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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義的蘭花是蘭科植物的總稱，石斛、卡特蘭、蝴蝶蘭、春蘭都屬於蘭科。但是，中國傳統上的蘭花，主要是指蘭屬植物（Cymbidium），也有人稱之為中國蘭或國蘭。蘭花作為觀賞植物不僅擁有廣大的愛好者，而且成為詩歌、繪畫和工藝品等寓意和表現的題材。自古以來，養蘭、詠蘭、畫蘭、寫蘭者來去匆匆，留下了大量的珍貴品種和墨寶。縱觀古今中外，不乏通過蘭花聯結友誼、促進交流、陶冶心性、培養情操的事例。
蘭花活動已涉及經濟、文化、民俗和日常生活的許多方面，成為傳統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蘭花文化。 蘭花文化在中國可以追溯到公元前600至1000年。在當時成書的《詩經》中，有一首描寫陳國風情的詩“防有鵲巢”，詩中首次出現了蘭科植物的名稱。此詩寫道： 中唐有甓，邛有旨鬲。 誰侜予美，心焉惕惕。 詩中的大意是：中堂有瓷磚，土堆上有鬲草，誰欺騙我心愛的人，心中惕惕不安。這裡的“鬲”，據西漢《毛傳》和三國時代《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的註釋，就是指今天的綬草[ Spianthes sinens（ Pers．）Ames]，又稱龍盤參。陸璣（261～303）說：“ 鬲五色作綬文，故曰綬草”。這和蘭科植物綬草花序的特徵是相符的。這可能是世界上最早記載的蘭科植物。
最近，魯水良等（見“盆栽蘭起源於河姆渡的考證”載“中國蘭花信息”第38期，1993年8月）根據保藏於浙江省餘姚市河姆渡遺址博物館中的兩塊出土陶片上的植物葉片，認定是箬蘭（蝦脊蘭），因而推斷中國在7000多年以前就開始盆栽蘭花。這確實是一個“驚人”的發現。陶片圖案上的幾片葉子的葉脈十分清晰，可惜不是平行脈，而是羽狀脈，多條側脈橫出或斜出，與中脈交成銳角。也就是說，陶片上的植物不僅不是蘭科的蝦脊蘭，連萬年青也不是，根本不是單子葉植物。 河姆渡時期距今7000多年，當時的生產力是十分低下的。根據一般常識，人們認識植物是從實用開始的。“蘭”的記載也是從殺蟲、沐浴、辟邪、芳香等方面開始的。在生產力十分低下的情況下，人們有可能簡單地引種一些可食的塊根、果實或藥用植物，而不可能去栽種專門的觀葉植物。蝦脊蘭屬（Calanthe）植物無食用、藥用價值，花葉均不甚美觀，中國傳統上也未見栽培，上述推論的可信程度是不言自明瞭。
中國古代典籍中的“蘭”並不是指今天的蘭花或蘭科植物。“蘭”字最早見於《韓詩章句》——一部轉述、記載孔子以前鄭國風情的詩集，但早已亡佚了。據唐代徐堅等輯的《初學記》轉引《韓詩章句》中有如下的一段話：“鄭國之俗，三月上已，於溱、洧兩水之上，招魂續魄，秉蘭拂除不祥……。”這裡的“秉蘭”，和《詩經》中描寫鄭國風情的詩“溱洧”中的“秉蘭”，說的是同樣的事。“溱洧”中寫道： 溱與洧方渙渙兮， 士與女方秉蘭兮。 