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日本侵略者在中国采取“以华制华”的政策，收编和培植了大量伪军为他们服务。在这些伪军中，有许多人并不想死心塌地跟着他们，更不想为他们卖命，所以伪军队伍很不稳定，常常有起义反正的事件发生。
刘公岛汪伪海军起义
1940年，汪伪海军部在刘公岛设立威海卫要港司令部，同时在岛内还设立了“华北威海卫海军学校”（俗称练兵营）、日本海军辅导部等。辅导部的主要人员均为日本人，他们除对伪军进行练兵辅导外，实际上控制着威海卫港的军政大权。
在练兵营里，日本人对新学员们要求苛刻，新学员们只要有一点毛病，就会被骂挨打。而当时的练兵营卫兵队队长郑道济和教练班长毕昆山则对新学员们非常关爱，能和学员们打成一片。
当时，学员们的生活很苦，他们每顿饭基本上都是黑馒头、窝窝头、咸菜和菜汤。就这样的饭还吃不饱。而岛上的日本人和伪军官们吃的是白馒头和大米，他们根本不管学员们的温饱。同时，他们对学员们还实行法西斯式管理，这激起了伪海军士兵们的强烈不满。
从1944年7月起，卫兵队队长郑道济和教练班长毕昆山、连城、李仁德、刘国璋等人就密商起义，经过一段时间的秘密准备，他们把起义日期定在1944年11月5日。这一天是星期日，按照规定，岛上的官兵可以出岛游玩，岛上防备松懈。连城和毕昆山在码头上通过暗中观察，日军和伪军官离岛到威海卫城里游玩的人数有二十几人。
下午1时半左右，郑道济等人到练兵营召集学员们讲话，他说，现在，各地抗日武装正在组织反攻。大家都受够了日本人的压迫，也受够了伪军官的欺负，因此我决定，我们要拿起武器反抗，为我们的父老兄弟报仇，杀出刘公岛！紧接着，郑道济将起义人员分成三个突击队，分头行动。很快，岛上所有的日军和伪军全部被消灭，控制了全岛。
为了对付即将从威海卫回来的日伪军官，郑道济等人进行了周密的布置，连城带人埋伏在栈桥附近，用两挺轻机枪瞄准栈桥。下午五时半左右，从威海卫开回来的交通艇“日生利”号靠岸，艇上的7名日军和十几名伪军官下艇后依次走上栈桥，这时，十几名起义士兵跟随其后。当走在前面的日军快到栈桥末端时，连城突然开枪，发出了动手信号，跟在日军和伪军官后面的起义士兵们纷纷举枪射击，顿时，日军和伪军官一个个倒地身亡，没有被打死的日军和伪军官企图逃跑，也被埋伏在栈桥附近的起义士兵开枪打死。
起义部队共击毙日军17人，伪军近20人，岛上的日伪军被全歼，起义人员无一伤亡，并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和几只船舰。
当天晚上，起义部队600余人带着战利品分乘“同春”号、“日生利”号等舰只，离开刘公岛，驶向八路军控制的牟平县。第二天清晨，起义部队在双岛港西海岸弃船登陆。
日军得到刘公岛起义消息后，就从青岛派飞机寻找起义部队的踪迹轰炸。日机在牟平酒馆附近发现起义部队后，就胡乱扔下几颗炸弹飞走了，起义部队及时躲避，没造成人员伤亡。
郑道济率部起义之初，并没有明显的投奔目标。当八路军东海军分区获得他们起义的消息后，立即派人到起义队伍中做争取工作。经过一番争取，郑道济等人同意参加八路军。八路军东海军分区敌工股长辛冠吾接见了起义部队代表连城。辛冠吾说：“你们在刘公岛杀掉了鬼子和汉奸，出来抗日，干得好啊！我们非常敬佩你们这种英勇行动。”
刘公岛汪伪海军起义的消息，很快传遍国内外。延安新华社播发了题为“刘公岛伪海军六百人反正”的消息。美国旧金山电台也转发了这一消息。这些报道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几天后，驻守在龙须岛的伪海军60多名官兵也举行了起义。
