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历经元明清三代，充斥着京师的大气，是无数人心心向往和追逐梦想的帝国中心之地。同时，近代北京从帝都转为故都，充满了变革和延续的二重变奏，是新旧文化融合的交织地带。老北京土著、外来人口和洋市民，共同构成了北京城市发展的交响曲。民国北京的风月，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生活转型的缩影。
帝都巍峨
事实上，无论是方位格局、城市规模还是发展状貌，近代北京都是一个典型的变革城市，传统的撕裂与新潮的涌动双轨并行。由于与西方文明直接交汇时间较早，近代工商业、交通、新文化等要素的发展极为迅速，并在京师时代积淀的物质文化基础上，衍生出极富北京韵味的城市生活。众多新消费空间的兴起以及与之匹配的消费行为不仅是城市阶层分化的外在表现，更参与了各阶层对自身社会等级与社会身份的构建与塑造。传统中国的等级秩序呈现在城市的布局之中，内城外城、满城民居、市井文化是京味形成的必要条件。
古都再造，万象更新。新社会要素带来变迁的表现，集中体现在市民的文化价值观念与风俗时尚的重新建立。当然，不可极端地认为市井日常的变革是一瞬间的，实际上在传统总是那么顽固与难以更改，“吃肉吃素”与婚丧嫁娶，不会因所谓“冲击”就立刻“反应”。孕育和延续于基层社会土壤的种种习性，时常在变动时代展现出难以想象的纠缠与韧性。
民国北京
作为典型的消费型城市，北京近代工商经济的发展为城市文化环境的更新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市民阶层不断壮大，女性地位上升，农业社会中的一整套价值观念向工业社会的文化价值观念转化。老北京人闲，老北京人也逸。不急不躁，享受生活。在这种生活观念的引导下，北京的民间文化和习俗形式非常发达。普通民众既是一个民俗的观察者、参与者，也可以是书写者。到了清末，前门外劝业场一派昌盛：“华洋饮馔任人餐，到此随意有两般。最好三层楼下坐，挂窗酌茗看西山”，热闹非凡。
都市商业的发展带动了市民文化的繁兴，到了民国俗文化的逐步升级。京味的繁荣是一种市井气，在“京兆亿民”的衣食住行中得以绽放。实际上，市井生活与城市聚落的发展相伴而行。清代雍正十一年，“东华门、西华门外所开酒铺甚多”，晚清北京商业街区不断扩展，方便了附近居民购买。大栅栏一带“画楼林立望重重，金碧辉煌瑞气浓。箫管歇余人静后，满街齐向自鸣钟”。其中，“东安门、西安门内密支布伞，或作茶社，或作书场，人民拥集，道路壅塞”。
人力车夫
喝豆汁儿，就咸菜儿，琉璃喇叭大沙雁儿。杨米人在《都门竹枝词》其中又说：“煤炉别样号花盆，老米充肠火易温”。恽毓鼎也感慨京师乃是：点缀两边好风景，绿杨垂柳马缨花。1929年，北平民社出版的《北平指南》中写道：“前外大街迤西，至新华街，地势繁盛，商店八埠并列”。鲁迅在北京任职时，走街串巷，是“琉璃厂”、“小市”、“逛厂甸”等地的常客。
东兴楼的砂锅熊掌、清蒸小鸡、酱爆鸡丁、油爆虾仁、炒生鸡片、砂锅鱼翅、红油海参等都是上档次的宫廷菜。胡适在北大之时，经常去周围的马神庙、汉华园、沙滩等几处小饭馆，喜欢吃熘肝尖、炒腰花、干炸小丸子、酸辣汤、炒豆腐脑、炒鸭肠、葱爆鸭心、翡翠羹等家常菜，有时也会喝上二两老白干。
八大胡同