女曰觀乎，士曰既且。 且往觀乎，清之外。 洵訐且樂，維士與女。 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 這裡的“蘭”與上面《韓詩》中的“蘭”指的是同一種植物。陸璣疏雲：“蘭即蘭，香草也”。“秉蘭”或“秉蘭”說的是手執蘭草。鄭國青年男女在冰融雪消，春天來臨，河水初泛之際，外出郊遊，人手一枝蘭草，既可辟邪，又有香氣，令人羨慕。
但是，當時的蘭草顯然不是今天的蘭花，而是另一種芳香植物。溱、洧二水即今日的雙洎河及其支流，位於河南省中部。那裡並不產蘭花，即使在2000多年以前氣候比較暖和，也不可能有足夠數量的蘭花，人手一枝。清朝著名的植物學家吳其瀣（ 1789～ 1847）曾親自考察了溱、洧二水，看到了滿山遍野的“蘭”。他在《植物名實圖考》中寫道：“餘過溱洧，秋蘭被坂。紫萼雜逐，如蒙絳雪。因知詩人紀實，不類賦客子虛。”看來，《韓詩》中的“蘭”和《詩經》中的“蘭”指的就是在河南中部很常見的菊科澤蘭屬（Eupatorium）植物。這是沒有多大疑問的了。 那麼，在那以後的孔子（公元前551～前479）、越王勾踐（？～公元前465）與屈原（約公元前340～前278）是不是提到過蘭花或種過蘭花呢？這是今天書刊中爭論比較多的問題。在孔子時代，“蘭”作為辟邪、沐浴、禮儀的香草而被利用是沒有疑問的。《韓詩章句》和《詩經》都是轉述孔子所刪定的《詩》三百的。與孔子同時代的《左傳》中也有“蘭”的記載：“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姞，夢天使與己蘭……而有子”。但是《孔子家語》中的“蘭”，就未必可靠了。
據《漢書·藝文志》著錄，《孔子家語》原書37卷，但早已亡佚了。今天傳世的10卷《孔子家語》為三國時代魏國王肅所收集與偽託。內容有實有虛，虛實難辨。而且，即使孔子說蘭，也與今天的蘭花毫不相干，這裡需要加以澄清的是“王者香”之說。“王者香”見於《琴操，猗蘭操》中的一段記載：“孔子自衛返魯，隱谷之中見香蘭獨茂。喟然嘆曰：夫蘭當為王者香草。”《琴操》相傳為東漢蔡邕（132～ 192）所撰，距孔子時代 600餘年，即使這段記載可靠，也只能證明孔子所說的“蘭”並非今天的蘭花。當時的衛國在今天河南北部滑縣一帶，而魯國在山東。河南滑縣在伏牛山以北，屬溫帶地區。即使在2000多年以前氣候略為暖和，也仍然是溫帶南緣。從河南北部到山東是不可能看到繁茂的野生春蘭之類的蘭花的。 與此同時代的越王勾踐種蘭之說更是一樁疑案。《越絕書》的記載不論是“勾踐種蘭渚山”抑是“勾踐種蘭渚田”，其意則一，都是說耕種或種植於“蘭渚”山或“蘭渚”田，而絕非種蘭於“渚山”或“渚田”，這是顯而易見的。而且“蘭渚”是一個地方名，而未聞有“渚山”或“渚田”的。有人根據 1600多年以後的《會稽志》、《續會稽志》中的隻言片語認定越王勾踐種蘭，那是不足為信的。勾踐是有作為的君主，在臥薪嚐膽之年是不可能去養花逍遣的。如果種蘭是為了向吳王進貢，以轉移吳王的注意力，那麼歷史上也會大書特書的，何以會等到1000多年以後，由文人偶爾提一筆呢！？這顯然是不可信的。筆者曾到浙江紹興訪問，得知有蘭渚山。據蘭渚山麓《蘭亭》文物管理人員說，蘭渚山土壤粘度高，石礫少，排水不暢，不產蘭花。這與筆者的結論是一致的。