1944年11月22日，东海军分区把起义部队编为“山东胶东军区海军支队”，郑道济为支队长，下辖4个中队，毕昆山和连城都被任命为中队长。这是八路军的第一支海军部队，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支海军部队。
“海军支队”成立后，胶东军区对其进行了整编，在每个中队中配备了政治指导员，《林海雪原》的作者曲波，就是第四中队的指导员。著名的战斗英雄杨子荣则是第三中队的一名班长。同时，胶东军区还从各主力团抽调100余名有作战经验的党员战士，充实到“海军支队”，作为政治骨干和战斗骨干。
解放战争开始后，“海军支队”分批开赴东北前线参战，《林海雪原》中几位传奇式的英雄人物，就是以这支部队的一个小分队为原型塑造的。
解放战争后期，“海军支队”的部分官兵回到山东成立了“山东胶东军区海军教导队”，人民海军成立后，这个教导队和分散在各部队的原刘公岛起义人员陆续调到海军，被分配到舰上或领导机关工作，为建设人民海军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通州伪保安队起义
1935年5月，冀东被划为非军事区。河北省主席于学忠抽调了第五十一军的张庆余、张砚田两位团长和部分营连军官，从河北各县新征兵一万多人，组成了河北特警第一总队和第二总队，驻扎在通县、香河一带。9月，时任河北省“蓟密区”兼“滦榆区”行政督察专员的殷汝耕将这两个总队改名为冀东保安队。
1935年11月25日，殷汝耕在日本人的指使下，在通州专员公署宣布脱离国民党中央政权，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自任“委员长”，12月25日后改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仍自任“主席”，并宣布非军事区所属的22个县为“自治政府”管辖的范围。
说是“自治政府”，实际上是日本扶持下的汉奸傀儡政权。当然，殷汝耕手下的保安队也都变成了汉奸保安队。保安队的人听说自己变成了伪军，都非常不满。
l937年7月7日，日军对北平卢沟桥发动进攻，中国守军第29军奋起抵抗，卢沟桥事变爆发。7月27日凌晨三时许，日军向驻守在通州附近的29军143师的一个营突然发动进攻，这个营的官兵奋力反击，杀伤日军一百多人后向后撤退。埋伏在通州旧城南门外的伪军保安队，并没有执行日军下达的截击命令，而是用对空鸣枪的办法，放走了29军部队。同时，在双方激战中保安队也没有给日军任何支援。狡猾的日本特务机关长细木繁对保安队产生了怀疑。
27日上午9时左右，日军实施报复行动，派12架飞机狂轰滥炸旧城南门外保安队营地，致使保安队10余人伤亡。保安队广大官兵非常气愤，保安队第一总队队长张庆余立即把第二总队队长张砚田及教导总队沈维干找来密谈：“城南的战斗和日机轰炸教导总队营地，已经激起保安队官兵的义愤，我们怎么办？”沈维干说：“不是鱼死就是网破。依我看，现在就可以动手。”张砚田有些顾虑：“我们的行动已经暴露了，日本人已有了准备，动手以后再同29军接应不上，全军就要覆没。”张庆余说：“先观察一下日本人的动态再定，你们看怎样？”他俩表示同意。
28日下午，张庆余在“自强社”门口遇上了日特首领细木繁，两人为放走29军部队的事发生了争执，各不相让，最后经人劝解，两人才不欢而散。事后，张庆余、张砚田和沈维干秘密集合，认为事已危急，不能坐以待毙，应该尽快采取行动。于是，决定28日夜12时举行保安队武装起义。起义指挥机关设在县城北关，规定以午夜进攻日军兵营的枪声为起义信号，分头行动。