北京内城南面的正阳门、崇文门和宣武门（合称前三门），俗称前门大街地处，地处内外城的衔接地带，位置优越，人口密度大，故而店铺集中，汇集了多家老字号，形成了北京重要的前三门商业区。既有流动性摊商，也有一些固定商铺、饭庄。清末民初，南城一带汽车出租公司、化妆品公司、绸缎店、百货店、茶馆、饭庄等商业工厂，不断建立。通州铺面都上了五颜六色的漆，有的甚至涂金，悬挂着很长的招牌来吸引顾客。
琳琅满目的商品中，有的是来自南方各省的茶叶、纺织品和瓷器，有的是来自鞑靼区的皮货。1876年3月2日《申报》如此报道：京师前门外廊房头条胡同比户鳞栉，皆系灯铺、画铺，共约五六十家。张集馨在《道咸以来朝野杂记》云：“戏园，当年内城禁止，惟正阳门外最盛”。各省会馆里设置戏台并盛演堂会戏，这是内城里面没有的戏俗。而这种习俗的产生，应该与朝廷限制官员赴戏园看戏享乐有直接关系。
燕京岁时记
清人震钧说，北京的主要商业区多达十余处，所谓“京师百货所聚，唯正阳街、地安门街、东西安门外、东西四牌楼、东西单牌楼、暨外城之菜市、花市。”这些大商业区大多分布在北京内城。尽管清廷的旗民分城居住制度，将汉官及商民人等尽徙南城居住，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十一月，又以“城内开设店座，宵小匪徒易于藏匿”为由，下令将五十九座店铺迁移城外，却并未影响内城的这几大商业区的发展。朝廷政策的支持也促进了市井和商业文明的演进，正阳门外，以酱羊肉闻名的月盛斋：
铺在户部街，左右皆官署，此斋独立于中者数十年，竞不以公用征收之，当时官厅犹重民权也。
民间花会有耍狮子、踩高跷、小车会、旱船等，技艺中有耍中幡、拉洋片、双簧等。娱乐和消费不断升级，梅兰芳在《舞台生活四十年》记道：“在省的会馆中规模大的有戏台，规模最大的如虎坊桥的湖广会馆，三面有楼，和大栅栏的广德楼差不多。小一些的如越中先贤祠、江西会馆、全蜀会馆”。
城墙根下
广和居是晚清“京师八大居”之一，位于宣武门外菜市口附近的北半截胡同。《旧京琐记》载：“张文襄（张之洞）在京提倡最力，其著名者为蒸山药。曰潘鱼者，出自潘炳年；曰曾鱼者，创自曾侯（曾国藩）；曰吴鱼片，始自吴润生”。张集馨在《道咸以来朝野杂记》中提到了广和居的热闹：
广和居在北半截胡同路东，历史最悠久，盖自道光中即有此馆，专为宣南士大夫设也。其肴品以南炒腰花、江豆腐、潘氏清蒸鱼、四川辣鱼粉皮、清蒸干贝等，脍炙众口。故其地虽湫隘，屋宇甚低，而食客趋之若鹜焉。
清代士人夏闰枝在《广和居感旧》诗注中云：广和居，市侩热客所不至，惟文人乐就之，朝贵耽风雅者，亦时莅之”。可见，广和居主要是宣南士宦官的饮酌聚食之所，内城权贵不大涉足。宣南士宦喜酌广和居，原因有二：一则这里饭食精洁，且“肴皆南味”，极合大批南方士宦的口味；二则这里远避尘嚣，士人争赴，颇具风雅之趣，实际成了一处宣南士大夫聚会觞咏的交际场所。
这是旧京风月。
民国北京公园
帝京内城的商业中心以西单为代表，根据1934年的统计，西单地区共有铺商157家，摊商280余家。清末，西单地区已经聚集起一批流动性小商贩，经营范围包括日用品、小吃店以及一些戏园。民国初年，北京政府的许多机构都设立在西单附近，周边还有一些教育机构，由此带动了周边地区店铺、摊商的兴起。随后，西单商场建立，一批洋行也纷纷进驻，各种商店不断增加，包括三友实业社、真光照相馆、长安大戏院、新新大戏院等，使西单商业地带“较诸前门外大街、大栅栏、观音寺，渐有起色”。市井组织与民间社团也快速发育，如钱会、蜜供会、饽饽会、月饼会、棺材会、老人会、带子会、窝窝头会、惜字会，涉及到民众生活的各个方面。即使是传统的剃头匠，技能愈发与时代贴近，大概有十六种技能，除了梳发、剃头、刮脸，还包括掏耳、清眼、染发、按摩、正骨等等。