晉朝王羲之在蕙蘭盛開的季節聚會於《蘭亭》，吟詩作詞而不寫蘭，也是一個極好的佐證。 歷史上影響最大，爭論最多的是屈原的《離騷》中的一段話：“餘既滋蘭之九畹，又樹蕙之百畝。畦留夷與揭車兮，雜杜衡與芳足。冀枝葉之峻茂兮，願侯時乎吾將刈。雖萎絕其亦何傷兮，哀眾芳之蕪穢。”這是一段相當完整的記載，既寓深意，又寫實景，寄深意於實物之中。這裡的“滋蘭九畹，樹蕙百畝，”’是實際景物的反映，也就是說當時的蘭草是成片成百畝地栽種的。連怎樣種也寫得很清楚，是把留夷和揭車種於畦床上，其間雜以杜衡與芳芷。留夷、揭車、杜衡與芳芷都是香草，也就是說都是蘭草。但並不是供觀賞之用，而是枯萎後割下來供薰蒸、沐浴、辟邪之用。雖然屈原的用意是暗指自己培育了無數的“蘭蕙”（人才），最終“蘭芷”衰為不芳，“荃蕙”化而為茅，慨嘆人世滄桑和人情冷暖，但卻是通過寫實來達意。這也正是中國古代文人的傳統。全文前後連貫，合乎邏輯，顯然是從實物中得到啟示的，絕非憑空杜撰。看來，當時的蘭蕙是可以較大面積栽種的香草，而絕不可能是今天的蘭花。春秋戰國時代，用乾燥的香草沐浴、辟邪、殺蟲、祭祀一種民俗。《後漢書注引》有“秉蘭草拔除不祥”，《禮記》有“大夫執薰，諸侯執蘭”等記載，說明都是祭祀禮儀中的用品，而非供觀賞的鮮花。據漢代成書的《山海經》描述，薰草是“麻葉而方莖，赤華而黑實”。《南方草木狀》認為薰與蕙是同一物：“葉如麻，兩兩相對”。看來可能是藿香或零陵香一類的植物。它們都是幹後仍具香氣的，而非今天的蘭花，只有鮮花才可能有香氣。 到了漢朝與晉朝，涉及蘭蕙的描寫就更多了。但細究起來，仍然不是今天的蘭花。例如劉向（公元前77～前6）在《說苑》中有“十步之內必有芳蘭”的說法。陳壽（233～297）在《蜀志》中有“先主常銜張裕不遜，下獄將誅之。諸葛亮表請其罪。先主答曰：芳蘭生門，不得不鋤。”晉朝張華（232～300）描寫北方景色，有“蘭蕙緣清渠，繁華蔭綠渚”之句。晉書《文苑傳》也有：羅金“致仕還家，階庭忽蘭菊叢生”的描寫。這些都說明，當時的所謂蘭蕙是到處生長的野草，而非今天的蘭花。西漢《大戴禮記》的《夏小正》篇的“蓄蘭傳”中有：“五月蓄蘭為沐浴也。”東漢《神農本草經》在蘭草條目之下有：“殺蟲毒，闢不祥”的記載”看來與春秋戰國時期所指的蘭是相同的，都是可供薰蒸，殺蟲、沐浴、辟邪的植物。 雖然此時蘭花尚未見記載供觀賞用，但蘭科的石斛，赤箭（天麻）和白及已被用作治病的藥物了。《神農本草經》首次記載了這3種蘭科植物。後來陶弘景（452～536）在《本草經集註》中提到“石斛生六安山谷水傍”。這可能是有關蘭科植物生境的最早記載。 這裡應該特別加以說明的是舉世聞名的《蘭亭集序》。蘭亭是晉朝著名書法家王羲之和文人墨客聚會的地方。它坐落在浙江紹興蘭渚山之麓。亭可能是因傍山而非種蘭而得名。公元353年王羲之邀請42位名流文士在此吟詩飲酒，作“修禊”之事。“修禊”是古代一種習俗，即農曆三月三日到水邊嬉遊，以消除不祥。