28日深夜，保安队兵分两路，一路由张庆余率领，攻打驻扎在西仓的日军守备队和特务机关。日军在西仓囤积了大量武器弹药，一时攻不进去。后来，义军抱起汽油桶冲向敌人，利用爆炸产生的烟雾，才冲进了日军营地，全歼日寇300余人。
另一路军队在张砚田带领下攻打冀东伪政府，起义军很快就占领了伪政府。殷汝耕听到枪声，连忙呼唤卫兵，但无人答应，慌乱中，他便藏身柜顶。起义部队官兵冲进他的卧室，却不见人。官兵们通过仔细寻找，最后才在柜顶上发现了他，几个士兵将他拽了下来，押解到北关吕祖祠指挥部监禁起来。
这次起义共歼灭日军及日特500余人。日特首领细木繁大佐、第一总队日本顾问渡边少佐、教育厅顾问竹腾茂、宪兵队长何田、通县顾问申茂及冀东银行行长等均被击毙。同时，还捣毁日伪组织各机关，烧毁了日军守备队火药库。
当夜，驻顺义保安队苏连章团根据张庆余的指示，也举行了起义，歼灭日军二百余人，于29日上午10时开进通县，与通州起义队伍会合。
29日中午，日军派飞机20余架轮番对通州城轰炸，起义部队伤亡很大。张庆余见形势危急，当即下令三千多起义部队分成两路向西转移与29军会合。但28日深夜，29军已撤离北平。当起义部队行至北平安定门与德胜门之间时，突然遭到日军截击，押解殷汝耕的士兵被日军冲散，殷汝耕乘机脱逃，被日军劫走。
随后，当地日军又截击起义部队，保安队教导总队长沈维干、区队长张会明在带队突围中相继牺牲。危难中，张庆余下令分头突围，经门头沟奔保定集合。
起义部队摆脱日军的围追后，途中又遭到国民党军孙殿英部的截击，并被孙部缴械，徒手步行到保定集合后，强烈请求孙殿英发还武器，决心赴前线为国杀敌。
通州保安队起义当时轰动全国，这不仅给日本侵略者当头一棒，还宣告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彻底垮台。事后，殷汝耕被迫“引咎辞职”。抗战胜利后，他因汉奸罪在南京被国民政府判处死刑。张庆余率部突围后，先后转战保定、洛阳、西安等地，后被委任为国民党军委会中将参议。1946年夏退役定居天津，直到病逝。
伪空军第三飞行队起义
1939年10月，伪满洲国空军第三飞行队成立，驻防在哈尔滨南郊王岗。全飞行队两个连共有156人，其中日本人及飞行员59人，伪军官兵97人。伪军官兵大多数是从农村骗来或强行抓来的青年，他们在飞行队吃不饱、穿不暖，还经常挨打挨骂，所以他们对日军的统治非常不满。
1940年春节，第二连士兵刘远泰，回双城探家，因妻子生孩子误了归期，在归途中投奔了活动在双城一带的一支叫“庄稼人”的山林队。此时，原哈尔滨地下党市委书记张瑞麟恰巧也来到山林队中活动。张瑞麟在此结识了刘远泰，并通过刘了解到了伪第三飞行队的情况。刘远泰曾向张表示：如果队伍能去接应，我可以动员几十个弟兄出来。
这年夏天，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第12支队活动到“三肇”地区，并取得首战肇州丰乐镇、智取肇源城等一系列重大胜利。张瑞麟很快与12支队取得联系，“庄稼人”山林队被收编为12支队独立大队。张瑞麟将所了解的伪第三飞行队的情况向12支队代理队长徐泽民作了介绍，并将刘远泰介绍给徐泽民。徐泽民当即决定，让刘远泰去哈尔滨进行联络，策动第三飞行队伪军哗变起义。
12月15日，刘远泰来到王岗五家车站，准备乘车去哈尔滨与伪满第三飞行队二连四班班长苏贵祥联系。正巧在这里碰见了来五家车站办事的苏贵祥。苏贵祥与刘远泰是知己和同乡。苏贵祥的哥哥在“九一八”事变后，被日军活活打死，所以他对日本人非常仇恨。当刘远泰告诉他自己是奉支队长徐泽民的命令来做策反工作时，苏当即表示接受。
