在新中國成立以後，也得到了正式的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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