據史書記載，此次聚會共作了37首詩詞。“十一人各成四言、五言詩一首”“十五人成一篇”“十六人詩不成罰酒三巨觥。”筆者仔細閱讀了這37首詩詞，只看到兩首涉及“蘭”字。其一是徐豐之的“俯揮素波，仰掇芳蘭。尚想嘉客，希風永嘆”；其二是袁嶠之的“人亦有言，得意則歡。嘉賓既臻，相與遊盤。徽音疊泳，馥然若蘭。苟齊一致，遐想揭竿。”前者似乎是描寫乘船戲水隨手向岸邊摘取蘭草的情景，而後者僅指香味而已。兩者都不太可能是指真正的蘭花。王羲之和勾踐相距800餘年，如果在勾踐時代已開始種蘭，80O年後同樣在蘭渚山附近，甚至在以“蘭”命名的亭子上，舉行那樣的盛會，必定會有大量寫蘭的詩詞。但是在37首詩詞中僅有的兩個“蘭”字，也是隨意帶上一筆的。這隻能說明直至王羲之時代，真正的蘭花還沒有被栽培作觀賞用。
近代日本學者田邊賀堂在《蘭的栽培的枝節》中認為，建蘭與素心蘭是在秦朝和唐朝分別從中國引入日本的。彭雙松在《臺灣蘭蕙，新輯》中也認為日本廣泛栽培的“駿河蘭”是由徐福帶入日本的。但兩者都沒有引出可靠的文獻為根據。據筆者所知，日本最早的蘭花專著是宣英的《蘭養》（1700）和松岡恕庵的《恰顏齋蘭品》（1728，1772），書中並無類似的記載。近代研究日本蘭史的永野芳夫等人的著作中，也未有此種說法。 “蘭”是香草的總稱，生於山上稱山蘭，生於水澤的稱澤蘭。香草的種類很多，生境各異，既有山坡河岸，也有巖壁林下。有人認為陳朝周弘浪的《山蘭賦》中的“產於空崖”和“屏出幽而靜異”之句是指真正的蘭花，這未必是可靠的。至於唐太宗的《芳蘭》與真正蘭花的距離就更遠了。唐代的首都和御苑在西安，那裡地處北國，絕不會有真正“蘭場”的景色。即使在今天，要做到這一點也未必是可能的。盛唐文化有很大的發展，涉及的詩詞不少，包括王維（701～761）、李白（ 701～ 762），白居易（772～846）等。最近，史學家吳厚炎教授曾引《汗漫錄》，說“王維以黃磁鬥貯蘭蕙，養以綺石，累年彌盛。”但以未見王維畫蘭的墨跡與記載，而不足為信。前不久，另一史學家欒交通先生卻告訴筆者，他曾看到西安碑林中有王維的蘭詩圖，畫的是狹葉的蘭花，也就是真正蘭花。但另一方面從李白筆下的“蘭生不當戶，別是閒庭草”和白居易的“掃徑避蘭芽”和“閒從蕙草侵綠階”等看，指的卻是田野或庭院自生自滅的野草。也就是說，與春秋、漢、晉時代所指的“蘭”是同一物，不是真正的蘭花。誠然，如果有關王維的記載及其碑文確係屬實，那麼當時蘭花的栽培也應是零星的、局部的。看來，對唐代中期的史料作進一步的考證是必要的。 筆者所能確信的，中國最早涉及真正蘭花的記載，是唐代末年唐彥謙的《詠蘭》“： 清風搖翠環，涼露滴蒼玉。 美人胡不紉，幽香藹空谷。 謝庭漫芳草，楚畹多綠莎。 於焉忽相見，歲晏將如何。 這首五言律詩所描寫的無疑是真正的蘭花，即蘭屬植物，也就是國蘭。翠環顯然是指下彎成半圓形的帶形綠葉；蒼玉是綠白色的花；莎是指具帶形葉的植物，後人也有稱蘭屬植物為莎的。除此以外，其他香草未見具有這種特徵的。看來是比較可靠的。唐彥謙曾在陝西漢中和四川做官，此詩可能是他在公元860～880年間所寫的。 