苏贵祥回队后就开始活动。经过秘密串联，很快联络了二连的栾金城、杜云发、龙兴国，一连的唐天赐、王忠等9人，他们又串联了自己的好友和同乡，成为这次起义骨干，并对武器库等情况分头作了调查，准备工作进展非常顺利。
12月29日，刘远泰、苏贵祥等人按约定时间到哈尔滨火车站开会密商起义事宜。经讨论决定，利用新年日本人和大部分军官回哈尔滨休假的机会举事，日期定在1月4日。与会者决定，由苏贵祥任起义总指挥。苏贵祥认为，起义不可再拖，以免机密泄露，同时写了一封汇报信，派人送交十二支队。十二支队领导指示推迟起义日期，可是通信员还在路上，飞行队起义已经发动了。
1941年1月4日这天，王岗伪第三飞行队的日本军官大都返回市内度周末了，营区内只有2名单身日本军官和几名值日的伪军官。下午5时，龙兴国下令关闭营区大门和便门，断绝和外界联系，并派3名士兵严密监视警卫值班室。晚8时许，苏贵祥下令各小组开始行动，唐天赐、栾金城带3名士兵，迅速砸开武器库，取出机枪2挺、三八式步枪120支、子弹12箱。杜云发带2名士兵打开被服库，搬出军服、棉衣等物资。陈裕民从车库开出汽车，装上武器、弹药、军服待命。
晚9时，苏贵祥等5人迅速摸进一连值日军官室，将睡梦中的李德三等6名伪军官全部击毙。随后，他们又冲进士兵宿舍，对惊醒的士兵说：“穿上衣服，不许乱动！我们二连的士兵决定不再为日本人卖命了，决心哗变起义，希望一连的弟兄们能和我们一起行动。”一连士兵们听后表示愿意服从命令。
同时行动的王辅廷等5人冲进本部军士室，将里面的4人击毙。栾金城等5人冲进副官宿舍，将日本军官山浦、高本等人击毙。这次起义共击毙2名日本军官、9名伪军、打伤1人。
晚10时左右，84名起义士兵在卫兵室门前集合。苏贵祥对大家说：“我们要到抗日联军第十二支队那里去，希望大家都跟我们走。”说罢，他就下令行动，所有起义士兵都服从命令，表示愿意跟他走。
6日晨7时，起义大队开进肇东榆树林附近的郭字头井子村休息。下午，日军获得了起义部队的踪迹，并马上派1000多人的日伪军围追过来。苏贵祥立即率队伍进入一座地主大院，凭借着围墙掩护，打退了敌人数次进攻，消灭了不少敌人。不过，起义部队的伤亡也很大，苏贵祥、龙兴国、栾金城、柴会斌等人相继牺牲。战斗持续到下午5时半，起义士兵趁天黑开始突围。但敌人在作战地区和附近的肇州、昌五、四站等地撒下了大网，连日搜捕起义军，结果突围的士兵大部分被俘，只有少数几个人冲出重围。起义最后失败。
这次战斗共打死打伤日伪军300余人（其中打死32人），起义人员牺牲30人，45人被俘。
1月10日，日军将被捕人员押到哈尔滨，关押在日本宪兵队道里分队。关押期间，日军对起义人员严刑拷打和残酷虐待。对未被捕者，日本宪兵队和警察四处搜查。
1月24日，伪警察于滨江省安达县萨尔图抓捕到刘远泰（其叔叔家）。2月24日，于兰西县丁家油坊搜捕到徐泽民。之后，日军将被捕人员转押到哈尔滨日本宪兵队伪军第四宪兵团。
6月中旬，日军又将被捕人员押送到日满第四军管区军事法庭审判。7月中旬，军事法庭以“叛乱”罪判处刘远泰、史登云、高振山、唐天赐、谢俊冷、周祥春、陈裕民、金忠正、王辅廷、徐景泰10人死刑，枪杀于忠灵塔（现黑龙江省体育场跳伞塔处）下。剩余35人，分别被判无期、有期徒刑。
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抗日义士们的英名却永远铭记在中国人民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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