据王京传研究，由于民国时期北京流动人口急剧增长，1920年，北京市旅馆业从业人员就达到3000多人。1940 年，北京市旅馆业规模达到454家，其中西式旅馆、中西式旅馆75家。到1947年增加到781家，其中豪华饭店39家。西式旅馆主要有东长安街的北京饭店（法国）、三星饭店（西班牙）、宝珠饭店（德国），中御河桥边路东的六国饭店（希腊），崇文门大街的德国饭店（德国），东单牌楼附近的华东旅馆、日本旅馆等；中西式旅馆有1912 年东长安街的长安春饭店、1918 年香厂路的东方饭店、1920 年翠微山麓的西山饭店、1922 年东长安街的中央饭店、1925年西珠市口的中国饭店、1926 年东交民巷的华安饭店、1930 年东交民巷的利通饭店、1936 年西城的状元府饭店。除此之外，还有等级不一的旧式旅馆、公寓和招待所。
繁华的胡同街巷
著名文献《京师坊巷志稿》记载：光绪十一年（1885）北京内外城十二地区共有水井1245眼，平均每平方公里约5．4眼。而玉泉山的水本是皇家专用，到了民国就人人可汲了。一些商家宣传，西直门明代称和义门，是运水通道，西直门的城门洞上面刻着水的波纹。庙会活动也激发了京味的独特意蕴。《燕京杂记》记载：“三月二十八，燕京祭岳庙，民间集众为香会”。
民国时期，历史学家和民俗学家顾颉刚的调查，北京人春游朝顶走会，是京郊规模盛大的献艺酬神活动。每年春季，京郊金顶妙峰山、丫髻山等地相继举办祭祀碧霞元君的朝圣庙会。届时，京城至名胜百余里途中，成千上万的香客络绎不绝。朝圣的各种民间香会中，有许多杂技歌舞花会,如：鞍子巷的开路飞叉、罗家园的五虎少林棍、白纸坊的大鼓、官庄的秧歌、缸瓦市的杠子、排子胡同的双石头、“五城弟子”的清音、方砖厂的狮子等等。这些献艺的香会沿途边走边演,鼓乐齐鸣,数十万春游的香客民众竞相观赏。朝顶走会成为近代京城最重要的民间花会之一。
热闹非凡
清末民国北京的街市，“有下庙之拨浪鼓声、卖瓜子解闷声、卖江米白酒击冰盏声、卖桂花头油摇唤娇娘声、卖合菜细粉声，与爆竹之声，相为上下，良可听也”。胡同、商铺与摊贩之间，共同为身居北京之人提供了周到的服务。东华门夜市上聚集了凉粉、扒糕、莲子粥、酸梅汤、红果酪、杏仁豆腐、烤肉串、烤龙虾、烤鱿鱼、炸蚂蚱、炸蝎子、炸蚕蛹等等小吃，安全卫生。护国寺小吃店经营的从庙会中的“碰头食”传下来的北京小吃，经过改良变得精细起来，没了过去的“个儿大、经吃、一个就饱”的粗糙，墩儿饽饽、枣卷果都小巧可爱；姜汁儿排叉、糖耳朵可谓是百般玲珑。
锦芳小吃是从民国创始的小吃店，有麻团、杏仁茶、艾窝窝、奶油炸糕、炒疙瘩等等，以元宵最为有名，有山楂、青梅、桂花、豆沙、什锦、奶油、椰蓉等十几种馅儿。九门小吃是在过去的几家著名老字号的倡议下，由北京小吃协会出面组织的。里面的老字号有很多，比如年糕杨、奶酪魏、小肠陈、爆肚冯、瑞宾楼褡裢火烧、李记白水羊头、月盛斋等。
古塔古色
反映民众日常生活的《燕京岁时记》记载：清代的四大“冰食”佳品，一是酸梅汤，二是西瓜汁，三是杏仁豆腐，四是什锦盘。在《红楼梦》中，记载有玫瑰露、木樨露、酸梅汤和凉茶等众多冰食。而清末民国以来，老百姓家在三伏天最盛行自制绿豆汤、莲子汤及用中草药熬制的暑汤，以避暑防热健身。清代最大的冰食市场是什刹海，什刹海会贤堂的“什锦冰盘”，远近闻名。所谓“冰胡儿”就是：京师暑伏以后，则寒贱之子担冰吆卖，曰冰核儿，胡者核也。