唐末另一處比較可靠的記載是楊變的《植蘭說》： 或種蘭荃，鄙不遄茂。 乃法圃師，汲穢以溉。 而蘭荃潔淨，非類乎眾莽。 苗既驟悴，根亦旋腐。 這裡所總結的種蘭經驗，與今天的情況是相符的。說的是栽培蘭花不應像給蔬菜施肥那樣施人糞尿，否則根會腐爛。這在後來的多種蘭譜中得到確認。《植蘭說》是迄今所知對蘭花栽培方法最早的記述。楊變生卒年月不可考，但他是田郡的幕僚，推測他寫《植蘭說》當在田郡發達之時，大約在公元880～890年之間。 上述兩處詩文的時間相距較近，也比較可靠。由此可以推斷，蘭花（國蘭類）的栽培，在9世紀下半葉，亦即唐代末期的上層人士中，已經比較普遍了。而在此以前的王維、李白時代，亦即8世紀的盛唐時期，也有可能已見於局部地區。從零星到普遍，經歷了100多年時間，這似乎是合乎情理的。 五代的50餘年，可能由於社會動亂，戰事頻繁，關於蘭花的栽培未見更多的記載。僅在宋陶後撰的《清異錄》中有：“唐保大二年，國主幸飲香亭，賞新蘭。詔苑令取滬溪美士為馨香侯擁培之具。”這裡的“新蘭”，很可能是今天的蘭花。南唐定都南京，唐保大二年為公元943年，距唐未有半個世紀，蘭花栽培範圍繼續擴大是合乎常理的。 到了北宋，黃庭堅（1045～ 1105）在書《幽芳亭》中對蘭花所作的描述，可以說是相當準確的了。他寫道：“蘭蕙出蒔以沙石則茂，沃以湯茗則芳，是所同也。至其發華，一干一華而香有餘者蘭，一干五七華而香不足者蕙。”這是對春蘭和蕙蘭的確切而科學的描述，也是首次用蕙來稱呼真正的蘭花。北宋出版了很多藥用本草，其中《證類本草》（1083）留下了我國最早的蘭科植物（石斛與天麻）的木刻圖據記載在此以前的唐《新修本草》（659）也有附圖，可惜已經亡佚，無從查考了， 到了南宋，有關蘭花的記載就更多了。例如《爾雅翼》（1174）中就寫得更具體：“蘭之葉如莎，首春則茁其並，長5～6寸，其梢作一花，花甚芳香。”這無疑是指春蘭。此時蘭已成為只指蘭屬植物的專用名詞了。古人對於這種變化是有覺察的。朱嘉（1130～1200）在《楚辭辯證》中寫道：“大祗古之所謂香草，必其花葉皆香……。若今之蘭蕙，則其花雖香，葉乃無氣……”。並作詩曰：“今花得古名，旖旎香更好。”作為不諳植物的文人，能得出這樣的結論，的確是難能可貴的。 南宋末年，蘭花的栽培已有很大的發展，相繼出現了兩本專著，即趙時庚的《金漳蘭譜》（1233）和王貴學的《蘭譜》（1247）。這兩本書所包括的品種大多數是來自福建的蘭花，內容也大同小異。書中詳細地評述了蘭花的品種、栽培、施肥、灌溉、移植、分株、土質等方面的問題。不僅是我國，也是全世界最早的植蘭專著。 《蘭譜》中還把蘭花與“歲寒三友”的松、竹、梅作了對比，得出了高於它們的結論：“竹有節而嗇花，梅有花而嗇葉，松有葉而嗇香，然蘭獨並而有之。” 從北宋開始，蘭花繪畫也逐漸發展起來了。據宋代《圖畫見聞志》《宣和畫譜》《畫繼》等記述，北宋的任誼，米芾等都曾畫蘭，可惜他們的畫卷沒有流傳下來。目前保藏在故宮博物院（北京）的最早蘭花畫卷是北宋（960一1126）宮庭畫家的一幅蕙蘭水彩工筆紈扇畫。此畫複製品系畫家孫晚坪先生提供的。他告訴筆者：此畫風格比較古樸，線條粗放，具有明顯的北宋畫風。這或許是中國最古老的蘭花水彩畫。從花的形態看，還是一種蕙蘭的蝶瓣奇花，看來在北宋時期養蘭、賞蘭已有相當的根底。另外兩幅保藏在故宮博物院的是南宋末年著名畫家越孟堅（1199～1264）的真跡。其中一幅畫上有詩云：“六月衡湘暑氣蒸，幽香一噴冰人清。曾將移入浙西種，一歲才華一兩莖。”看來畫是創作於湖南，而蘭花則是從浙江引入的。
