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意外袭来的冠状肺炎疫情，让普通人对“宿主”这个本来很专业的生物学词语也耳熟能详起来。
按照跟严谨细致的学科分类，“宿主”这个词从医学的寄生虫学而来。而寄生虫学则是一门专门研究寄生虫（如蛔虫、绦虫等）的特性和相关疾病的学科。
当两种生物共同生活时，其中一方受益，另一方受害，受害者提供营养物质和居住场所给受益者，这种关系称为“寄生”。受益者称为寄生物（parasite），受害者称为宿主（host）。
可能自1859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发表开始，作为生物学概念的“宿主”开始确立。在此之后，作为史学概念的“宿主”借用了这个寄生的概念，用在社会史学中特定人物和人群的指代关系中。
按照顾颉刚先生“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史学思想，“我们及时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确切状况，但是至少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因此，也可以说，时代愈后，我们愈能用现当代的语言，解读古代历史中的很多问题和现象。其中，关于“宿主”一词在古史总的运用，便是一个有意思的现象。
如，在谈及中国历史上的贵族与“贵族精神”时间，有历史学者提到一个观点：在两汉时期，儒家思想并非贵族精神赖以生存的唯一宿主。按照生物学的概念及其形成的大体时间，这显然是用今天的词汇，来解读一个历史时期的历史现象。贵族精神在此一现象中，是受益者，这是毫无疑义的，但作为“宿主”的儒家思想，是否是受害者呢？这可能要结合两汉时期贵族及其贵族精神的实际状况加以分析。
除了古代的贵族，还有一部分群体，也在历史和现实环境的演进中，扮演着或寄生或“宿主”的角色。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赵世瑜在《文本、文类、语境与历史重构》一文中，谈到了湖南宁乡中的地方大族，如何在“民变”和王朝异代之际的寄生表现：“我们关注的是崇祯十六年（1643年）张献忠所部进入宁乡一直到三藩之乱波及宁乡的事件，无论大规模‘民变’还是王朝异代这个传统史学的课题便都成为讨论中心。我们看到的是在这天崩地裂的时代，地方大族如何为了保住自己的田产，而将土地作为寺庙的香火田，又如何捐建寺庙作为香火庙，而成为这些地产的宿主，到平定下来之后，这些香火庙又如何转化为祠堂从而巩固这些田产。”
在这个历史现象中，看起来没有实际的受害者，但地方大族无疑是这个历史现象中最大的收益者。出于保护自己的资产，地方大族的这种行为看起来无可厚非，但如果没有寺庙作为他们的宿主，使得地方大族的利益得以借寺庙而寄生，那么，他们很可能和普通人一样，在“民变”或者王朝异代之中，变成无产者。地方大族和寺庙主持之间的共盟，使得中国历史上这一特殊的寄生和宿主现象得以形成。无疑，利益的最大化，让寺庙的主持默认自己成为宿主，而真正的老百姓，成为这场共盟中的受害者。
中国的历史如此，西方其实也并不例外。
英国当代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从中美经济共生角度提出的“中美国”概念（Chimerica），尽管强调淡化政治色彩而强调经济和金融色彩，但仍然具有很强烈的政治企图，这当然，也涉及中美的历史。早有历史学家指出，“中美国”概念分明指的是宿主和寄生虫的关系。中国是美国的新型殖民地，而美国，则是中国的新型宗主国。“而一些中国人不察，反而对‘’中美国’的‘夫妻’关系津津乐道，这无疑是对‘中国崛起说’或‘中国正在崛起说’的莫大讽刺。”（《李斯特经济学的历史地位、性质与重大现实意义》，2015年02月04日《学习与探索》贾根良）在这个“宿主”和寄生的关系中，谁是受害者，谁是受益者，不是一目了然的事吗？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刘文明在《“帝国”概念在西方和中国：历史渊源和当代争鸣》一文中谈到一个观点：尽管神圣罗马帝国灭亡了，但古代罗马帝国遗留下来的“帝国”理念并未在欧洲消失，它与基督教的普世主义相结合，又在欧洲新兴民族国家中找到了新的“宿主”， 这样，帝国观念在近代欧洲国家扩张过程中又“借尸还魂”了。看起来，欧洲新兴民族国家似乎并非受害者，但受益的无疑是这种新型的帝国观念，而真正的受害者呢，显然是那些受帝国观念影响的普通人。
如果说，作为史学概念的“宿主”形成，有着人为推动的因素，那么，作为生物学概念的“宿主”形成又是靠什么推动的呢？两种学科体系之间，一先一后，概念的连通，似乎也有一个人的行为学上的因素，那就是，都由人的行为造成和驱动。历史的终归于历史，而生物学概念的“宿主”，或许才开始成熟。它让我们明白，利益驱动之下，寄生几乎无处不在。而永恒的受害者，正是那些不在敞开或者隐蔽利益链条之间的普通人，如你，如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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