清代乾隆年间，诗人杨米人所著《都门竹枝词》记载说：“铜碗声声街里唤，一瓯冰水和梅汤”。老北京售卖酸梅汤的店铺伙计和小贩们掂打着“冰盏儿”——两个小铜碗，一上一下发出清脆的叮当声，并吆喝着：“又解渴，又带凉，又加玫瑰又加糖，不信您就闹碗儿尝——一个大子一大碗儿勒！”孩子们听到门外这个响声，便向家长要几分钱，飞跑到大门外，去买自己喜欢的酸梅汤了。
北京俯瞰
不仅如此，小孩子对于新事物的好奇，超出了传统市井的范围，面对拉洋片（西洋镜）的魅力，北京街巷的小孩子们：
围着一个大箱子，箱子的一边有几个小洞，供眼睛凑上去看。花二分钱，或用喝剩的药水瓶替钱，就可以看十个之内的图片了。
传统行当充斥于市井生活之中，老北京的一些药铺在炎热的夏天，供应“暑汤”和藿香正气丸等小药包。杂技摊场开办于护国寺、土地庙、厂甸海王村等地。上个世纪30年代中叶，护国寺、土地庙、海王村三地共开辟杂技摊场约30余处。京师武术文化发达，民国年间北京地区俗称练把式。各类庙会均有练武的专场。当时，练大刀、拉硬弓的张宝忠、练拳脚的白光汉均名扬武坛。练花剑的女将栾秀云更是蜚声京城。
四合院
庙会也促进了市井气的发展。京城具有商贸功能的庙会大体有四类。其一，地处城市要衢的隆福寺、护国寺和白塔寺，其商摊以销售日用百货为主；其二，地处城乡结合部的土地庙、花市火神庙，其商摊以销售农副产品为特色；其三，厂甸年节文化庙会，其商摊以经营古玩书画为特色；其四，东岳庙等日常香火庙会，以宗教祈祷为主，附设少量饮食、杂货商摊。庙会里主要是刀剪针线、栊子、篦子、鞋面、纸花等妇女用品摊,，还有刀、勺、笼屉、铁锅的山货摊、儿童玩具摊、食品摊、书场、相声场、杂技场，五花八门，热闹非凡。市井文化到了清朝中晚期发展到了巅峰，也极大丰富了当时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也让他们在压迫中得到些许心灵乐园。
实际上，北京地区寺庙众多，但主要是承担物品流通的功能，传统中国人的生活思维是务实的，“无事不登三宝殿”，注重现实人生，不太看重对于未来的期许，没有特定的信仰，因此各类寺院都有发展的空间。宗教寺院的香火强度和庙市开市的时间往往重合，老百姓“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有时信，有时不信，有事就信，无事则不信，其实是一种接近真实的民俗观念和京味特色，这种民众思维模式延续到了今天，每年高考等季，一些寺庙仍旧是人声鼎沸。
庙会熙攘
各个阶层在市井之中谋生与生活，小手工业者、小商贩、小职员以及主要以体力谋生的洋车夫、搬运工、街头艺人、匠人、佣人等，即旧社会所谓“引车卖浆之徒”。尽管民国不少文人看不上此类“下里巴人”和氛围和“乡巴佬”的文化，但是底层文化确确实实构成了京味的日常——所谓崇雅的知识阶层毕竟还是失策了。也就是说，无论是过去还是当代，把庙会当做一种“日子”来进行赞美的知识精英，也是希望在民俗那里解救自己的心灵迷失。同时，身处市井融入生活，面对不可避免的曲折，这也是一种精神上的慰藉。
这就是新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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