趙孟堅字子固，號彝齋，是宋朝開國皇帝趙匡胤的第十二世孫。他能詩，善書法，工畫蘭。他的畫蘭起手訣：“龍鬚鳳眼致清幽，花葉參差莫並頭。鼠尾釘頭皆合格，斬腰斷臂亦風流。”頗為人稱頌，所畫蘭花後人稱為絕藝。明代書畫名家文徵明詩曰：“高風無復趙彝齋，楚畹湘江爛漫開。幹古江南芳草怨，王孫一去不歸來。”並接著寫道：“彝齋為宋王孫，高鳳雅緻，當時推重，比之米南宮，其畫蘭亦一時絕藝雲。”南宋滅亡後，他年已垂暮，隱居於湖南嘉禾，不食元祿，繼續畫蘭，以示忠貞與清高。 宋末元初另一位畫蘭名家是鄭思肖（1241～1318）。他自號“所南翁”，畫蘭以無根無土抗議元朝南侵。南宋滅亡時他年僅38歲，不仕於元朝，隱居吳下（今江蘇蘇州），畫蘭以明志。他的一幅傳世畫卷作於1306年1月15日（農曆），目前藏於日本大阪市立美術館。在此幅名畫上的一首詩中，他對南宋的忠貞情操表露無遺：“向來俯首向羲皇，汝是何人到此方。未有畫前開鼻孔，滿天浮動古馨香。”他還把自己的畫室叫做“本穴世界。”“本穴”就是暗指“大宋”。這一切都使他享有“忠貞”的盛譽，受到後人的稱讚和敬仰。元朝四大畫家之一倪瓚（1306～1364）有詩曰：“秋風蘭蕙化為茅，南國淒涼氣已消。只有所南心不改，淚泉和墨寫離騷。”筆下深情地再現了“所南翁”堅貞不屈的形象。清末民國初年的著名書畫家吳昌碩（1844～1921）在一幅署名“缶道人”的蘭花畫卷中也有一首詩曰：“怪石與叢棘，留之伴香祖。可嘆所南翁，畫蘭不畫土。”表達了畫家畫蘭思鄭之情。 趙盂堅和鄭思肖“畫蘭明志”的高尚情操為後世所推崇。從此，蘭花也就更加成為潔淨、忠貞、高尚的象徵，為民眾所普遍喜愛。 元代以後，養蘭進入昌盛時期。明清兩代涉及蘭花的圖志、藥書以及以蘭為題材的詩詞繪畫就更多了。李時珍在《本草綱目》中將薰草（蕙草）、蘭草和澤蘭分別描寫，並指出：“蘭花亦生於山中，與三蘭迥別。蘭花生近處者葉如麥門冬而春花，生福建者葉如菅茅而秋花”。不僅把蘭花和其他蘭草的區別說清楚了，而且也把春蘭和建蘭的區別指出來了。大約明初成書的《滇南本草》還首次記載了“蘭花對葉草”，也就是現在的斑葉杓蘭。明清兩代文庫中著作甚豐，涉及蘭花的記載比比皆是，像《群芳譜》（1630）、《花鏡》（1688）、《廣群芳譜》（1708）以及後來的《南越筆記》（1777）和《植物名實圖考》（1848）等都記載了蘭屬以外的許多蘭科植物，有些名稱一直沿用至今。例如《群芳譜》中的風蘭、朱蘭，《南越筆記》中的鶴頂蘭、竹葉蘭，《植物名實圖考》中的白蝶花等。 在蘭花專著方面，明清兩代也有很大的增加。明代高濂的《遵生八箋》（1591）收錄了許多民間的經驗，如“種蘭奧法”、“培養四戒”、“雅尚齋重訂逐月護蘭詩訣”等。其中蘭友們熟知的“培蘭四戒”：“春不出，夏不日，秋不於，冬不溼”，常為國內外名著所引用。明代重要的蘭花專著還有張應文的《羅籬齋蘭譜》（1596）、周履靖的《蘭譜奧法》（159）、鹿亭翁的《蘭易》、簟溪子的《蘭易十二翼》和《蘭史》（後3部作品據考證是明末馮京第所作）。內容不盡相同，且各有側重。到了清代，出版的專著就更多了，重要的有冒襄的《蘭言》（1695～ 1709）、朱克柔的《第一香筆記》（1796）。屠用寧的《蘭蕙鏡》（1811）、吳傳法的《藝蘭要訣》（1811）、張光照的《興蘭譜略》（1816），楊復明的《蘭言四種》（1861）、許霽樓的《蘭蕙同心錄》（1865）、袁世俊的《蘭言述略》（1876）、嶽梁的《養蘭說》（1890）等。最近校注出版的清末區金策的《嶺海蘭言》也不失為一本經驗豐富的蘭書。本世紀以來，受到蘭界重視的有吳恩元的《蘭蕙小史》（1923）、於照的《都門藝蘭記》（1929），夏詒彬的《種蘭法》（1930）以及嚴楚江的《廈門蘭譜》（1964）等。吳應祥先生的新作《中國蘭花》（1991，1993）是對中國蘭屬（Cymbidium）植物研究的一個較全面的總結，受到普遍的歡迎。此外，近年來還出版了不少蘭花的小冊子、圖譜等，大多數是中國蘭方面的品種、栽培、管理的經驗，極少涉及其他蘭科植物。 在蘭花繪畫方面，元代以後也有很大的發展。其中比較著名的是釋普明（1312～1368）。他是一位和尚，俗姓曹，號雪窗。他以畫蕙蘭為主，在江浙一帶風靡一時，有“戶戶雪窗蘭”的說法。在他以後，畫蘭名家頗多，比較著名的有明代的文徵明（1470～1559）、清代的石濤（1642— 1718）、鄭燮（1693～1765）以及清末民國初年的吳昌碩（ 1844～ 1927）等。據清初出版的《芥子園畫傳》，收錄的蘭畫達35幅之多。而據《支那南畫大成》所錄，今天保存在世界各國博物館的蘭花畫卷至少有明代11位畫家的33 幅和清代32位畫家的101幅。這在世界上是獨一無二的，也是和中國的傳統文化素養分不開的。中國人喜歡素淡、雅緻、清幽、潔淨的風格，推崇忠貞、廉潔、質樸、堅韌的情操，而中國蘭正是這種風格與情操的完美結合，令人清心，令人舒懷。人們欣賞蘭花不僅僅限於花，而且涉及香氣、姿態、葉藝、盆架等方面。有人說，庭院一盆蘭蕙，可以襯托出主人的身份和情趣。這恐怕也未必是誇大其詞。誠然，中國人對蘭花的欣賞已遠遠超出蘭花的本身，而是和文學、藝術、道德、情操結合在一起，成為中華民族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這就是蘭花文化！今天，人們將蘭花文化追溯到孔子的時代，也正是基於這個原因。我們從科學上、史學上澄清中國古代蘭花文化的史實，但也贊成不受這個史實的束縛，將蘭花文化和唐代以前的蘭（香草）文化融為一體，匯入源遠流長的中華民族文化巨流，讓炎黃子孫分享和發揚這一燦爛的民族文化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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